三 日本传统文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深受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经犀利地指出：美国的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共同维护了该国的民主制度，但是“按贡献对它们分等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即是指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法治传统。

著名的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谈到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时指出，“日本在其现代化进程中，自西方输入了许多文化内容，但这些舶来文化支离破碎，始终未能渗入到我们的体制中来”。“现代化并不是由于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而恰是由于依靠它才得以实现的。”“非正式的体制才是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原动力，它是在纯纯粹粹的日本文化中哺育出来的道地的日本因素。”

政治制度的发展深受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源自西方的选举制度在日本的发展同样由于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在探讨日本选举政治中的独特现象——政治家后援会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略做梳理。

首先，从生产和生活的历史传统来看，日本属于农耕文化圈，由此形成了集团主义文化。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的海岛国家，地理面积狭小，山脉纵横，耕地面积较少，土质总体来看并不肥沃。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列岛，日本开始形成作为文明社会之基础的农耕文化，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由于水稻栽培是以“在耕地共有和为保全耕地而需集体协作完成灌溉土木工程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共同体的集团生活”为前提的，在以集体劳作、相互协调的方式种植水稻的过程中，日本人以家族和家族之间的协调合作为纽带，形成了稳固的地域社会。农耕文化中村落的家族主义性质和共同财产的存在，决定了资源的利用、生产的管理、生活的互助都在统一安排下有组织地进行。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举动都可能会给全体居民带来麻烦，因此人们不能以个人的意志行事，而是要按照集团的意志协同行事。共同协作的行为准则成为集团至高无上的法令。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由此产生。

传统的集团主义强调集团行动的一致性。个人从属于集团，集团的意志决定个人的意志。因此，中根千枝曾经指出，在日本，“一名团体选手显然比一名个体更受人赞赏，集体精神比个人抱负更令人钦佩……正如日本一句俗话所说，‘出头的钉子要遭到敲’……合作精神、通情达理、体谅别人是最值得称颂的品德”。

其次，武士道的忠义、守礼、自我克制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在武士荣誉的准则中，封建道德中所强调的对上级的崇敬和忠诚被强化，忠诚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在日本，“孝”让位给“忠诚”。在武士道精神中，家族的利害与其成员的利益被联系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即使君主落败，也要追随君主共患难。

再次，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耻感文化。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以“耻”为基调的文化，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最后，娇宠文化。“娇宠”心理的原型是母子关系中的幼儿心理。随着幼儿在精神方面的发展，长到半岁以后便能察觉到自己和母亲是各自不同的存在，并感知母亲的存在对自己来说不可或缺。于是，幼儿就想要和母亲贴近，这便是“娇宠”。日本著名精神分析家土居健郎教授认为，日本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娇宠”的关系。与“义理与人情”、“内与外”相关联的“客气”是日本的人际关系中所特有的东西。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对于根据是否需要客气而区分的“内”与“外”持不同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此，一些学者认为，“日语中的‘内’主要指个人所属的集团……在日本，西方那样的自由观念很难扎根。独立于集团之外的个人自由很难确立，因此缺乏超越个人或不同集团之上的公共精神”。

以上部分简要回顾了西方选举政治的起源与发展，介绍了选举制度、选区划分及选举活动中的投票行动，指出候选人取向、政党取向、政策取向是解释选民投票态度的三个基本原因，并简要回顾了日本的传统文化。那么，在日本的政治发展中，源自西方的选举制度在日本的土壤中是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呢？下面，我们将从日本近代选举制度的确立与政治家后援会的起源入手，分析日本的选举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