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

黄颂杰

“万物皆变，无物常住”。历史的和现实生活的经验都能使我们体会到古代哲人的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意义。社会历史的长河并不是均速运动的，不同的时段，节奏的快慢，差距甚大。现代化犹如力大无比的动力机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走上了现代化的航道，就会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就行进在现代化的动力船上，在历史的长河中快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急剧变化。改革发展成了现代化时代和社会的主题词，时刻触动着我们的神经中枢。改革意味着要改变、革除既有的东西，以重新构建、塑造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因此，改革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究竟哪些东西必须改变，哪些东西需要重构。明辨变与不变的内涵和边界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面对学术期刊的改革，我们需要探究学术期刊变与不变的面相和边界。

一

学术期刊首先要随学术研究事业的变化而变化，但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则不会变。我国学术研究事业的载体主要是高校和科研机构，此外，还有各级政府部门和某些企业事业单位所设立的研究机构。与此相应，学术期刊几乎也都是由学校和研究机构所派生出来的。凡是做研究的，总是有话要说，要表达自己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上的观点、思想，要展现自己的研究结果，要与他人交流、讨论，等等。因而，学术研究，无论什么性质、归属于什么机构，总是会派生出各种不同类型和样式的刊物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好比有竹林就必定会生出竹笋。近年来，高校出现大量的以书代刊方式的各类专业性的学术“集刊”，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现有的学术期刊不能满足各门学科建设和各种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要求，而现有的期刊管理体制又不允许学术期刊“超生”，故所谓“学术集刊”都是有书号而无刊号的正式出版物。据有关专家调查统计，学术集刊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领域各个专业，至少有600种，总数近千种，约占我国文科学术期刊2800种的“三分之一”。学术集刊的蓬勃兴起充分说明学术期刊源于学术研究事业，是应学术研究的需要、作为学术事业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产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学术期刊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且数量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质量的提高程度，出现种种弊端和劣迹，以至于有人严厉批评说，期刊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这种情绪性的狠话固然能激起我们对提高期刊质量问题的重视，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没有击中期刊改革的要害。在期刊改革的讨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改革就是要淘汰掉一批低水平的期刊。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就是期刊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任何期刊，一旦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尤其在它不能适应它所从属依附的那项事业变化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除非自我革新，脱胎换骨，否则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期刊的淘汰与否是它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特别是能不能适应它所依附和承载的那个领域和事业的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期刊改革的主要目标。

学术期刊首先是随学术事业的载体如高校、科研机构的体制、任务、地位、经费的变化而变化的。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承担的任务和面临的问题，从外延讲是越来越广泛，从内涵讲是越来越深刻而复杂。这是因为我国实施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既密切相关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没有成功的先例或现成的模式，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涉及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更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我国学术研究的规模和经费之宏大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有研究就必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展示、交流、探究、积累、存储学术问题和成果，学术期刊无疑就是这样的平台。因此，一份学术期刊的形成产生或生存发展、它的宗旨目的、定位方向、它的性质规模等等一系列有关事项，都应取决于与这份期刊相关的学术研究的需要。这就是说，学术期刊是从学术研究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学术期刊的存废、兴衰，取决于该学术研究的需要和该学术圈内人士的意愿和能力、财力，大批学术集刊的诞生并持续不断发展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只要一份学术期刊遵纪守法、纳入宪法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对它所从属依附的学术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就毋须采取行政指令和手段来决定这份学术期刊的命运。

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当前改革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好政府权力与市场运作的关系。那么，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是否也都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呢？关于学术期刊是否走市场化产业化的路是学术期刊改革中的一个最重要而引发争议的问题。一般地说，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的组成部分，它是否实行市场化或产业化，就取决于它所从属的学术研究是否实行市场化或产业化。学术研究有不同的性质和类别，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各种学科之分，也有基础理论、应用实用或两者兼而有之之分，它们与市场和产业的关系有的紧密有的疏远、有的直接有的间接，并非一种类型一个模式。学术期刊与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关系问题，直接相关于它所从属所依附的学术研究事业与市场、产业的关系，二者应相匹配、相一致。

但现实的境况常常超乎思辨的推理，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运用已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世间事物之间的许多关系，不仅引发了工业、农业等产业领域中的革命，也强烈地冲击着教育、研究领域。例如，利用互联网进行教学已开始冲击高校的教学模式，“慕课”的出现仅二年多时间就风行全球，中国的顶级高校迅速参与其中。“慕课”打破了高校的围墙，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也为社会成员终身教育提供了机会，展现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慕课”背后的驱动力正是来自网络运营商。如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在各种企业、机构中使用各种“外包”（Outsourcing）服务，其背后也正是网络资本的力量在推动。可以说，互联网正在将一些传统上远离市场甚至与市场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行业逐步卷入市场。事实上，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社会传媒的方式，而这种新的传媒方式是与市场、产业直接而紧密关联的。学术期刊既会随着它所从属依附的学术事业的变化而与市场相关，也会随着传媒方式的变化而与市场相关。所以，学术期刊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学术期刊一旦踏上网络化道路，商业公司就等候着陪伴你前行。此时，学术期刊最重要的是既坚持自身的学术本性不变，又处理好学术与市场的关系。

二

学术期刊必须随社会传媒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学术期刊作为重要的学术传播和交流平台的本质和使命这一点则不变。传统的学术传播方式是以纸媒为主，辅以电视、广播，如今这种传播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从电脑到互联网的迅猛且强势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和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方式。电脑、手机、阅读器等电子产品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互联网的建构扩展，网络已成为重要的传媒手段。电子传媒方式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地取代传统的传媒方式。这意味着学术期刊正从纸质传播方式转变为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当前，从编辑出版的角度看，还是以纸质版为主，电子版为辅，因为电子版以纸质版为源、为依据，没有纸质版就没有电子版。但是，从传播阅读的数量的视角看，电子版可以说已经胜过、超过了纸质版。当然，由于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具有与其他文化娱乐所不同的特质，诸如它的科学性、稳定性、严肃性等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所不及的优越和方便之处。但随着电子技术越来越更新、改善，产品越来越众多而廉价，使用越来越便捷，电子版的覆盖面、受众面将越来越大。至于电子版是否会将纸质版完全取而代之，那要看电子技术将来发展到怎样的地步。

当前，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致力于提高充实期刊自身的学术内涵，并以纸质版形式编辑出版，而将数字化电子版的传播权交予网络传播公司。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按传统的传播方式，学术期刊基本上是通过邮局发行，编辑部把期刊的经营权实际上送给了邮政局，关注的只是期刊的发行量而非期刊传播方式的转换；其次是因为新的传播方式涉及一系列新的技术问题，而现有的编辑部成员大多缺乏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不得不把传播权交予网络营运商。新的网络传播方式将学术期刊的内容输送到世界各地，提高了学术论文在网络上的显示度，极大地拓展了期刊的传播面；另一方面，期刊编辑部通过互联网络获取大量的有关信息，有助于掌握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动态、学者的现状，借此捕捉学术研究热点和前沿信息，策划栏目，组稿约稿，等等。总之，新技术的运用给予了学术期刊的发展以新的生命力和推动力，数字化出版和互联网传播必将成为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领导方式以及期刊编辑部自身的建设、期刊运行和传播方式等等的改革，都要与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这个发展方向联系起来。放眼世界，数字化出版和网络化传播已在各国学术出版界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学术期刊的在线传播的新方式不断涌现。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大多数学术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在线传播很是落后，差距很大，只有极少数学术期刊（如《浙江大学学报》）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但是，学术期刊必定随着社会传媒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能像其他文化娱乐传媒那样，为迎合受众需要和口味而随时变更，它必须紧随学术研究事业的需要而进行调适，因为它作为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传播、交流和讨论的平台这个本质不能变。学术研究具有不同于文化娱乐、时政新闻和其他事业的特性和品格。譬如：求真求是，不依附权势；造福人类，造福社会，而不崇尚财富，不迷恋金钱。学术是实实在在的事业，决不能弄虚作假；学术是真真切切的工作，容不得忽悠欺骗。学术崇尚真实性，客观性。学术将独立、自由看作自身发展的前提。采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的传播方式是学术期刊改革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但决不能因此而忘记学术研究求真求是的本质特性，决不意味着改变学术期刊的本质和使命。国际上率先走上商业性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方式的学术期刊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

商业网络公司介入学术出版领域对学术研究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种在线出版和阅读平台的构建，汇集了庞大的学术资源、成果和信息的数据库，为研究者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服务。但是，商业公司的这种服务是市场性质的，它的目的是“利”，而且以追求最大最高的“利”为目标，按如何谋取自身的“利”来运作，它有它谋利的逻辑和规则。商业公司在捕捉猎物时会“让利”提供低廉的服务，一旦猎物得手且形成对它的依从甚至取得垄断态势之后，便会以你无法抗拒的力量获取自身利益，不惜牺牲学术事业。西方学术界对此已感焦虑不安：学术成果越来越受制于商业出版机构，大学图书馆越来越难以承受打包订购的学术期刊不断上涨的订阅费和维护费，无权利用大学图书馆资源的学者逐步被排除在学术圈之外，等等。学术期刊出版传播的数字化网络化的转型趋势不可改变，但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学术事业求真求是的本质和目标更不能改变，如何与商业网络公司的求利的本质和目标取得协调一致，互动共赢，当是学术期刊改革中的一大难点。

三

随着学术期刊的电子化数字化，学术期刊的编辑方式、流程也必然发生变化，但编辑和编辑部作为期刊的核心部分，其作用不变。编辑手段电子化、数字化已呈不可阻挡的强劲势头，利用网络进行评审、修改、编辑、校对、审核等流程必将逐步取代纸和笔。对于习惯用纸和笔的编辑而言，这将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更新的过程，这里不仅有一个新技术的学习和运用问题，更重要的是编辑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问题。传统的编辑方式基本上是封闭的，编辑部容易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或孤岛，电子化网络化的编辑方式必定会打破这种封闭和孤独状态。这是因为编辑方式和流程的电子化网络化拉近了编辑与作者、读者的距离，加速和方便了三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联系。学术期刊界举行研讨会时常有人提出，期刊要发挥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理想的口号而已。因为期刊要起学术的“引领”作用，期刊编辑部必须拥有掌控学术信息、问题和发展方向的指导能力，而这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条件的。在纸质版的时代条件下，受制于各种时空条件的局限，期刊难以实现其“引领”作用，而数字化网络化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为期刊的“引领”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网络时代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应该建成为学术研究领域中各类学术信息的枢纽中心、学术成果的荟萃窗口、学者群体的相聚沙龙、学术争鸣的交汇场所。在这种境况下，期刊的“引领”作用才能水到渠成。所以，数字化网络化不是降低而将是提高对学术期刊编辑部的要求。

当然，如上所述，学术期刊数字化网络化将使期刊的出版形式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甚至出现不经专业评审和编辑的论文上线方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学术期刊编辑部可以削弱甚至取消呢？笔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都必须有作者、编者、读者这三个群体的存在，三者不可缺一。无论出版形式怎么变化，这三个群体的存在不会变，尽管这三者的构成会有变化。学术期刊的作者当是学者，为期刊提供稿源，是办好期刊的基础；读者是期刊创办制作的依据，是期刊得以立足之地。作者和读者并不截然划分，而是相互重叠的。没有作者和读者这两个群体，期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编者群体即编辑部，是办刊的核心，期刊的制作者，期刊成败优劣的关键。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无论有怎样的出版方式，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编辑部。学术期刊数字化网络化无疑更方便了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的互动，便于发表不同意见和看法，因而有利于发展“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学术进步的驱动力，但学术上的不同看法不同于随意的即兴的想法、看法、愿望，学术期刊网络化不同于博客、微博、微信等等。学术上的真假是非是有严格的客观的科学的标准的，认知和价值虽然会有主观因素，但决非无标准无尺度无准则的恣意妄想。依笔者之见，那些无专业评审不经编辑的论文通过网络方式传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如前所述，数字化网络化出版实际上对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是要求编辑具有更高的学术鉴别能力，从众多不同看法中区分出与学术靠谱或不靠谱的边界。无论编辑方式有多大变化，提高编辑水平、加强编辑部建设则是不会变的。

关于编辑部建设包括许多方面，我认为首要的和基本的应是提高编辑部成员的素质、修养和水平。我赞同“编辑职业化”与“编辑学者化”的提法。这也是中国社科期刊界研讨会上经常出现的话语，只是没有深入讨论其具体内涵，也没有出现过为这两句话而发生激烈交锋的场面，但主编和责编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譬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主编就必须实现“由学者化向职业化的转变”，所谓“编辑学者化”只是指在“编辑学”这个专业领域内的“学者化”，要舍得割去其他专业的“研究情结”。但许多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在学术期刊界尤其是高校学报界，大多数主编和部分责编都是一面编刊物，一面搞自己的专业，其中主编更加如此，因为许多主编原本就是专业教师，难以“割舍”其教学科研。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要办好一份刊物必须要有一个职业化的编辑群体。对于专职编辑而言，职业化应该是第一位的，但也并不因此而就要割舍学者化，而学者化也并不只限于“编辑学”，而应包括其他专业。学术期刊无论怎么变怎么改，主编和责编都应该在职业化和学者化两方面不断提升自己。

广义地说，编辑也是学者，但作为编辑应具有不同于一般专业学者的特殊本领和能力。如出谋划策，即会出主意出点子，能设计栏目，凸现亮点；又如广泛涉猎，即涉足广泛的知识领域，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再如信息灵通，熟悉学术情报和发展动向；还如具有协调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等等。当然，编辑作为一种专业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上述只是稍作列举。笔者想强调的是，编辑具有的专业特长是一种实践智慧。所谓实践智慧是指一个人在实践活动中作出判断、抉择，应对事物、事件，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也是审察事物、感悟事理、洞穿真相的能力。这些能力与人的认知、学养、思辨、理论有关，但并不一样，它们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具有各种不同的实践智慧。编辑所需要的实践智慧有它的特殊性，如灵敏的学术文化嗅觉，特殊的判断能力、估价能力，形成对各种文本进行审察、估计、衡量的尺度和标准，即心中有杆“秤”。

编辑的职业化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这里只提出两点。一是献身精神。即为学术研究做好服务工作，为他人作品增添光彩，不与他人争名夺利；服务和奉献不是迎合恭维和媚俗，而是指向公正、美好、优良。二是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包括政治上和学术上，体现在稿件的评判录用以及编辑加工校勘等方面。对编校事务是否熟练，能否专心致志和高度负责，是衡量编辑的职业精神的重要标志。编辑的职业素养、能力、品质同样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且，在实践中编辑的专业和职业是不能分离的，两者是相互包容和重合的，编辑的职业化广义地说包括上述编辑特有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那么，除了具有作为编辑所特有的专业、职业素养和能力之外，编辑是否还需要某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呢？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主编，尤其要不断学习、研究和增进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水平，也就是努力使自己学者化。事实上，如果离开学科专业，上述编辑特有的能力和素养将会是非常有限的，更不可能持续地进步发展。试问，编辑如果缺乏学科专业的功底和一定的水平，如何形成自己的审查、评判、估价能力？又如何能出谋划策？即令奉献精神和责任心的发挥也要大打折扣。反之，编辑学者化，不断增强自己的专业水平，无疑会提高编辑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当然，在实践中，编辑的学者化和职业化在时间、精力方面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但这类矛盾只能通过调控和合理安排予以解决，而不应当用“割舍”“研究情结”和“学者化”的办法。“割舍”也许在短期内表面上有效，而从长远看、从根本上说，将导致编辑的专业水平不能与时俱进，也阻抑编辑职业素养和能力的进步，从而影响期刊的质量。因此，如果说“学者化”与“职业化”是一对矛盾的话，那么不应采取“割舍”一方的办法予以解决。因为这对矛盾的双方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即相互促进的关系。主编和编辑都应该是学者化和职业化的“双赢”，而不是“割舍”一方，从一方“转向”另一方。当然，“互动”和“双赢”都必须通过艰苦努力和不断调控、付出代价才能达到。在斗争哲学统治的年代，人们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一方“消灭”、“打倒”另一方的手段来解决矛盾，结果是加剧了矛盾；事实上，对待人类生存境况中的许多矛盾，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并非都是正确妥当的手段和方式，双方的“协调”、“互动”、“统一”、“和谐”等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四

学术期刊的改革也与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体系和模式息息相关，即学术期刊的改革受制于学术评价制度的变化。中国大陆的学术评价标准从理论上说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但在实践中，量化指标是易于操作的“硬杆”，定性是不易掌握的“软杆”，因而定量评价的分量往往超过了定性评价。在学术界，量化指标体系屡屡遭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然而，迄今，也许是由于找不到更为有效的替代办法，量化指标在学术评价中依然大行其道，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中国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在当前最凸显的问题之一便是陷入了以量化指标为标准的评估体系之中。一方面，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成为教师职称晋升（干部职务、职位提升）、学生获取学位、学者学术水平成果考核以及申请各种项目申报各种奖项的评判标准、依据。随着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这类需求日益旺盛，学术期刊在这方面的功能也越来越被强化，这种发展趋势大大抑制了学术期刊真正的学术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自身也被纳入由量化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之中。这种评价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期刊发文被转载的量或率，另一是期刊发文被引用的量或率。被转载和被引用成了许多学术期刊关注的焦点、追求的目标，以致对文章能否被引用和转载的预估成了文章是否发表的重要原因。今日的中国学术期刊被这两大类指标捆绑缠身，成为办刊人无法挣脱的生存处境。在学术期刊改革的大潮中，学术期刊是继续接受还是逐步摆脱这两类量化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呢？这就需要对这两类量化指标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解释。

为数不多的转载期刊各自按照自身的办刊宗旨、定位、视角，从众多学术期刊论文中选取精华，荟萃各种思想、观点、信息，在学术领域发挥独特的功能。转载期刊的文章是从原发期刊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它们的总体质量必定要高出一筹，否则就失去其存在价值了。所以，被转载的文章在客观上就具有了“优胜”的含义。但是，以转载量或率作为评判期刊质量的准绳，是有偏颇而缺乏公正性科学性的。因为像任何期刊一样，转载期刊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包括篇幅、定位和视角的限制，编辑能力水平的限制，等等。因此，转载期刊不可能穷尽学术期刊上的优秀论文，而被转载的论文也并不意味着每篇都必定比未被转载的同类论文优秀。而且，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章学科种类繁多，写作类型不同，而学术期刊和转载期刊都是各自独立根据自己的宗旨、定位和视角选取文章的，两者不可能完全相同，而这种不同并非优劣高低之分。譬如，有的转载期刊偏重于选用现实性、应用性强的文章，学术性强或纯学术性文章就在其视野之外；有的转载期刊侧重宏观的、综合性的文章，微观的、具体的论题往往被割舍；有的转载期刊青睐于题目、观点、用语新颖的文章，旁征博引、材料见长的文章就难于被选用，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转载期刊的评价功能是十分有限的。转载期刊并非学术评价中的裁判员。世界上没有哪一份转载期刊可以凌驾于所有学术期刊和学术界之上作为评价标准。

创建引文索引数据，即发表在一定范围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的引用量、引用率和影响因子，首先并且主要是供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工具。由于这些数据反映了学术论文被点击、阅读、引用的状况，对于衡量论文的效果和影响是一些重要的标志，所以也具有某种评价功能。但是，以引用量或率作为论文和期刊质量高低的标准也同样是有问题的。一般而言，引用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数据资料的引用，二是观点、思想的引用。不同学科或不同类型的论文引用情况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自然科学和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社会学等类文章对数据资料的引用比较多，相关期刊的引用量或率当然就高；相对而言，人文类或基础性、理论性强的文章，对资料数据的引用比较低。对观点和思想的引用则倾向于有新意有创见的，或者是有争议有不同观点的，甚至是有错误的。所以，引用与优秀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语词，不能简单随意地等同起来。引用一篇文章的资料数据或观点思想，并不意味着被引用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或优，至于对有争议、持不同观点乃至错误观点的批评性的引用，就更不能与被引文章的好或优连在一起。显然，引用一篇文章的资料数据或观点思想，并不意味着被引用的文章就一定是好。引用量或率的高低显示了文章的反响和影响，但不能简单地与文章的优劣画等号，不能简单地作为评判期刊质量的标准。

显然，改进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和机制是改善中国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和改革中国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而言，首先要纠正对转载数据和引用数据的评价功能的夸张和扭曲，改变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活动中对转载数据和引用数据的过度倚重。一切为达到转载和引用而采取的不正确的办法和手段必须坚决抵制并铲除。其次，学术期刊和转载期刊要保持一定距离，互不干扰，各自在平行的轨道上运行。转载期刊的生命力在于它能根据中国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规律，以特定的视角选取精华，从而获得读者的青睐，在学术研究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引用数据的发布机构要尽可能提高数据的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数据，以改进期刊质量或服务于学术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数据看作评判质量的标准、学术排名的依据。无论是制作转载数据还是引用数据，其基本的目的和功能都应该是服务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获取学术裁判权，充当评价主体。

五

根据上述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当前的生存处境的分析论述，笔者认为，中国学术期刊的改革主要涉及管理体制问题、数字化网络化等新技术的运用和转型问题、产业化市场化问题、编辑部自身建设问题。现就这些问题再简要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使它成为政府管理中的重要领域。学术和学术期刊必须要有管理，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管，采用怎样的方式管。当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仍是主流，学术领域中的权力化势头也在上升。然而，学术的真假、高低、优劣，学术上的评判、鉴定、辨识、论证是不能用权力来解决的。历史上用权力处理学术问题而留下骂名的事件不胜枚举。在行政化管理模式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在学者中也出现权力欲的滋生和扩展。凭借行政职务或学术职务来提升学术话语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对于学术发展而言这并不是值得称道的好事。与行政强势相对照的是学术共同体不强，甚至很弱，这对学术发展是很不利的。学术方面的问题，包括学术评判等等，学者、学术共同体应该最有发言权。培育、发展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应是当务之急。行政领导要为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创造条件，但不要把等级制等行政管理模式搬用到学术共同体。要引导学者把心思、精力集中于搞学术事业，抑制乃至清除权力欲、权力崇拜的滋生。学术管理中权力的使用要特别注意权力的范围、边界、限度以及权力运用的监管、制衡机制。因此，学术期刊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应是考虑如何逐步实施从行政管理向学术管理的转化。如上所述，学术期刊的本质或本性是学术，是依附于从属于学术研究事业，并为学术研究事业服务的，学术期刊应当以此作为改革的指向。第二，电子和网络技术所引发的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以及各行各业的变革或转型正方兴未艾。学术期刊的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是铁定了的发展方向，无疑是中国学术期刊改革中的重头大戏。学术期刊的各级领导和管理层，直至各家期刊编辑部，都应该设计和制订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的具体规划和时间表，并付诸实施。

2011年春，中国高校17家名刊学报联合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刊”，借助中国知网技术平台，正式出版了十种数字化专业学报，开启了中国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向数字化网络化和专业化转型的探索之路。三年多的风雨历程为高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技术转型积累了成绩和经验。这一创举坚定了高校文科学报走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转型之路，同时，也提出了实现技术转型之路中的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数字化专业刊还没有真正解决高校学报自身的改革发展。因为参与的学报仍然在按原有的方式编辑出版纸质版期刊，只是将原有的综合性编排改制为按专业性编排，而将数字化的技术工作交由中国知网解决，各学报编辑部自身并未解决技术转型，甚至连编辑方式、流程都没有实现转型，还停留在纸质版的样式之中。进一步说，即使各家学报编辑部实现了编辑流程的电子化网络化，由各家联合而成的专业刊编辑部是否有权或者有多大的权对各刊提供的论文进行筛选编辑？时至今日，专业刊论文的筛选权基本上还在各家学报编辑部，专业刊的联合编辑部难以行使大量的筛选。如今，参与专业刊的学报已达几十家，论文数量庞大，如何筛选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数字化的联合专业刊与各家学报究竟是何种关系？是逐步取代各家学报，还是二者共生共存？从目前境况看，数字化的联合专业刊不可能取代各家学报，因为前者来自后者，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而且，后者为各高校主办，不可被能随意取消。但是，拥有主办权的综合性的纸质版的学报，与主办权不明确的联合而成的数字化的专业刊，是难以长期共生共存的，也不可能是各家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数字化联合专业刊是在现有的综合性学报难以改变为专业性期刊、新的专业性期刊无法获取正式刊号的情况下由“民间”而非官方所做的尝试和探索，它显示了学术期刊改革的专业化和数字化网络化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每个学术期刊自身专业化和数字化网络化的改革与转型问题。

学术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的转型无疑能为学术界所肯定和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每个学术期刊而言，数字化网络化究竟要达到怎样的具体目标？最基本的要求是，每个期刊编辑部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网络平台，它既是编辑部整个工作流程操作运行的场所，也是编辑部与学者们（包括作者、读者等等）联络互动以及汇聚各种学术信息资源的基地。除此之外，是否要求每个编辑部建有独立的网站，传播自己的产品，并不断开发各种形式的在线传播？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好的，但实施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学术期刊各种形式数字化产品的传播必须规模化集约化，相关的网络公司都是汇聚了成千家产品，制成巨大的数据库打包给予客户（学校及各种机构）的，这是任何单打独斗的期刊都做不到的。看来，学术期刊编辑部的数字化电子产品只能交由专业网络公司，而商业性的网络公司当然按市场法则运行，这样，学术期刊新技术转型的后果之一便是被网络公司引进了市场。

第三，学术期刊一旦将传播权交与商业网络公司，就等于将学术产品的版权交给了市场。那么，学术期刊究竟是依然坚持自身的学术本性、学术身份，与学术事业保持一体，还是改变自己的本性和身份，“转企”而以市场为导向呢？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都有以市场为导向走市场化道路的先例，而且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与国际接轨”或以“国情特殊”为由作出某种结论，也不要以先入为主的成见为指针，而应对国际国内的成与败、利与弊的经验做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找出我们的路向。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学术研究和期刊与市场经济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事，它们各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能简单随意地搬用于学术研究和期刊。其次，必须充分研究学术期刊所从属、依附的学术研究事业与市场的关系，并依此确定学术期刊与市场的关系，决不搞“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因为学术期刊必须以传播学术、为学术事业服务为宗旨，它与市场的关系也必须服从而不是损害这一宗旨。再次，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期刊与它所从属、依附的学术研究事业、单位、机构、社团剥离开来，将原有的编辑部简单地“转企”走向市场。可以考虑将学术期刊的制作权与传播权作适度分离，即基本保持学术期刊原有的身份、地位、性质，在期刊的制作方面依然与学术事业一体，而期刊的传播则与网络公司合作。经历实践后，作进一步改革，改革的步伐以有利于学术研究为准。

最后，笔者想指出，学术期刊无论怎么改革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编辑部。身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全球走向现代化的时代，面临改革和转型的处境，人人都要学习提高，编辑决不能例外。学术期刊无论怎么改革变化，归根到底、落到实处的还是要提高学术质量。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内容为王”、“质量为命”是不会变的，这应当成为学术期刊编辑部在实施改革进程中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作者简介：黄颂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学报》（社科版）原主编。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