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有研究的一般性分析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是一个以多个主题面目出现的综合性研究，其相关主题包括“公共危机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等。下面先就国外研究现状进行简要阐释（见表1-1）。

一 国外的相关研究

表1-1 国外期刊网的相关检索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以自然灾害为首的各种公共危机状态就一直环绕在人类社会周围。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公共危机的种类和内容不断地增加，公共危机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公共危机的出现很早，但是针对公共危机的研究和危机管理理论出现得很晚。系统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和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和知识科学体系发展的产物。其最初的研究重点是自然灾害，随着公共危机内容的不断扩充，公共危机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二战”之后，受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格局的影响，大国关系和国家安全成为继自然灾害之后的第二个重点研究领域，欧美国家的民防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此外，私人企业的危机管理也开始出现，危机公关和处理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和反战、反核运动风起云涌，学术界也对此做出呼应，在环境保护、战争反思等方面出现很多有分量的著作。80年代，冷战格局的打破和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为人们思考全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界。两极格局的打破和“一超多强”局面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研究出现新思路、新成果。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在全球引起了风险社会研究的浪潮。90年代后，地区战争和冲突的不断升级、极端气候事件的频频发生、各种公共危机此起彼伏的出现，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凸显，引起人们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针对这些问题的新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形成一定高潮。这样，从早期的灾害研究开始，历经国家安全研究、环境保护研究、风险社会研究等内容，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开始成为一门显学。总的来讲，各种针对风险和危机的研究纷纷出现，但尚未汇合成一股洪流。具体地讲，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对公共危机管理过程进行的一般性研究，其代表性著作有赫曼的《国际危机》，阿金·伯恩的《危机管理政治学——压力之下的公共领导能力》，Dynes的《灾难中的组织行为》，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Jervis的《国际政治中的认知与错误认知》，格雷厄姆·阿利森的《决策的实质》等，他们均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二是风险社会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代表性著作有德国学者乌里希尔·贝克的《风险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斯科特·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和《风险、环境和现代化：走向一个新生态》以及彼得·泰勒-顾柏主编的《风险的社会扩大》《风险的社会视野》（上、下）、《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等书。三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的研究，其代表性著作有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和《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的警察与军队》，泰勒的《变局中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詹姆斯·R.施莱辛格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等。四是从全球秩序角度对现代社会暴力冲突的分析和研究，包括斯蒂芬·范·埃弗拉德的《战争的原因》，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理查德·克罗卡特的《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玛莎·芬尼莫尔的《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约翰·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等著作，他们对现代战争及国际冲突的现代性根源和国内政治经济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五是从批判和反思现代性角度对大屠杀的分析和研究，其中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格林的《大屠杀》，阿伦·哈斯的《大屠杀后遗症》等著作对大屠杀的现代性根源及制度成因做了深刻分析。六是以詹姆斯·C.斯科特德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诺姆·乔姆斯基德的《失败的国家》及《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德的《掠夺性政府》等著作为代表，针对由国家制造的公共危机的研究分析。七是关于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苏联学者弗道洛夫的《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等。八是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和分析，如英国学者格雷厄姆·特纳的《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的末路：housing bubbles，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等，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著述极其丰富。九是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包括诺姆·乔姆斯基的《恐怖主义文化》，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和《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等著作对恐怖主义作了深入分析。十是关于流行性疾病和现代技术导致的公共危机的研究，包括《瘟疫与人》《疾病的文化史》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针对饥荒的研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和《饥荒与贫困——论权力与剥夺》；一些专门针对暴力的研究，如齐泽克的《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阿马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乔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总的来讲，这些单项研究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方法上都对本书的选题和写作奠定了宽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视野。

二 国内的相关研究

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公共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晚，“9·11”事件之后，公共危机管理才引起了政府与学者的重视，一些研究课题相继出现。但直到2003年“非典”之后，公共危机研究和应急机制建设才步入正轨。国内公共危机研究分为两个体系：一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安全管理研究体系，主要侧重从科学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探讨对公共危机的应对，以实现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管理，根据夏宝成教授的描述，是我国自己采用的学科名称——在2004年中国工程院制订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会议上，将所有学科分为20个门类，其中公共安全列第9类。其研究内容包括六个方面：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防恐反恐、基础设施保护、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2]二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公共危机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侧重从制度建设、应急机制构建、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等方面解决公共危机。两个体系使用的名称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研究的问题是一致的。

2.国内研究分析

总的来讲，我国的公共危机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领域是对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荒政的研究和理论总结；另一个领域是对当代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当代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的制度构建和政策研究上。

首先，荒政是中国古代政治治理的一个重要构成，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因此，荒政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荒政历经秦汉时期的创始、隋唐宋明的发展，在清朝时期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荒政体系。对荒政的研究作为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始研究的一个分支，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在一定层面上显示出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历史研究方面的丰富成果。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邓云特的《中国灾荒史》，孙绍骋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卜风贤的《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陈桦、刘宗志的《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李文海、夏明方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等等。此外还有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历史的分期研究，其代表作有法国学者魏丕信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美国学者戴维·艾伦·佩兹的《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和国家建设》等。这些著作对于理解中国现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的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代中国对公共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构建和对策政策研究等方面。以2001年SARS危机为拐点，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逐渐走向高潮，并很快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见表1-2）。

表1-2 中国期刊网的相关检索

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当前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政策导向，缺少应有的独立性。根据表1-2数据统计可以看出，一方面，受学科划分和国家政策导向，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自然科学的公共安全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应急管理研究；另一方面，就公共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和公共危机治理三项做比较，应急管理研究占绝对优势，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和治理研究则比较少，尤其是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研究数量更为稀少，这表明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政策导向，缺少应有的独立性。二是就研究的内容而言，国内研究普遍侧重危机的对策和应对机制的研究，缺乏对公共危机是什么以及如何形成这两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公共危机的对策和应对机制方面，可以简单地分为应急管理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和公共危机治理研究三个路径。关于应急管理机制的研究，包括一般性应急管理程序、地方应急管理、企事业组织应急管理和针对单一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几个方面的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内容和类型与应急管理相近。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数量有限，但都遵循把“治理”作为一种用以替代目前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一种新模式的思维，从多元主体参与等角度建构公共危机应对的新方案，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志敏的《当代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2008），廖惠芳的《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2009），马小伟的《公共危机治理中参与主体协作机制的构建》（2008），马晓东的《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2007），张小进的《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与体系构建——政府能力提升的视角》（2006）等。此外，2003年SARS危机后，国内对西方公共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研究以及相关方面的译著显著增加，如北京大学万鹏飞主编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选编》（2006），夏宝成编著的《美国公共安全管理导论》（2007），《西方公共安全管理》（2006），杨桂英、杜文编著的《社区及家庭：公共安全管理实务》（2006）等。

总的来讲，当前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方面，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的定性研究较少，整体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在危机管理方面，多数研究限于对应急反应机制及相关体制和法律、危机预警理论体系的处理，集中于对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研究和构建，缺乏对公共危机综合性、整体性治理思路的思考，对公共危机治理的整体性和长久性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如前文所言，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包含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三个问题的判断和诠释。尤其是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这样一个新兴的、复杂的领域而言，“是什么”和“为什么”两个问题的解决远比人们想象得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人们真正地理解了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是什么”和“为什么”，才能深入地思考“怎么办”，才能选择正确的领域、正确的层面和正确的路径建构全面的应对机制。总的来讲，国内现有研究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在国内研究目前整体一边倒的情况下，本书主要从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视角，就“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进行研究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