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突然间，这一切无影无踪，眼前变作一团漆黑，好像谁一下子把灯芯掐灭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下午，她去游泳；在更衣室脱衣时，她十六岁少女矫健的裸露的肉体，像一道闪亮的电光刷地映入自己的眼帘，它是多么丰腴、白皙、生机勃勃、轻盈柔嫩，是多么健康啊！然后，她纵身入池，浑身顿时凉爽万分，她拍打着水花，不停地游着，后来又同女友们坐小木船你追我赶——那六个黄毛丫头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现在还在她耳边回响。接下去便是小跑着回家，快，快，她是那样步履轻捷，因为，显然又耽误了时间，她不是还得帮助妈妈收拾行装吗？后天她们就要到康普山谷避暑地去了。于是，她一步跨三级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冲进房里。可是奇怪，她一进屋，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戛然而止，而且两人都竭力扭头不看她。刚才她听见父亲异乎寻常地大声讲话，而这会儿他却带着很不自然的专注神情读起报来；母亲一定是哭过，因为她这时慌忙把手绢攥成一团，赶紧走到窗前去了。出什么事了？他们吵架了吗？不，这不可能，绝对不是，看吧，父亲现在突然转过身，把手放在母亲瑟瑟抖动的肩上，她还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温存呢。但母亲并不回头，在父亲默默无言的抚摩下，她浑身颤动得更厉害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谁也不理会她，谁都不看她一眼。事隔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感到的疑惧。他们是在生她的气吗？难道自己捅了什么娄子？她战战兢兢——小孩在严父面前总是胆战心惊、觉得一无是处的——轻手轻脚地溜了出去，来到厨房里。在那儿，女厨师波塞娜告诉她：住隔壁的勤务兵格查——当兵的知道底细——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要把这伙该死的塞尔维亚人剁成肉泥！奥托是后备少尉，得上前线，还有她姐夫，他们两个都得去，所以父亲和母亲这样烦躁不安、心慌意乱。果真，第二天一早她哥哥奥托便身穿步兵狙击手的灰蓝色军服，肩上斜挎着军官背带，马刀柄上飘拂着金黄色的穗子，直挺挺站在屋子中央。他这个中学助理教员，平时多半穿一件皱巴巴的礼服式黑色外套，这种表示威严、庄重的黑颜色，使这个面黄肌瘦、满脸蛋黄色绒毛、留着平头的细高挑小伙子简直显得可笑。可现在呢，当他穿着紧贴腰身的笔挺军装，嘴角带着使劲做出的严峻神情出现时，在亲妹妹的眼里他几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于是她脸上带着黄毛丫头那种傻乎乎的、稚气的得意神色抬头瞅着哥哥，拍着手叫起来：“嗬，好家伙，你可真帅呀！”话音未落，平时那样温柔的母亲便使劲推了她一把，使她的胳膊肘撞到柜子上。“你真不害臊，这个没心肝的东西！”然而母亲的勃然大怒，仅仅是想发泄郁结在心头的痛苦罢了。闸门一拉开，她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凄厉的哭声使人心胆俱裂，她绝望地扑向年轻小伙子，死死抱住他不放，儿子使劲把头扭开，力图做出一副男子汉的神态，一面讲些为祖国尽义务之类的话。父亲看不下去，转身走开了，于是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只好咬咬牙，使劲挣脱了母亲发狂似的拥抱。突然，他急急忙忙吻了吻母亲的脸颊，匆匆握了握很不自然地、僵直地站着的父亲的手，对她克丽丝蒂娜呢，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倏地从她身旁过去了。不一会儿，他佩带的长刀叮当声便从楼梯传来，逐渐远去。下午，姐夫来告别，他在市府当职员，现在是辎重队的中士。这比上午的告别容易，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谈话间颇有得意之色，把事情说得像儿戏一般，讲了些逗笑的话，安慰大家以后就走了。可是，他们两人身后却留下了两个阴影：怀孕四个月的嫂子和拖着孩子的姐姐。从此，每天晚上她们两个就同家里人一起坐在饭桌边，而每次大家都觉得似乎灯光也比原先黯淡了。每当克丽丝蒂娜讲点什么好笑的事情，大伙就对她怒目而视，使她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觉得脸上发烧。她想，自己多不好、多不严肃、多幼稚呀，不知不觉地她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而家里呢，从此笑声绝迹、夜难成眠。只是在夜里，当她偶尔醒来时，能听到隔壁屋里一连串像雨夜屋檐滴水那样听了瘆人的微弱声响，那是睡不着觉的母亲跪在灯下圣母像前一连几小时为哥哥祈祷。
接着到了一九一五年：她十七了。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老了十年。似乎有一种腐蚀剂在他们身体内咬噬着，父亲变得瘦小干瘪，脸色蜡黄，躬腰驼背，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十分吃力。大家都明白，他在为生意清淡而忧心忡忡。还是从祖父时代起，六十年来，整个帝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父子这样精致、灵巧地加工羚羊角和制作猎饰的工匠来了。他甚至为埃斯特哈西[15]家、施瓦尔岑贝格[16]家，以及其他大公家的官邸府第制作猎物装饰，往往是带着四五个助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干净利索地从清早干到深夜。但是，在这个人们只把枪口对准人而不是瞄准野兽的屠戮生灵的年月，他家接连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而正在坐月子的儿媳、病中的外孙全都要花钱啊。这个逐渐变得寡言少语的老人越来越佝偻了，到了那一天，当家里收到从伊松佐河[17]的来信，第一次不是儿子的笔迹而是他那个连队的上尉所写时，老人完全垮了。不用看他们就明白：准是在连里身先士卒、英勇捐躯、永垂不朽一类话。家中自此越来越寂静；圣母像上的灯光熄灭了，母亲不再祷告了；她干脆就忘了添油。
一九一六年，十八岁。家里多了一个时时挂在嘴边的新字眼：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嫂子满腹愁肠，每天躲进纸票堆的小天地里，一起筹算着怎样打发穷日子。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谁想弄到一点，必须追踪寻觅才行。买面包得求爷爷告奶奶，买一小把青菜，要走杂货商贩的后门，买鸡蛋得自己下乡，买煤得用手推车到火车站去推。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妇女为争购一点生活必需品每天疲于奔命，所得却日渐稀少。偏偏父亲又有胃病，需要特殊的、对身体有益的食品。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18]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19]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家中桌上的织花台布。然而不管你扔进多少东西去都是白费，这个黑魆魆的无底洞是填不满、堵不死的，你每天织毛衣直到深夜，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自家两人挤在厨房里睡也无济于事。只有睡觉，还是你能享用的惟一东西，惟一不花钱的东西。夜深了，由于辛苦忙碌奔波而消瘦、苍白的童贞之身，还可以颓然扑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把这个暗无天日的年月暂时忘掉。
再往下是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临时性的邮务助理工作。虽说地点在克莱因赖芙林这个主要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穷乡僻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候补职员的位置，一只铁饭碗。微薄的薪金刚够她一个人用，但是，因为姐夫家里没有地方住，她得把母亲接来一块儿过，一块面包掰成两半吃。这样一来，每天仍旧是白天省吃俭用，晚上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根火柴、每颗咖啡豆、每块面包渣都得算计着用。可是无论如何，总算能喘口气，勉强活下来了。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还算得上年轻吗？已经在开始衰老了吧？几道皱纹悄悄爬上了鬓角，时常感到两腿发软，春天也莫名其妙地头疼。不过总的说，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甚至渐渐地在好起来。手里的钱包又硬鼓鼓的了，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个邮务助理的头衔，姐夫也在每月月初寄那么两三张票子给母亲。现在似乎应该渐渐注意使自己活得像个年轻人了吧。母亲甚至经常催她上街，去娱乐娱乐。到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在邻村举办的一个舞蹈训练班报上了名。按节拍跳舞，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因为疲劳已经深深钻进了自己的血液，她有时觉得似乎自己的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冻僵了，就是热烈的乐曲也无法融化坚冰，使她四肢重新灵活起来。她费劲地练习那些规定的舞步，但不管怎么苦练，总是打不起精神，情绪总是上不来。她第一次体会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消磨殆尽、毁坏无遗。自己身体内肯定有某一根弹簧绷断了，这一点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因为没有人追求她，尽管她那皮肤细嫩的脸庞，加上一头金黄的头发，使她在那一群粗手笨脚、脸长得像苹果一样圆、像苹果一样红的乡下姑娘中间犹如鹤立鸡群，颇像位贵族小姐。这批战后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孩虽然长相不好，却并不安分、并不是耐心等着男人看中她们。她们追求吃喝玩乐，觉得这是她们的权利，而且追求得异常强烈，似乎她们不光要享受自己的青春，还要代替那几十万葬身战乱的青年补享青春的欢乐呢。二十六岁的她怀着一种吃惊、奇怪的心情发现，这伙后起的年轻人举止是多么自信，行为是多么贪婪，眼神是多么自命不凡、狂妄鲁莽，她们走路时卖俏地扭动腰肢，神态得意忘形，对小伙子们最轻狂的动手动脚，她们是那样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又是那样厚着脸皮同男人偎依着，一个接一个离开正路转身朝树林子那边走去，这真使她感到恶心。同这批贪婪而粗野的战后青年一代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苍老、疲惫、无用、受压，无心也无力去同她们竞争。更进一步：她希望可不要再有什么争斗，可不要再辛苦奔忙了！她只想过点舒坦日子，安安静静地做个清梦，做做分内的工作，浇浇窗前的花，不想再要别的，不希望得到什么。可不要再惹什么事、追求什么新奇玩意儿、寻求什么激动人心的经历了。被战争夺去了整整十年青春、已经二十六岁的她，这时甚至连一展笑颜也觉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