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政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呈现了自己的知识谱系，出现了一条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宏线。我们仅从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轴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际政治学者希望发现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考虑怎样才能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国际政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研究达三十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沃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也是不可更变的。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替代了人性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突破点。将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国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命题就都可以成立了，以追逐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也就变成了以保证自我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标志性著作就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1979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政治研究新的境界。尤其是沃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宏大的理论大厦。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1957）、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维护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分类》（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到冷战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体系结合起来，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的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成为战后国际政治学知识谱系上的重大结晶，成为战后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近三十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叶，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政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提出质疑，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鲁杰（John Ruggie）等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政治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机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机制研究和争论的论文，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成熟的国际政治理论，也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鲁杰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主编的论文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版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政治研究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e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鲁杰的《多边主义》（1993）等。这些具有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竞争的突破点是承认无政府性，但同时指出无政府条件下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合作是可以达成的。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思想发展宏线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认为，它在国际政治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20世纪90年代跻身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了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89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著作《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极其重要的过渡性著作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出现作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1992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国家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可以有不同的逻辑内涵。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康德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政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大辩论爆发了。如果说新自有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突破点是质疑无政府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那么，建构主义的突破点是质疑无政府性这一基本概念本身，亦即否定新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单一解释，强调无政府性的多种形式。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5年，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的理论论文，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实证性论文。此后，费丽莫发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发表了《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发表了《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重要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杂志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曾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主编了专辑，总结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政治学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非主流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政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学科的核心，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学智慧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