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了解这些知识结晶，不仅可以掌握大部分重要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还可以理清学科的发展前沿，把握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的走向。从西方国际政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学科发展趋势，或曰国际政治学的三个新的特点。

首先是对合作的研究力度加大。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两战之间短暂的理想主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摧毁之后，现实主义对冲突的基本假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冷战的开始和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峙使得冲突和战争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比如人性、战争、无政府状态等在现实主义那里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于是，现实主义在二战后的30年里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尤其是决策者，将现实主义对冲突的认识视为客观事实，认定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质是冲突，战略和方针虽然可以缓和冲突，但是永远无法消除冲突。恐怖均势是最典型的例子，说明稳定和平是绝不可能的事情，非稳定和平才是决策者追求的目标。冷战后，现实主义影响仍然很大，其核心观点构成了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的基本内容。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认为一个大国崛起之后必然实行扩张政策，对原有大国形成威胁。这是典型的结构现实主义学说。但是，国际关系学界对合作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对合作的乐观主义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上面。多伊奇、哈斯等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强调了合作的可能和条件。虽然这些著作远未形成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但是却使自由主义的观念得以继续。从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国际合作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博弈论的应用、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多边主义的发展都表现了这一趋势。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断定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它从理论上阐明了无政府条件下理性地控制和削弱冲突的可能性，论证了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行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出现开始否定无政府性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合作从根本上是可能的，冲突不是国际社会惟一的逻辑。虽然现在现实主义在西方政策界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学术界已经处于守势。

其次是社会学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加大。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实主义是强物质主义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全面借鉴了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以物质主义为基本认识方法的理论体系。人们认识到的只是物质性力量，是核武器的数量与质量，是军事预算的规模，是国家之间暴力能力的比较。根据这种理论，国家的一切都系于其物质实力，国际政治中的一切最终裁决都由实力作出。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脱离理性主义的体系，但是在认识论方面开始向弱物质主义转移。新自由主义的突破口是国际机制，认为国际机制是减弱冲突、增强合作的重要因素。而国际机制本身是非物质的社会性因素，并且可以不依赖霸权国权势而独立存在和发挥作用。同时，新自由主义学者对观念的强调也越来越明显。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将观念视为与物质性因素同等重要的变量。建构主义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观念是比物质因素更加重要的因素。在卡曾斯坦、费丽莫等人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道德伦理等社会现象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作用，看到国家之间的互动、共有知识、国际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对当今的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行为体的能动作用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人的行为可以导致冲突和战争，人的行为也可以导致合作与和平。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表现了在国际关系领域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的减弱，社会学影响的增强；表现了物质性因素作用正在减弱、人的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强。

第三是人文精神的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学科意识越来越强，与法学、历史等学科的分界也越来越明显。国际关系学属政治学，所以在研究方法方面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是一致的。在美国政治学界，一些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提倡行为主义研究方式，二战后发展更加迅速，美国社会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1945年专门设立了政治行为委员会，到50年代，行为主义方法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关系学界，战后的第二次大辩论主要就是围绕方法论展开的，传统派和科学派成为辩论的两大对立阵营。结果，以行为主义革命为口号的科学派占据上风，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派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科学派的胜利无疑推动了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并且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科学派追求“经验事实”，强调“共时性”，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则被边际化。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发展，伦理价值、规范制度等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对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的重新重视，说明了价值、伦理、规范等文化要素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出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人文意识的增强和对伦理规范的复归。随着全球民众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加大，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界更加重视对全球市民社会的研究，更加重视对全球治理的研究，更加重视对世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人的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是目的”的精神被更多地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在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人”的问题，人文意识也越来越与科学精神融合在一起。

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个传统仍然十分明显。一是追求宏理论的传统，主要表现为构建体系理论的持续努力。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追求宏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标志性特征。重大理论都希望成为体系理论，沃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修正、基欧汉从跨国主义观的倒退、温特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摇摆，都说明科学观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家的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沃尔兹、基欧汉和温特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非体系理论虽然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如贸易和平论、国际政治认知理论等），成为知识发展的动力，但却很难构成知识谱系中里程碑式的理论，也难以激起整个学科范围内的学理论战。二是西方中心的传统，二战后尤其表现为以美国为重心。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理论体系都是在美国产生的，思想理念也是以西方的思想传承为主。即使其他地方也可以产生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如依附理论等，但最终无法成就宏大的理论体系、无法产生久远的学理影响。这些理论虽然重学理，但也是以美国战后面临的国际问题为核心，为解决这类问题服务的。反思主义学者在这两个方面都向主流理论发起了猛攻，其怀疑和质疑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些学者和学派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为人们所注意，却不为人们所看重。非西方理论怎样才能产生、发展并得到有意义的建构，是我们应该深思并且为之努力的事情。

（原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