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析哲学与现代逻辑

历史地说，分析哲学的出现是现代逻辑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现代逻辑为分析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20世纪的分析哲学。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传统逻辑确立了从形式上探讨推理的性质和过程的首要性，但是这种探讨由于与自然语言的密切关系而在形式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传统逻辑无法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逻辑如何能够在形式上证明推理的必然性？现代数学特别是数论和集合论的发展，为逻辑提供了一种启发：能否用数学的方法把逻辑构造成一种完全形式化的算术系统？在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代数的直接影响下，弗雷格首次把逻辑构造成了一种表达纯思维的算术系统，按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要求建立了现代逻辑史上第一套一阶谓词演算系统。与传统的逻辑系统相比，这套演算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彻底摆脱了传统逻辑对自然语言的天然依附，完全以纯形式的方式表达思想，并能够由此真正确立一切认识基础的规律。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纯形式化演算系统对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哲学的任务是通过揭示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使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弗雷格提到的这个哲学任务，最初是由莱布尼兹（1646—1716）提出来的。莱布尼兹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完全没有歧义的“普遍语言”，用这种语言，我们就可以把一切推理都变成演算。一旦发生了争论，我们只要坐下来，拿出纸笔算一算就行了。他试图用这样的语言解决亚里士多德逻辑对自然语言的依赖所带来的随意性，但是他对这个语言的解释是不清楚的，因为“他没有勇气摆脱传统逻辑的主谓教条的束缚”。而弗雷格的工作则是要用基于函项学说之上的更令人满意的各种命题形式的区别，来代替“主词”和“谓词”这种有歧义的而又混乱的术语。

在基本精神上，现代一阶逻辑的主要特征就是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演算系统，而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对逻辑的形式化要求。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也是演算系统，但却不是形式化的，就是说，它还要借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符号的演算、推理的关系；而现代逻辑的工作则是先要构造形式语言，然后再建立演算系统。与传统的逻辑系统相比，这样的形式语言具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它是没有歧义的，它是从最少的初始符号出发，通过定义的方法，引入其他符号，并在运算这些符号的基础上形成推演；第二，它刻画的是类词，而不是单个词，如命题联结词和量词，这些类词都是说明类的事物，而不是个别的事物，这就使形式语言具有了普遍性；第三，形式语言的公理推导和定理证明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就是说，由于公理和推理规则是给定的，我们从公理出发、利用推理规则推出一系列定理的过程是既定的，推导出的定理应当包含在这个过程之中；同时，推出一个定理也就是在证明它，对定理的证明就是对含有逻辑常项的句子的证明。总之，“形式化的本质是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逻辑演算，这样可以使我们关于推理的刻画非常精确，没有歧义，而且可以使我们对一类一类的逻辑要素进行研究，并且对形成的逻辑系统本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在弗雷格之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明确地把逻辑分析作为他们哲学的主要特征，强调逻辑方法的重要地位。罗素对分析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出的逻辑分析方法。他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坚信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所谓“逻辑分析”，简而言之，就是以现代数理逻辑为工具，着重从形式方面分析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中的命题，以求得出准确的哲学结论。罗素也把这种逻辑分析方法称做形式分析方法，并在20世纪初用来批判布拉德雷等人的绝对唯心主义一元论，提出他的心物二元论或多元论。后来，他又用这种方法提出他的中立一元论。在《数学原理》和《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中，他用这种方法对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抽象的研究，构造出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他还把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数学基础问题，后来扩大为对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逻辑中不完全符号和限定摹状词的分析，使他提出了后来被誉为“分析哲学典范”的“摹状词理论”。可以说，罗素在哲学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他充分和娴熟地运用这种逻辑分析方法的结果。《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是现代逻辑诞生的见证人之一。他从弗雷格和罗素那里直接得到了思想启发，娴熟地运用了谓词逻辑的基本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逻辑中的第一个完整的真值表，并且第一次比较成功地用现代逻辑的思想系统地解释世界。他的命题图像论正是以关系谓词理论分析语言与实在之关系的重要结果，而他的真值函项理论则已经成为现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诞生之时对分析哲学的产生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严格地说，整个分析哲学的精神都与现代逻辑密不可分。在这种意义上，不了解现代逻辑，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分析哲学。“实际上，分析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是现代逻辑，分析哲学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许多重要成果，分析哲学的研究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入。”

概括地说，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重要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从维也纳学派对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阐述上看，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就没有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也就没有彻底的还原论思想。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原则也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分析才能保证结论“一定”或“必然”地包含在前提之中，这就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区分的关键所在，即“分析”意味着“必然性”，而“综合”就意味着“或然性”。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同样是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无论是蒯因的“本体论承诺”还是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纲领，无一不是根据现代逻辑建构起来的。

（2）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分析哲学的产生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就决定了分析哲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代逻辑的烙印。虽然分析哲学后来的发展并不完全是通过使用现代逻辑的手段，如日常语言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但分析哲学家提出的每一个重要思想或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现代逻辑，或者说，他们的思考都与他们具有的现代逻辑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凡是自觉地运用了现代逻辑而提出的理论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能获得更多的哲学支持；相反，如果对现代逻辑没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在分析中没有使用逻辑的方法，那么由此提出的理论观点往往显得漏洞百出，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

（3）了解现代逻辑的基本精神是研究和把握分析哲学的首要条件。现代逻辑的基本原则是语言的形式化和演算的系统化，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把现代逻辑的基本精神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突出任何语言符号的形式化特征，强调这种特征带来的研究的严格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性，这就使得逻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以及人文学科区分开来；其二是突出符号演算过程中的必然性，就是说，强调形式语言推演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保证从几个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整套语言。根据这种基本精神，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分析语言的意义，澄清或取消传统哲学问题，努力使哲学研究更为严格精确；另一方面，强调哲学论证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研究逻辑后件、逻辑真理、必然真理以及先天真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形式的必然性有关。

归根结底，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规定了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提供了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从而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

关于分析哲学与“语言的转向”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理解。达米特认为，如果把分析哲学的产生看做“语言的转向”的开始，那么，这个转向就应当始于弗雷格的《算术基础》（1884）；但是英国哲学家哈克则认为，“语言的转向”在时间上要晚于分析哲学的诞生，应当看做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1）。如果从强调把逻辑的方法用于分析哲学命题的角度看，分析哲学的确开始于弗雷格，因为正是他首先确认，哲学的基础和开端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而是现代诞生的数理逻辑；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再是对个人感知的心理分析，而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特征的逻辑分析。事实上，西方哲学家们已经普遍把弗雷格看做分析哲学的主要奠基者。但分析哲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已经出现了“语言的转向”。英国哲学家伯格曼在最初提出“语言的转向”这个说法时曾指出，这个转向是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策略，就是说，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去谈论世界。但事实上，这个转向不仅仅意味着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对哲学性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就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

《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在于为思想的表达划清一条界限，严格区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凡是可说的都是可以用清晰的逻辑语言表达清楚的，而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这个思想的积极结果是，使哲学变成了一种关于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活动，而不再具有传统哲学认为的那种科学世界观的性质；它的消极结果则是，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问题，这不是通过指出它们的错误，而是通过逻辑分析表明，这些问题是以违反逻辑句法的方式提出的无意义的假问题。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就不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哲学家们也不再关心如何使概念符合认识模式，而是关心如何使哲学语言不违反逻辑句法或遵守日常用法。石里克在他的哲学宣言《哲学的转变》中把《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实现“语言的转向”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而最后完成这个转向的则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这个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中的重要作用。

“语言的转向”带给分析哲学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转向之前的哲学家关心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使像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之父”，他所讨论和使用的术语也是“概念”、“对象”、“思想”等传统哲学常用的术语，而且他的哲学目的最终也是为了确立思想的客观性，尽管是以他的逻辑研究方法为前提的。转向之后的哲学家们更关注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不再问我们如何以理性认识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即不再提出我们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求弄清我们使用的术语是否清晰明白，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否符合逻辑句法，即提出我们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问题。因而，转向后的分析哲学家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概念”、“命题”、“思想”等术语，而是大量和主要使用“意义”、“指称”、“真理”、“证实”、“言语行为”、“逻辑必然性”等术语。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说，传统哲学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它们没能解决人类的认识问题，而是由于它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错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任务不是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认识。根据这种观念，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是语言问题。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日常语言学派都承认，当代哲学区别于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是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方式去谈论世界的，尽管他们对这种意义上的“语言”是什么以及又是什么能够使得它成为恰当的语言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