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徽学的研究，在海内外的历史学界已是一门显学。由于20世纪以来徽州文书的大量被发现，促进了徽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徽学研究迅速升温，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迄今为止，流散在海内外的徽州文书总件数不下于30万件，主要收藏地有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档案馆、黄山市博物馆、天津图书馆等。周绍泉在《徽州文书的分类》中，将徽州文书分为八类：一、土地文书（含买卖契约、税契凭证、典当文书、租佃契约、批契、清白合同、对换文约、力坌文契、添价找价契、山场合业契、退契等）；二、赋役文书（含黄册底籍、黄册实征册、亲供册、户帖、鱼鳞图册、田土号簿、归户册、归户票、审定户由、条鞭由票、垦荒帖文、田土丈量单、推收单和承役合同等）；三、商业文书（含商业合同、商业账簿、行盐执照、卖盐廒契等）；四、宗族文书（含抄契簿、租底簿、家族收支账、宗祠簿、分家书、寿诞婚丧礼账、保产呈文等）；五、科举官吏铨选和教育文书；六、社会文书（含祠会、文会、社会、桥会、船会和商会等文书）；七、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书（含卖身契、投主文约、应役文约、还文契、甘罚约、戒约和主仆互控文书、缉捕逃仆文约等）；八、官府案卷、档册、公文（含诉讼案卷、旌表批文、各种告示、公务账册、奏折、呈文等）。徽学研究的范围，有人认为不能仅限于徽州：“徽州文化不能仅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还包括由徽州而发生，由本籍包括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创造从而辐射于外，影响于外的文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对徽州的强烈认同。”有人具体指出历史上徽州的地域及辐射区域：“关于徽学的内容，‘历史的徽州’、‘徽州的历史’这两句话可以概括。而徽州的地域空间多次变化，淳安、婺源、绩溪都曾是徽州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则广阔得多，杭州、景德镇、南京、上海、扬州等等都是。”其实所谓第二空间，是随着徽商的活动区域的展开而形成的。因此对于徽商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中日经济史学者共同的关注对象，先后出现傅衣凌《明代徽商考》（收入其论文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和日本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研究》（中译文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经过一切研究陷入停顿的“文革”以后，徽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80年，叶显恩率先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全面地对徽商的商人资本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此后，一批有分量的徽商研究论著先后问世。如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州商帮：翰墨儒商，信义为先》（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与《16—19世纪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晓光、李琳琦《徽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此外，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与《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高寿仙《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中，也有关于徽商研究的内容。1985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徽商研究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原始资料汇编。编者将纷繁复杂的明清徽商资料归类为七个专题，分别为：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方式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徽商生活、经营、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特点。卞利在《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中指出，徽商研究的主要情况及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1．徽商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徽商起源问题，学者之间分歧较大，有宋代说，东晋说，南宋后期说，明代成化、弘治说。但都认为徽州商帮的发展兴盛期在明嘉靖以后。

2．关于徽商的经营领域与活动范围问题。盐、典当、茶叶和木材等，是徽商经营的主要领域，也是学者们较多关注的对象。此外尚有棉布业、瓷业、渔业和海外贸易的研究等等。徽商的活动领域，几乎遍及宇内，主要活动地有扬州、杭州、上海、吴楚及广大江南地区。

3．关于徽商的性质、特色、资本出路与历史作用。关于徽商的特色，张海鹏、唐力行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区别于其他商帮之处。王世华、王廷元对徽商的贾儒观和义利观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了徽商恪守“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以义为利，不以利为义”等儒家传统的贾儒观和义利观的结论。叶显恩则指出：徽商在经济伦理上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为本，在政治上以程朱理学为本。此外，重视家族子弟的商业教育，重视文化知识的积累，讲求仁心为质、以义为利、信誉至上和经营策略，拥有强烈的法制观念等，都是徽商的重要特色。

虽说注意到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然徽商在文化事业上的投资和消费，除园林建筑（徽派建筑）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尤其是明清徽州商帮这一经济群体在明清艺术品流通市场的投资，向未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如果从美术史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到由于徽商收藏群体的广泛介入，明代中期以后的审美风尚客观上发生了转移，由“崇宋”转向“崇元”，明清艺术史的发展由此受到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面目。因此可以说，明清徽商在艺术品领域的投资，一直以来都被历史学界和美术史学界共同地忽略了。

张潮《洪愫庵玉图歙问序》所记载的王世贞游歙事，可见明代徽州的文化发达程度：

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

这段记载出自明末清初时期徽人张潮之手，虽不免有夸饰成分，然汪道昆在徽州文化和收藏界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堂弟汪道会、汪道贯也素喜收藏，我们将在第三章探讨他们和艺术品商人方用彬之间的交往。

晚明文人袁宏道旅游至徽州时观察到：

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竟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

袁宏道以文人身份冷眼看徽人，也肯定了徽人“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的特点，并且发现徽州还涌现出一批书画家。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及当时社会上徽商对艺术品的鉴赏说：

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虽说沈德符语带嘲讽，讥笑徽商的有眼无珠，但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徽商以雄厚的资产开始涉足艺术收藏领域。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徽商涉足艺术品赞助与收藏领域，时间约在明代中期后，与徽商集团在嘉靖时期的崛起基本同时。而从《扬州画舫录》等著作看，清中期后徽商依然是艺术品收藏领域的龙头。然而，随着晚清政府改革盐法，徽商中最富有的盐商逐渐破产，再加上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洋货的冲击，徽商整体走向衰落，这时徽商因爱好艺术或好收藏而导致“破家”的所在多有。艺术赞助与收藏活动与明清徽商现象相始终，表明收藏活动并不像以往所普遍认为的，徽商只是在“附庸风雅”那样简单。这也是本书之所以要把徽商艺术赞助和收藏列为徽商经营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