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课题的学术史回顾
就目前材料看，中国国内关于徽商艺术赞助问题的研究论文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美术》1984年第4期刊发陈传席《论渐江及新安画家的形成》，开始触及徽商艺术赞助的问题。差不多同一时期，《论黄山诸画派文集》中收入台湾李大空（郭继生）的《明清之际赞助艺术的徽州商人》（陈履生译），对于徽商和“安徽画派”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该文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安徽画派的兴起和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以及艺术赞助人的徽州商人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了解是充分鉴赏明末清初的中国绘画所十分必要的”。由于徽州商人丰富的艺术品收藏，徽州画家风格形成多受其影响。“虽然徽州商人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艺术资助是他们‘绅士化’的一方面，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艺术收藏和艺术资助，也许就不存在安徽画派。”
以上两文所用材料大半相同，说明海内外差不多同时意识到明清之际徽商艺术赞助的问题。
继《论渐江及新安画家的形成》之后，陈传席又先后发表了几篇探讨徽商赞助的文章。在1988年的《清代中国画坛三大重镇及其形成》中，他着重探讨了新安画派、扬州画派和徽商之间的关系。谈及新安画派，他指出：富有的徽商为了向士大夫阶层和官僚阶层靠近，于是他们开始了两方面的措施。其一，是叫自己的子孙事儒学，从举子业，他们花巨资延请名师大儒教育子孙，并捐款兴建学校。其二，徽商在培养子孙的同时，还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于是开始附庸风雅。收购古玩字画便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一时间名画皆流入新安。于是商人、文人互需互补，商人得到了斯文，文人得到了钱。徽商大量收购古今字画，这对当地绘画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更给当地人学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徽商与新安画派》基本就是上文中论徽州部分的扩充，论述层次也很接近。该文认为，新安画派的形成以及画风成就等等，正是徽州商业经济兴起和发展的结果。“没有徽商的兴盛就不会有新安绘画的兴起。在徽商发达之前，新安不但没有有影响的画家，而且各种文化皆十分落后。徽商打下的经济实力，是新安绘画兴起的最好基础。徽商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培养自己的子孙后代，捐款办学，使新安人的后一代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徽商附庸风雅，大量收购古玩字画给新安人带来了绘画遗产，同时徽商交结文人画家，这皆对新安艺术兴起起到了启发作用。徽商高价收购古今画家的作品，以及画家得到的崇高礼遇，对新安绘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徽商资助文化艺术活动，加强了新安艺术的发展和壮大。”而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与徽商购藏绘画作品有关：“徽商购买古代画作的偏重，比如，特重以倪云林为主的元代文人画，给新安画家学画以倪云林为主的元代文人画为主，也促使画家学习创作木版画，师法对象带来影响。就是说，徽商对古代名作的喜好，也给新安画派画风带来一定的影响。……总之，新安绘画的兴起和新安画派的成立以及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徽商的制约。在某些方面，徽商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徽商就没有新安画派。”陈传席此文还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如他认为徽商收购书画兴于汪道昆：“徽商从何时开始购买字画，已不可具考，但可知此风大兴于汪道昆。……汪在京为官时就喜爱收藏古玩字画，此时（致仕后）兴趣尤浓，名人巨儒、高雅文士纷纷登门求观，引起徽商们的艳慕，于是纷纷效颦争相购买古玩字画。”此外还有商人与文人互动的问题：“商人和文人互相需要，乃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商人们占有文化遗产，文人们要利用这些文化遗产），有的商人也就成为文人，如吴其贞；有的文人也兼为商人，如詹景凤。”2004年，陈林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发表《明清之际徽商资助新安画家的方式及其动因》，在徽商赞助的动因方面，提出了朱熹理学影响和商业方面的考虑两个因素。2005年2月，历史学者王世华、李锦胜在《学术月刊》发表《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指出：“在新安画派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徽商起到了‘酵母’的作用。”文章最后总结说：新安画家“大多出身于徽商世家，有的就是徽商子弟，甚至自己就是商人，一边经商，一边作画。可以说，正是徽商的经济支持，成就了新安画家的辉煌事业”。该文的基本材料和观点，与陈传席等人的观点相比，并无明显突破。可见史学界和美术史界在此一问题上的认识，一向是各自为战，互相之间少有联系，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得到沟通，导致同一问题的重复研究。这是学科分类的日渐细密化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不管怎样，以往和近期的这些研究，都对本课题的形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汪世清先生在明清艺术史领域的精深研究，尤其是他对于徽商赞助人的系列考证，如《石涛散考》中的《溪南老友吴兼山》、《石涛好友岱瞻是谁？》、《劲庵为何许人？》、《白沙翠竹江村》、《关于南高》等篇，探讨了与石涛有关联的一些徽商赞助人。此外在《新安画派的渊源》和《董其昌与余清斋》等文中，对徽商收藏家也有涉及，尤其是后一篇，对于晚明徽州收藏家吴廷的生平和收藏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探讨了徽州藏家与书画家董其昌的交往，这种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董其昌的艺术视野。该文并指出，徽州溪南吴氏收藏书画开风气之先的，应推丰南吴氏第二十三世吴守淮。这些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以往研究中涉及徽商收藏的起始时间，多数人赞同明末清初徽州艺术品商人吴其贞《书画记》的说法，认为应始于出身于徽商家族的汪道昆。溪南吴守淮是在游西湖时邂逅徐渭，受其教导而开始书画收藏的。他与汪道昆同时，均为丰干社社员。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还有一位吴治，与吴守淮为兄弟行，万历《歙志》说他“性善鉴古鼎釜罇彝、法书名画之属。常游公卿间，伉率不韧而不及私，故诸公卿坦重之。北走汴宋燕齐，南走吴越闽浙，西走楚，直抵蜀，游峨嵋以归。居銮江之上……海内显者胜流无不知有梦竹先生”。这是一位专门的艺术品商人，鉴赏力过人，名满天下。由此可推知徽州收藏活动至少在晚明时期已蓬勃展开，起始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应该说基本与徽州商帮的崛起时间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