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的拓展与推进

以往对于明清徽商艺术赞助问题的研究，有的虽为通论性质，却缺乏史的观念，明清时期徽商的史料，前后交错，混杂一起，缺乏清晰的发展线索。有的只就事论事，人云亦云。普遍的问题是资料挖掘的不足，各文所用资料多数重复，导致几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并无较大突破和推进。本书在取用资料范围方面尽量扩大，举凡明清人文集、笔记、地方志、美术史著录资料，以及历史学领域徽商研究的重要成果等，凡与本文主题有关，尽可能吸收进来。所以希望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能较以往有明显提高。

正如前文所见，以往的研究论题，多倾向于具体的问题探讨，如徽商与新安画派，徽商与扬州画派的关系等，集中于一时一地，缺乏一种宏观的动态的考察眼光。本书以明末清初这一较长时段（约为百年左右）的徽商与艺术赞助和收藏的关系为考察要点，希望对于徽商赞助于明清艺术史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梳理出一条较为明显的线索。同时以此为例，对历史学领域内徽商经营项目的既有结论提出挑战，并作出合理的补充。

明清徽商靠经商获得了巨额资金，其巨额利润的花费去向，明清经济史专家王家范先生归纳为四种：1．官场消费。2．科举消费。3．社会公益消费。4．转向投资（主要为购置田产）。

而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补入艺术品投资和收藏一项，作为徽商豪奢消费的项目之一。同时，艺术品的投资与经营，应该也是徽商主要经营项目之一。不过由于资料的过于分散，也由于各学科之间的画地为牢，史学界普遍关注与国计民生关系紧密的行业，如盐业、木业、典当业、布业、茶业、渔业等，对于徽商艺术品经营项目，则一向乏人问津，只偶尔有人涉及纸墨业。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意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努力，对于徽商经营项目的拓展，做一些资料挖掘和梳理的工作，力图以向来为人所忽略的史实证明，艺术品的投资与经营，也是明清徽商的主要经营项目之一。

以往史学界普遍认为，徽商收藏艺术品，其性质只是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对于“附庸风雅”说，近来分别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观点和看法，如王振忠的“商业目的”说等。

余英时则认为，晚明以来的士商合流是商人能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辟疆土的重要因素。针对以往的“附庸风雅”说，余认为：

商人既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足世界”，他们便不可能在精神上完全是士大夫的“附庸”。……即使我们一定要坚持“附庸风雅”之说，我们也无法否认下面这个事实：即由于商人的“附庸”，士大夫的风雅已开始改变了。

本书将适当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尝试从不同的侧面逐步切入明清徽商的经营活动，通过对明清资料的重新梳理与再发现，从而对于徽商在艺术品领域的投资活动作重新的审视和分析。主旨是利用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徽学文书、信件和地方志等资料，利用徽商研究的丰硕成果，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徽州商人在艺术品领域的投资，包括对徽商经营、赞助与收藏等若干侧面的深入考察，以便拾遗补缺，浚发徽商在明清商业史上向来为人所忽视的一些面相，开拓徽商经营新行业、新项目的研究，从而使徽商的形象更加具体丰满，也更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徽商在明清商业史上作用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