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对轮回学说的第二次传达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而且作为整部著作，构成了尼采对轮回学说的第二次传达。但现在，尼采不再附带地谈论这个学说，仿佛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当然，他也还没有毫无顾忌地和直截了当地来谈论这个学说。由于尼采诗意地创造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他也就创造了这位思想家，创造了另一种人，后者——与迄今为止的人相对立——通过把悲剧精神置入存在者本身之中而使悲剧开始了。查拉图斯特拉是英雄的思想家，而且因为它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所以这位思想家所思考的东西就必须一道被塑造为悲剧性，亦即对极端否定的最高肯定。而按照被我们引为本讲座的指导性句子的那个箴言来说，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为了揭示这种悲剧，尼采首先必须创造一个英雄——唯在这个英雄周围才形成了悲剧。这个英雄形象的基础就是永恒轮回思想；即便在没有专门谈论这个思想的地方，情形亦然。因为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及其学说需要一位独一无二的教师。在这位教师形象中，这个学说将得到间接的描绘。
与对轮回思想的第一次传达一样，在尼采做的第二次传达中，传达方式首先就比传达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要变成不为这个学说而心碎的人。以往的人不能真正地思考这个学说。他终究不得不超出自身之外，被改变——变成为超人。用“超人”这个名字，尼采决不是要表示某个不再是人的东西。作为“超出……之外”（Über-hinaus）的“超”（Über）是与一种完全确定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这种人超出自身而过渡为一个被转变了的人时，他的规定性才会明显可见。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回顾以往的人的过往性；而只有在这种回顾中，以往的人才会变得明显可见。这个需要克服掉的人就是当今之人；如若从正在把他克服掉的那种人来考虑，这就是说，从新的开端来考虑，他也就是“最后的人”。最后的人乃是具有“中等幸福”的人。他机智无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同时，他又把一切都带入无关紧要状态中，带入中等状态中，带入普遍的简单化过程中。在这个最后的人周围，一切事物都将日复一日地变得越来越渺小。于是，甚至他还认作伟大的东西也必定会变成一个渺小的东西，而且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渺小。
超人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怪物。超人是那种人，他能够认识和征服这个最后的人本身。所谓“超—人”（Über-mensch），意思就是说，他超出“最后的”人，并且因此才使这个人带上最后的人、以往的人的烙印。所以，为了从一开始就挑明这样一种对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篇的序言中（第5节），尼采就让这位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教师在他最初的谈话中谈到了对他来说必定“最可轻蔑的东西”，即“最后的人”：
“‘现在我要对他们诉说那最可轻蔑的东西，那就是最后的人’。
接着，查拉图斯特拉对群众如是说：
人类为自己选定目标的时候到了。人类为自己播种他最高希望之种子的时候到了。
眼下他的土壤还足够肥沃。但终有一天，这土壤会变得贫瘠和驯服，而没有一株大树能在上面茁壮成长。
呵！人类再也不能射出他那渴望超越自己的飞箭的时刻正在到来，人类的弓弦已然忘了箭头的嗖嗖之声！
我要告诉你们：人仍然必须在自身中拥有混沌，才能孕育一颗飞舞的星。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仍然在自身中拥有混沌。
呵！人类再也不能孕育任何星辰的时候正在到来。呵！最可轻蔑的人的时候近了，他将再也不能轻蔑自己。
看哪！我为你们指出那最后的人”。
关于这段文字，我们还应当对照一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萎缩的道德”一节，该节第二段的结尾处提到了最后的人：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椅子置于中间——这是你们得意的神情告诉我的——与垂死的角斗者和满足的猪豕间保持同样的距离’。
但这就是平庸，虽然它被称为节制。——”
然而，关于作为最可轻蔑者的最后的人的谈论位于著作的开头，查拉图斯特拉差不多一开始就脱口道出他的厌恶，这一事实在整部著作中却具有某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在这里，查拉图斯特拉还只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他将在这条道路上成为他自身。他本身首先必须学习；而且，他也还必须学会轻蔑。只要这种轻蔑起于对被轻蔑者的厌恶，它就还不是最高的轻蔑。这种出于厌恶的轻蔑本身还是可轻蔑的：
“我的轻蔑和我的警告之鸟只应当从爱中飞起，而不是从泥沼中飞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论消逝”）
“哦，我的心，我已经教给你轻蔑，这轻蔑之到来并不像蠕虫的啃啮；我已经教给你伟大的轻蔑，爱的轻蔑，它最轻蔑时爱得最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大渴望”）
尼采诗意地创造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他由此得以勾画出他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谈到的那种“最孤独的孤独”的空间，那种带来思想中的思想的孤独的空间。而按照尼采的这种勾画，查拉图斯特拉决定走上那个方向，后者在《快乐的科学》中仅仅被称为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善待生活”，也就是说，要肯定生活，肯定生活所具有的极端痛苦和最大欢乐。
把这个关于最大重负的最沉重的思想公布出来，这首先就要求创作出一个思考这种思想的思想家的形象，一个传授这种思想的教师的形象。但这种创作却不可能把这个学说本身完全地隐瞒起来。实际上，它就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年）第三篇中得到了描述。不过，在直接谈到这个学说的地方，尼采的谈法也还是诗意的，采用了一些把这个学说的意义和真理形象地表现出来的比喻手法，这就是说，是在感性领域里、因而是以感性形象来加以表现的。当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感性形象地描绘轮回思想时，除了其他几个重要动机外，尼采遵循的是他在这个时期里（1882—1884年）记录下来的一种思索：
“人们想传授的真理越是抽象，人们必定越是会首先引诱感官去接近这种真理”。（《全集》，第十二卷，第335页）
但是，倘若我们想把关于轮回思想的学说（甚至是在比喻形象中）孤立地当作“理论”从这部著作中抽离出来，那我们就会误解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部著作最内在的任务还是对教师形象的塑造，以及——通过这位教师——对这个学说的塑造。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可以说：教师形象只有根据这个学说才能够得到理解，只有根据在这个学说的真理中透露出来的东西，以及这个学说——就它涉及存在者整体而言——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规定方式才能够得到理解。这意思就是说：对作为一部著作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解释只有根据尼采形而上学的整体才能够进行。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之后，尼采有时难以忍受以下事实：他竟冒险泄露了自己最内在的和最高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渐渐学会了承受这种痛苦，因为他认识到，著作的出版已成一种必然，既然已公之于众，就必然引发误解。在下面这则笔记中，尼采记录了这种认识：
“智者必然的被遮蔽状态：他意识到自己绝对没有被理解；他的马基雅弗里主义，他对当前事物的冷漠”。（《全集》，第十三卷，第37页；1884年）
在这部著作中，难以把握的不只是“内容”（如果它有一个内容的话），而且是它的著作特性本身。我们很容易提出一种现成的解释：在这部著作中，哲学思想得到了诗意的描绘。可是，这里什么叫作诗（dichten）[26]、什么叫思想（denken），却是不能根据流行的观念来确定的，因为这一点只有通过著作本身才能得到重新规定，或者更多地只是昭示出来。而且，如果我们说这部著作构成尼采哲学的中心，那么，我们同时也就可以说，它完全处于中心之外，是“离心的”。再者，如果我们强调这部著作是尼采思想所达到的最高峰，那么，我们就忘了——或者更准确地讲，我们知之甚少——这样一个事实：恰恰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在1884年至1889年之间，尼采思想还迈出了几个本质性的步骤，这几个步骤把尼采带向了思想的全新转换。
尼采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加了一个副标题，叫作：“一本写给所有人而又无人能读的书”。这本书所讲的，是针对每个人的，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每个人，如其当下碰巧存在的每个人，要是他没有预先转变自己，并且同时继续转变自己的话，那他就决没有权力真正读这本书。这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为我们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如其当下碰巧存在的任何一个人。一本写给所有人而又无人能读的书，从而就是一本决不能、也决不可径直“被阅读”的书。
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须讲一讲的，目的是要使大家知道：为了初步刻画尼采对轮回学说的第二次传达，如果我们现在仅仅简要地指出那些“比喻”，那些比其他陈述更直接地讨论轮回思想的“比喻”，那么，我们的做法就还是多么肤浅，还是带有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