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市场中浙江华商特征

浙江商人很早就有向外迁移的传统。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浙江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改革开放后，浙江商贸兴盛，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浙商铺天盖地。在俄罗斯浙商的发展则是在20世纪中后期，相比于东北、北京等北方地区的华商，他们有怎样的特征，在俄罗斯市场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和判断总结出浙江商人的几大特征。

首先，经济实力强，发展速度快。在莫斯科市场调研时，一提到浙江及温州商人，华人们都争相称赞，认为他们的产品有竞争力，经济实力强。在市场中以浙江温州商人为主，已形成了“温州帮”，与早期的“北京帮”“东北帮”和“福建帮”并称为“四大帮”。浙江处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相应的浙江商人观念新，信息灵通，管理水平高，加工业发达生产成本低，产品销量大，无论是从人数还是经济实力方面来看，在市场上已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市场中的华商较为分散，很难统计出浙商的具体数字和经商状况，但据一些早年到莫斯科的浙江老华商估计：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的浙商只有30多人，现在超过3万人，俄罗斯的小商品市场是浙商的天下，出售占比在75%左右，100元的单子，浙商就能接到75元。总体来说，浙江商人实力已不可小觑，未来将成为在俄华商的主力。

其次，重视同乡关系，地缘组织性强。中国人较为重视家族、地缘等初级群体的关系，从自己熟悉的地方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是去异国他乡经商赚钱的大事则一定需要熟人的介绍和帮助，因此，在这种同乡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华商的迁入及最初适应异国环境是极其重要的。这种特征在浙江温州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下是笔者调查的温州商人的案列。

阿B家是典型的温州商人，他们家很早就在莫斯科经商了。最早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和叔叔在这里，两个人合伙来做。早期在莫斯科做生意是非常赚钱的，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后，他们就在北京建了自己的工厂，生意也越来越大。后来，随着阿B的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他就在国内经营工厂，他的叔叔留在这里。但他叔叔后来又自己分家单干了，阿B的姐夫就又来到这里，阿B的姐夫一个人不能支撑，就又找到了同乡DH。因为都是老乡，对DH也了解，DH人年轻、能干，最重要的是外语特别好，所以就看中了DH。当时，DH没有资金，主要出力，但也作为合伙人，年终要分红利。这样阿B的父亲就在国内管理产品的生产、运输，阿B的姐夫和DH在莫斯科进行销售。阿B2011年才来到莫斯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没有理想的工作，他的父亲也想让他历练一下。2012年3月份的时候是跟他姐夫一块在这儿，但他姐夫国内有事先回去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得他和DH来处理。在这里阿B也有很多亲属和老乡，遇到事情也会请他们帮忙。

浙江商人的亲属和老乡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强的，他们在这里生存主要靠的就是这种亲属和老乡的关系网。阿B家最早过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同自己的亲属共同来做，后来，亲属自己独立门户，又找到了老乡，因为都非常熟悉，所以也是很信任的，就是靠着这样的一种乡土关系网络在当地生存并适应下来。同时，浙江商人很抱团，他们成立了各种同乡会组织，在俄罗斯有9个浙江籍的同乡会，还有浙江华侨华人联合会，把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所有浙江籍商会统一起来，拧成一股绳。碰到问题，由总会出面一同解决。

再次，与国内联系紧密，重视根文化。王春光对法国温州移民的研究，提出“根文化”概念。他认为“根文化”是每个族群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文化基础，是“第二层空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得以体现和建构。在移民和代际交替过程中，虽然“根文化”的具体内容会有所变化，但是总体文化格局在不断建构中得以持续，这是因为它们是移民在移入地与移出地之间获得生存和发展得以依托的生活价值和资源，确保他们与移出地仍然能维持情感、价值和社会、经济的联系。^[6]本文所调查的莫斯科浙江籍商人也明显体现出这一特征。在俄罗斯华商与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华商最大不同即是并不以定居为目的，实质上是一批跨国倒买倒卖商品的生意人，是一批跨国淘金者。他们跨越国界来到莫斯科，其主要目的就是把廉价的中国商品带入进行销售从而获取经济利润，与国内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赚钱，大部分人还是表现出“落叶归根”的心理状态，最终还是要回国的。如以上介绍的阿B的个案，他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已经回到国内，在国内管理厂家，阿B得在这里独挑大梁。当前他们家的经商模式即是阿B他们年轻人留在莫斯科进行商品销售，阿B的父亲在国内管理工厂进行商品生产和运输，形成跨国经商网络。阿B也多次表示，他也更愿意回到国内，国内的亲属同学更多，更有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