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律典施行考
明初，在朱元璋对臣民实行“猛烈之治”和大搞法外用刑的情况下，《大明律》的实施状况如何呢？有人认为，由于朱元璋大搞法外用刑，明初没有什么法制可言，当时的律典也不过是“一纸空文”。[77]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不但与史籍中记载的当时依律断案的大量事例相矛盾，也无法对洪武年间不断完善明律的做法作出科学的解释。
应该承认，朱元璋于洪武年间颁行的种种苛法峻令，确实对明律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冲击。他大肆诛戮官民，也极大地影响了明初法律机制的正常运转。但也要看到，当时的律外用刑和依律行法都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是在特定的条件和范围内实行的：（1）从所颁布的苛法峻令的内容和涉及的罪名看，多是针对为明律所不载的新的犯罪行为而设置的，或者是为了突出打击重点，用以补充、明确甚至加重明律有关条款的处刑规定。洪武年间颁行的四编《大诰》、《律诰》条例、《充军》条例和诸多榜文禁例，均属此种性质。这些苛法峻令的推行，其产生的“代律”、“破律”作用是局部的。（2）从朱元璋法外用刑的情况看，一方面，他从巩固朱明政权的需要出发，任情用法，刑罚之残酷、杀人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各级官吏严格依律执法，规定“凡特旨临时处决罪名，不著为律令者，大小衙门不得引比为例。若辄引比律，致令罪有轻重者，以故入人罪论”。[78]在“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79]的情势下，执法官律外用刑的问题相对较少。（3）从朱元璋大搞律外用刑的时间看，大多发生在镇压较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的“非常时期”。如洪武十五年、十八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朱元璋屡兴大狱诛戮臣民，在洪武十八年前后的几年中，又倡导以《大诰》酷刑惩治臣民，在这些时间内，律典的实施受到巨大破坏。然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以及洪武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总共十八年中，统治集团内部法外用刑的情况较少，也就是说，在洪武年间的大多数时间中，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虽然朱明政权很重视榜文禁例的作用，但还是相对实施了明律的。
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洪武律是如何实行的呢？尽管当时的立法频繁多变，但是，如果我们对有关洪武法制的史料、案例进行综合整理、分析，便能从纷乱变幻的法律实施状况中，看到一个最主要的基本的史实，这就是：凡是涉及统治集团根本利害安危的那些重要条款，特别是“十恶”和真犯死罪，明初基本上都比较坚决地实行了。
“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大罪）和真犯死罪，是洪武律令中量刑最重的一些条款。洪武间的几次颁律，均仿照唐律，把“十恶”列入名例律，置于篇首，作为必须严惩的重罪，同时，各律典中也均有若干属于真犯死罪的罪名。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在颁布的“真犯死罪”罪名中，把洪武律中的真犯死罪概括为41种：
（1）十恶；（2）变乱成法；（3）朦胧奏启；（4）弃毁制书印信；（5）漏泄军情大事；（6）强占良家妻女；（7）背夫在逃改嫁；（8）收父祖妾及伯叔母嫂弟妇；（9）拒捕；（10）失误军机；（11）杀伤来降人及逼勒逃窜；（12）激变良民，失陷城池；（13）造妖书妖言；（14）强盗；（15）盘诘奸细；（16）盗制书印信；（17）诬执翁奸；（18）劫囚；（19）白昼抢夺伤人；（20）发冢见尸；（21）略人略卖人因而伤人；（22）谋故斗殴等项杀人；（23）威逼期亲尊长致死；（24）奴婢殴骂家长；（25）妻妾殴夫笃疾；（26）强奸；（27）奸家长妻女；（28）窃盗三犯；（29）诈伪；（30）诬告故入人死罪已决；（31）告谋逆不受理，以致攻陷城池；（32）罪囚反禁在逃；（33）故禁故勘平人致死；（34）放火故烧人房屋盗财物者；（35）邀取实封公文；（36）从军征讨私逃再犯；（37）秋粮违限一年以上不足；（38）三犯逃军；（39）师巫假降邪神及妄称弥勒佛会；（40）军人私出外境掳掠伤人；（41）死囚之子孙为父母等自杀。[80]
检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二十二年律、三十年律，可知上述41种真犯死罪罪名，均系从明律条文中引来。又据前文《定律三十年始末考》考证，洪武九年律除少“朝参牙牌律”条外，内容与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基本相同，由此也可推知，起码从洪武九年（1376年）始，明律条文中就已包含了上述的真犯死罪的全部罪名。至于洪武元年律、七年律的内容，因典籍失传，尚难详考。不过，考察《大明令》和洪武初处理的案例及其他记载，则可断定真犯死罪的一些主要罪名在当时颁行的律典中就有了。如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发布的《初元大赦天下诏》就规定，“谋反、大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本主、故谋杀人、强盗、蛊毒魇魁”如律“不赦”。[81]又据《明史•刑法志》：洪武七年律“篇目一准于唐”，而上述真犯死罪罪名大多在唐律中已有。所有这些都可说明，洪武年间颁行的几个典律，部分地或全部地包括了真犯死罪的罪名。
有什么依据可以断定有关“十恶”和真犯死罪的律条在洪武年间得到了比较坚决的实行呢？
首先，在洪武年间榜文禁例、诏令多变的情势下，“十恶”和真犯死罪的罪名和量刑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不仅每次修律极少变通，就是当时颁行的其他法律也基本上是沿袭而未轻易改动。如果我们把现存的洪武间颁行的三个律典和洪武二十六年、三十年颁布的三个条例及其他诏令加以比较，就可看出，除4条外，这些条款一直没有变更过。被变动的4条中，属于修律中改动的1条，即对“谋反大逆”罪的株连范围及连株者的处刑，二十二年律较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有所减轻，而三十年律较二十二年律有所加重。属于“以条例修正律的刑罚”者3条，而且均是洪武三十年初进行的。即洪武三十年初所定条例，改“变乱成法”、“秋粮违限一年以上”两条死罪为“工役终身”；洪武三十年五月《钦定律诰》则又将这两条重新改为“真犯死罪”，但又改“发冢见尸”一条为“杂犯死罪”。可见，在洪武期间，这些条款曾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不变的“成法”。
其次，洪武年间发布的“赦宥”、“矜恤”诏令，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凡属“十恶”和真犯死罪的重刑条款，一直得到了较坚决的实行。朱元璋是一个很注意统治术的皇帝，在推行重典过程中，他采取了宽猛并济的策略。在刑罚上，采取了生命刑与财产刑相结合的办法，设立了赎罪法规。据《明会要》：“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赈荒、官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82]很清楚，明王朝设立赎刑的目的，一是以力役、钱财赎罪，解决国家边防、经济所需，二是以赎之“宽”，济刑律之“猛”。洪武时法律规定，罪人得以力役赎罪，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也有以钱、俸赎罪之规定，洪武时多不行），并把那些非十恶、强盗、对国家利益影响不大的一类死罪定为杂犯死罪，拘役终身。但是，对于“十恶”和真犯死罪，却是不允许赎罪的。这一类内容的诏令，洪武年间曾颁布过多次：
“洪武十四年五月，刑部奏决重刑，帝谕之曰：‘……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83]
洪武“十四年九月辛丑，帝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今天下已安。有司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加以苛刑，朕甚闵焉。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84]
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帝“命刑部：凡十恶真犯死罪者，处决如律；余徒流笞杖者，令代农民力役，以赎其罪……杂犯死罪者罚戍边”[85]。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二月，己未朔，谕刑部尚书杨靖：犯十恶并杀人论死，余皆输粟北边自赎，力不及者，或二人三人并输，令还家备资以行”[86]。
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明太祖谕刑部官曰：“实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杂犯死者准赎。”[87]
由此可见，坚决打击“十恶”和真犯死罪，是洪武时的一贯政策。当然，在个别时候也出现过例外。比如，洪武“十五年正月乙丑，（明太祖）谕刑官曰：‘方春万物发生，而无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虽有决不待时之律，然于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减死论。’”[88]可谓宽大为怀，可是，不久就纠正了。据《续通典》云，十五年（1382年）八月，礼部议：“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犯名义、有伤风俗及犯罪止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第二年正月，明太祖又重申了“十恶”和真犯死罪“处决如律”、不准赎罪的旨意，真犯死罪不准赎罪的法律基本上未曾中断实行。
“十恶”和真犯死罪危及朱明政权的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因而遇大赦亦不宥。在古代社会中，为了显示君主的生杀权威，使万民知畏而感恩戴服，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实行“大赦”。明初以重典治世，大赦较前代大大减少。但是，大赦对“十恶”和真犯死罪，即“笞罪以上，俱各不原”，而“其余诖误过失，因人致罪者，悉宥之”。[89]洪武年间，先后“大赦天下”五次：第一次为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第二次为七年（1374年）十一月，第三次为十三年（1380年）五月，第四次为十四年（1381年）三月，第五次为十七年（1384年）三月，各次大赦都坚持了“十恶”与真犯死罪常赦不原的原则。
再次，考洪武年间的大量案例，也可以证实，朱元璋对“十恶”和真犯死罪的有关法律规定是基本实行了的。从《明实录》、《大明会典》、《明通鉴》、《国榷》、《明朝小史》、《明史》等十多种史籍中收集到朱元璋执法案例共227件，其中属于真犯死罪条目的案件共101件，具体是：
谋叛、谋大逆罪72件；
大不敬罪4件；
造妖书妖言、师巫假降邪神及妄称弥勒佛罪6件；
杀人罪2件；
朦胧奏启罪2件；
按兵不救、失误军机罪3件；
纵强盗罪2件；
诈伪、诬告罪8件；
军人私出外境掳掠伤人罪1件；
从军征讨私逃再犯罪1件。
对这些案件，朱元璋均是依真犯死罪律条的规定处刑的。同时，在明初官修文书中，我们收集到洪武年间减免刑案例107件。其中，有关平民的案件共31件，基本上属于误失和轻微犯罪，属于官吏的案件共76个，案情较为复杂（见表6、表7）。
表6 朱元璋减免罪囚案情分析 （一）
表7 朱元璋减免罪囚案情分析（二）
在以上案件中，除了两个案件明显属于真犯死罪，朱元璋以“议功”免除其死罪外，其他减免者均不属“十恶”和真犯死罪之列。可见，在正常情况下，洪武时对触犯“十恶”和真犯死罪律条者，基本上是依法裁决的。
应该特别指出，明王朝把“贼盗”类犯罪视为最大的威胁，对有关“贼盗”的律条执行得最彻底，处刑也最重，据《明会典》，洪武二年（1369年）制定捕盗赏银条例，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盗窃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盗窃十名以上，各与一官。”明律把“贼盗”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犯者严惩不贷。明太祖时，对“贼盗”从不宽容，不用招抚一手，所有“作乱”反抗的所谓“强盗”，不管是“预谋”，还是已行，不分罪行轻重、原因如何，只要被朝廷“捕获”，就处以死刑。有关这类所谓依律处死的案件很多，笔者收集到的约60余件。现摘其主要者于后：[90]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温州南溪人董孟怡聚众起事，先谕散其党，执孟怡等3人杀之。
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间，“真州王昭明等十八人谋为不轨，捕问，皆已伏辜，命戮明”。
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间，海南陈志仁、林公望“谋为不轨”，捕逮之，斩林公望、陈志仁等。
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间，广东亡卒王福可“聚逋逃为盗”，捕获后，被斩首者15人。
洪武五年九月间，南海有名“黑鬼”者聚众起事，被擒捕370余人，尽杀之。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间，湖广兴山县“盗”仵某自称参政，立“伪大王”刘保保。捕之，斩刘保保、仵某等。
洪武六年四月间，湖广罗田县王佛儿因称弥勒佛聚众，被斩之。
洪武八年（1375年）九月间，陕西亡卒常德林“相聚为盗”，捕斩之。
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间，广西融州盗潘宥“作乱”，捕斩之。
洪武十二年（1379年）三月间，广东潮州海阳县民朱得原“偕号惑众”，被诛。
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间，四川广安州山民因称弥勒佛聚众，捕斩之。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间，潮州府程乡县“盗窃发”，被诛者40余人。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间，潮州府海阳县曹名用聚300人反抗朝廷，300人“悉诛之”。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间，广西北流县民李从周以术聚众，谋起事，被械至京师诛之。
洪武十九年（1386年）五月间，福建僧人彭玉琳与新淦县民杨文等70余人“谋乱”，械至京师，70余人皆诛之。
洪武十九年五月间，程乡县民钟文远“谋乱”，捕至京，诛钟。
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间，惠州博罗县山民起事，捕为首者应仲叶等11人，械至京师诛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二月间，广东惠州龙川县民苏文山等“作乱”，械文山及妻至京，磔文山于市。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间，河南乌撒卫军士马四儿纠合朱黄头等6人，“妄言”“劫掠”，将黄头等械至京斩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五月间，袁州分宜县民“以左道惑众”。捕至京，诛之。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间，浙江宁波府有僧称白莲教宗聚众，诛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间，靖州会同县山民王汉“率众为乱”，械500余人至京，斩其首，余发戍东胜州。
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间，东莞民何迪因侄儿犯罪，畏株连而“谋反”。械至京，诛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间，道州邓华仔率众“逋赋”起事，械至京，被诛者29人。
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间，陕西汉中府沔县高福兴等“作乱”，捕获其党汪伯工、陈妙贵、刘普成等，“悉诛之”。
洪武间对“贼盗”犯罪严惩不贷的事实，与统治集团内部乱法坏法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照，它说明朱元璋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继承和贯彻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这一传统的治国指导思想。
“十恶”和真犯死罪条款之所以在明初能够得到比较坚决的推行，主要是因为这些条款的执行关系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也与当时这些条款很少变更，保持法令的稳定性、连续性有很大关系。然而，除“十恶”和真犯死罪外，洪武间由于屡颁例、令，相当多的法律规定处在变动之中。那么，这些处于变动中的法令，它们的实施情况如何呢？据现有的史料显示，在律、例、令三者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常经”的有关律文往往难以正常执行，常常被例、令所代替，而例、令作为“治乱世”的一时“权宜”之法，其量刑又往往较律文为重。
例、令代律而行的这个特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法规上表现最为明显。以盐、茶法为例。盐、茶法本系元代法律中的重刑条款，明初沿袭用之。洪武元年（1368年）所颁律中已有盐、茶法规定，之后不久又定盐、茶法。《明史》云：洪武三年（1370年）定开中盐例。规定：“卖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91]又规定：“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92]《明会典》载：洪武初有关盐、茶法规定：“各场窑丁等除正额盐外，将煎到余盐夹带出场及私煎货卖者，绞。百夫长知情故纵或通同货卖者，同罪。两邻知私煎盐货不首，杖一百，充军。凡守御官巡检司巡获私盐，俱发有司归问，犯人绞，有军器者斩。”[93]犯私茶与私盐一体治罪。盐法、茶法则明确规定犯私盐、茶者处死，这都比洪武《大明律》犯私盐、茶“徒三年”的处刑为重。
洪武年间，盐、茶法不仅在量刑上例重于律，而且在实行时也基本上是依例不依律的。如《明实录》载：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江西民坐私盐，法当死”便是一例。[94]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间，嘉兴府通判庞安获私卖盐者，户部“依例而行”，庞安上书力辩，说“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户部“依例而行”是“坏万世之法”。虽然此案最后终于“诏论从律”，也反映了在实行盐、茶法上当时重例不重律的现实。洪武“三十年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赐死。时禁私茶，伦檄陕西布政司起车五十辆，贩茶河州。伦家人周保纵暴，驱迫有司，为兰县河桥巡检司吏所发。上怒，并布政司官论死，没其茶”[95]。 这一处刑，显然也是依例未依律的。
再以逃军初犯罪为例。洪武年间规定逃军再犯、三犯为“真犯死罪”。就是对逃军初犯，处刑也很严酷。《明史•兵志》云：“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96]十六年（1383年）和二十一年（1388年），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清军，大肆逮捕缺伍士卒。为了防止军士逃亡，明王朝屡颁“逃军”诏令，致使法令十分混乱。考洪武初律文，只有“从军征讨私逃再犯”、“三犯逃军”罪处死，而逃军初犯并不处死。[97]但后来发布的有关诏令，大多把“逃军初犯”加重为死罪。比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令：“各处逃军隐藏转送者全家充军，官吏纵容者处死。”[98]三十年初条例曾定逃军为工役终身，然同年五月所颁《律诰》条例则改为：“军官军人从军征讨，私逃还家，及逃往他所者，初犯即坐”，以死刑论。[99]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规定：“逃军初犯杖一百，乃发出征。”洪武年间“逃军初犯”的处刑变化如此频繁，这是与当时军士逃亡及政府反逃亡的斗争形势有密切联系的。就量刑的轻重而论，当时的例、令均要比三十年《大明律》苛刻，比洪武初律文处刑要重。从史实看，在当时例、令多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只能是例、令代律而行。
类似私犯盐茶、逃军初犯这样律、例、令前后矛盾多变的条目，还有脱漏户籍、诡寄田粮、乡饮酒礼、私自下海等不少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有关例、令的法律效力也胜于律文，在社会生活中也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当时所颁的一些律文不能适应国家的统治需要而度时立法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洪武时期明律的实行情况是复杂而有规律可循的。概括来说，有以下三点：（1）从时局变化方面分析，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白热化和发生较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非常时期”，统治者是只看重屠刀而不执行什么法律的。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正常的局势下，法律则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施。（2）从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上分析，那些关系到王朝安危、律文较长时间保持相对连续性不变的条款，如“十恶”和真犯死罪，实行得较好。而那些变动频繁，律、例、令内容不一致的有关法律规定，大多是以例、令代律而行。（3）从法律对不同对象惩处力度的差别上分析，对于打击“奸民”的法律规定，统治者总是上下一致竭力推行的；反过来，要在统治集团内部严格地依法办事，就很困难了。当然，在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法问题上，也是不尽相同的，在朱元璋以严刑整饬吏治的历史背景下，地方官吏的执法比朝廷要好。
（原载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4页。
[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9页。
[3]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0页。
[4] 《明太祖实录》卷28。
[5]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0页。
[6]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页。
[7] 《大明令》，收入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8] 《明太祖实录》卷197。
[9]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09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34。
[11]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进大明律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12] 《明太祖实录》卷34。
[13] 《明太祖实录》卷84。
[14] 《明太祖实录》卷86。
[15]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进大明律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页。
[16] 《明太祖实录》卷86。
[17]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进大明律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页。
[18] 《明太祖实录》卷163。
[19] 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37—286页。
[20] 《明太祖实录》卷156。
[21] 《明太祖实录》卷169。
[22] 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38页。
[23] （明）何广：《律解辩疑》卷18《刑律•贼盗•谋反大逆》，见杨一凡、田涛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4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24] ［朝鲜］金祗：《大明律直解》卷18《刑律•贼盗•谋反大逆》，《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第548页。
[25] （明）何广：《律解辩疑》卷24《刑律•诈伪•诈为制书》，《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4册，第252页。
[26] ［朝鲜］金祗：《大明律直解》卷18《刑律•诈伪•诈为制书》，《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第599页。
[27]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3页。
[28] 以上见《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2—2283页。
[29] 《明太祖实录》卷86。
[30] 《明太祖实录》卷203。
[31]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9页。
[32] （明）舒化：《进新刻〈大明律附例〉题稿》，明万历十三年刊《大明律例》本。
[33] 《明太祖实录》卷253，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34] 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55—207页。
[35] 黄彰健在《大明律诰考》中说：“民国三十五年史语所迁回南京，我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得见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明刊黑口本《大明律》30卷。该本又分上下2卷，即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为上卷，兵律、刑律、工律为下卷。在上卷末即附有‘钦定律诰该载’。”
[36] 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8页。
[37] 同上书，第190页。
[38] 同上书，第201页。
[39] 按以下文律102条，加诰12条共得114条，此可能是“一”误刻为“二”所致。
[40]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擅勾属官》，明正德十六年刊胡琼《大明律集解》本。
[41] 《御制大诰续编•有司不许听事第十一》，清华大学藏洪武内府刻本。
[42] 《大明律》卷19《刑律•人命•庸医杀伤人》。
[43]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滥设官吏》。
[44] 《御制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第七十五》。
[45] 《御制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
[46] 《御制大诰•冒解罪人第四十》。
[47] 此部分死罪同明律条目，故略。
[48] 见（明）张楷撰《律条疏议》书末附《律诰该载》，明嘉靖二十三年黄巖符验重刊本，收入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第1辑第3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714页。又见《兴化府志•刑纪》。
[49] 《大明律》卷6《户律•婚姻•居丧嫁娶》。
[50] 《大明律》卷21《刑律•骂詈•妻妾骂故夫父母》。
[51] 见（明）张楷撰《律条疏议》书末附《律诰该载》，明嘉靖二十三年黄巖符验重刊本，收入《中国律学文献》第1辑第3册，第715页，又见《兴化府志•刑纪》。
[52] 《大明律》卷28《刑律•断狱•决罚不如法》。
[53] 见（明）张楷撰《律条疏议》书末附《律诰该载》，明嘉靖二十三年黄巖符验重刊本，收入《中国律学文献》第1辑第3册，第709页，又见《兴化府志•刑纪》。
[54] 《大明律》卷14《兵律•军政•从征守御官军逃》。
[55]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9页。
[56]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4页。
[57] 同上书，第2285页。
[58]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5页。
[59]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44页。
[60]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书首载徐世昌《唐明律合编》序，民国十一年徐氏退耕堂刻本。
[61] 《大明律》卷18《刑律•贼盗•贼盗窝主》。
[62] 同上。
[63] 《大明律》卷5《户律•田宅•欺隐田粮》。
[64] 《大明律》卷4《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
[65] 《大明律》卷8《户律•课程•匿税》。
[66] 《大明律》卷24《刑律•诈伪•伪造宝钞》。
[67] 《大明律》卷18《刑律•贼盗•劫囚》。
[68]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奸党》。
[69]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交结近侍官员》。
[70]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大臣专擅选官》。
[71]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文官不许封公侯》。
[72] 《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上言大臣德政》。
[73] 《元史》卷102《刑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03—2604页。
[74] 《元史》卷103《刑法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43页。
[75] 《元史》卷102《刑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04页。
[76] （明）陈帮瞻：《元史纪事本末》卷11《律令之定》，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4页。
[77] 从明、清人的一些野史笔记，到近人所写《明代特务政治》、《明太祖与中国专制制度》等，都持这种看法。在近几年的有关法学论文中，也能看到这一观点。
[78] 《大明令》，见《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第44页。
[79]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五年顾璘刻本。
[80] 《皇明制书》卷5《诸司职掌•刑部》，又见万历《明会典》卷173《罪名一》。
[81] （明）傅凤翔辑：《皇明诏令》卷1《初元大赦天下诏》，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又见《明太祖实录》卷34。
[82]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67《刑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282页。
[83] （明）陈仁钖：《皇明世法录》卷5《恤刑》，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28页。
[84]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64《刑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235—1236页。
[85] 《明太祖实录》卷151。
[86] （明）谈迁：《国榷》卷9，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14页。
[87] 《明太祖实录》卷253。
[88]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3页。
[89] （明）朱国祯：《皇明大训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五年刻本。
[90] “贼盗”案史料从《明实录》、《国榷》、《明通鉴》等书收集而来。
[91] 《明史》卷80《食货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5—1936页。
[92] 同上书，第1947页。
[93] （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34《户部二十一•课程三•盐法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39页。
[94] 《明太祖实录》卷78。
[95] （明）谈迁：《国榷》卷10，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76—777页。
[96] 《明史》卷92《兵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55页。
[97] 见本文所引真犯死罪41条。
[98] （清）雷梦麟原编，（清）蒋廷锡等校勘重编：《古今图书集成•详刑典》卷28，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
[99] 见（明）张楷撰《律条疏议》书末附《律诰该载》，明嘉靖二十三年黄巖符验重刊本，收入《中国律学文献》第1辑第2册，第709页，又见《兴化府志•刑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