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林纾的翻译自问世后，就为国人所瞩目，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它的独特魅力还使它跨越国界，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关注。本节将对国内外的林译相关研究做一简要回顾，以更好地明确学界已取得的成就，汲取本书所需的学术营养，同时希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能有所突破和创新。结合林译研究资料的地域分布特点，为了梳理的方便，本书对国内外林译研究资料的区分，不依据作者的国籍，而是依据资料的出版发行地。[5]
一 国内研究历史回顾
国内对林纾翻译的探讨，迄今为止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些研究根据时间的不同，呈现出一些带有阶段性的不同特点，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自1899年至1919年
1899年，林纾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发行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此后晚清民初的这段时间里，林纾所译的《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等作品，都受到读者的喜爱，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时人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林译的看法，主要抒发了对译笔的一致赏识，见于当时的杂评、叙言、题咏之中。杂评如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1908），该文评论道：“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玩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徐念慈，1989：314）叙言如涛园居士为林纾所撰写的《埃司兰情侠传·叙》（1904），其中写道：“余读其文（即译文，笔者注），似得力于马第伯《封禅仪记》及班书《赵皇后传》，故奥折简古至此。”（涛园居士，1960：282）题咏如当时著名的作家邱炜萲特地为林译作的《新小说品》（1907）一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吟边燕语》，如夏云奇峰，闲处作态。足本《迦茵小传》，如雁阵惊寒，声声断续。《洪罕女郎传》，如调谱清平……”（邱炜萲，1907：50）以上的论者都注意到林纾扩大了古文的应用范围及译笔具有的丰富表现力。
译作的思想意义也是时人点评的一个方面，但是不如林纾的译笔受关注，仍主要以杂评、叙言、题咏的形式出现。《小说林》1907年第7期刊登的杂评《觚庵漫笔》认为林译小说有益于改良社会：“近日又有《滑稽外史》之刊，共六册，为译本中成帙最巨者，穷形尽相，恶人、善人、伪人、贫人、富人一一为之铸鼎象物，使魑魅魍魉，不复有遁形。欧西此等小说，风行一世，有裨于社会不少。”（俞明震，1989：249）林纾的友人陈熙绩最早涉及林译作品的反帝反封建意义，他的《歇洛克奇案开场·叙》点评了林译能够传播西方先进观念的一面：“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余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总而言之，先生固无浪费之笔墨耳。”（陈熙绩，1983：134）醒狮的《题〈黑奴吁天录〉后》以吟诵的形式评述了林译《黑奴吁天录》的自由平等思想：“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
对于林纾的翻译，偶尔也能听到批评的声音。松岑曾撰文表达了他对林译爱情小说的逆反心理，担心自由平等的洪流会致使男子梗父命，而女子破贞操（详见松岑，1989：153—155）。但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对林译的评价多是极为肯定的。
（二）自1919年至1924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对林纾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人们对他的译作的评价发生了急剧转变。这时期活跃在政治和文学领域的主要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和周作人等，他们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掀起文学革命的浪潮。
自《新青年》上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一开始仿佛没有人出来公然反对，处于“寂寞新文苑”的这些五四新人便首先对林译小说发难，屡次攻击。钱玄同在《新青年》1917年第1号所发表的《寄陈独秀》一文中，专门批评了林纾采用文言译书：“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故以‘大文豪’目之矣。”（钱玄同，1979：32）刘半农在登载于《新青年》1917年第3号的皇皇大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指责了林纾翻译用字用词不考究。他认为林译的“其女珠，其母下之”中的“珠”和“下”用法有误，不能理解为“孕”和“堕胎”（刘半农，1979：33）。这个例子其实与林纾的原文并不符合，[6]然而却以讹传讹，被很多人转引。[7]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同时发表的署名为王敬轩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拉开了新旧文学激烈辩论的大潮，论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对林纾和他的翻译的评价，林译小说由此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前封信中的王敬轩实为钱玄同所托用之名，他在信中模仿封建守旧文人的心理和口吻对林纾的翻译大加赞扬，而实际上却将他们种种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观点归纳在一起。刘半农的复函则逐一反驳，予以痛斥，主要有三：原稿选择不精；谬误太多；采用文言（详见鲍晶，1985：149—150）。刘半农对林纾的翻译方法、翻译语言等问题的看法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对林译小说的实绩未免贬抑过头。
对于新文学阵营的种种批评，林纾奋髯抵几，破门而出。1919年春，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了《荆生》、《妖梦》两篇文言短篇小说予以反击。与此同时，还在《公言报》发表了一封长篇公开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信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即发表了《答林君琴南函》，驳斥林纾，复函结尾处给了林纾致命一击：“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蔡元培，1983：144）
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林纾被彻底地视为了反对新文学文化的代表。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继续撰文批评林纾和他的翻译。一时间，在《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上，抨击林纾和他的翻译的文字如飙风怒涛，他们的诋毁不外都是对刘半农和蔡元培观点的重复。
（三）自1924年至1949年
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北京的寓所里逝世，人们已不能再听见他那顽固的言论，他的逝世引发了人们对林纾和他的翻译的重新评价。
同年的11月11日，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题为《林琴南先生》的长论，系统地总结了林纾其人、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表达了对林纾的缅怀之情，这是林纾谢世后人们所公认最早的、最有分量的一篇评述林纾的论文。在该文中，郑振铎重点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评论，因为“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郑振铎，1981：9）。在郑振铎看来，林纾的翻译功绩有三（同上：15—17）：第一，林译具有沟通“中”与“西”的作用，向国人传播了关于世界的常识；第二，让国人了解不独中国有文学，“欧美亦有所谓文学”；第三，打破了中国以小说为“小道”的传统旧观念，开启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风气。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林译小说犯有选材不精、混淆体裁、自行增删的坏毛病。
继郑振铎后，许多学人也开始陆续为林纾说上一句公道话了。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8）等，很多都附带了对林纾翻译的正面评价。如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称赞林纾：“他肯拿下古文家的尊严（从前一般古文家自视确实尊严），动手去译欧西小说；他有鉴赏各国文学的兴趣；他开始了翻译世界各国文学的风气，也不是顽固守旧的老先生能够做的事业。”（陈子展，2000：86）
1935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寒光的《林琴南》，这是最早论述林纾的一部专著，标志着林纾研究向着纵深发展。很有特色的部分是第3章“文学界的评论”，寒光搜集整理了时人对林纾的许多评论，篇幅虽小，但弥足珍贵。其中不少都表达了对林纾翻译功绩的肯定，如：谭正璧誉林纾为“外国文学之传入与译界之王”（寒光，1935：28）；赵祖林高度评价林纾：“林畏庐之介绍西洋文学……词既娓娓，意亦深奇，故极受当时社会所欢迎；而其影响与文学界也甚大。”（同上：49）第4章是针对林纾翻译的专论，再次为林纾和他的翻译平反。寒光认为林纾努力于翻译事业正是他的维新思想使然，而且认为译作的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口译合作者的误译造成。可见，对于林纾的翻译，寒光比郑振铎持更为肯定的态度。
此前批判林纾的新文化人，也都纷纷重新评价了林纾和他的翻译。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这样写道：“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作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胡适，1998：345）
（四）自1949年至1979年
这个阶段是林译研究比较沉寂的时期，有关研究只见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除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9）、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60）等少数几部著作对林纾和他的翻译持肯定态度，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绝大多数的著作都视林纾为复古守旧势力的代表，对他进行了猛烈批判，他的翻译也被贬得一文不值。
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7）第1章第5节中说：“当时第一个跳出来，以卫道自任，反对新文学的是林纾。……封建复古主义者如何仇视新文学运动，从这里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了。”（刘绶松，1979：31）刘绶松以五四时期林纾与白话文学之争为由，企图将林纾对新文学、新文化所作的贡献全部抹去，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然而，这个时期仍出现了零星的、较为客观的林纾翻译研究。1961年，阿英在《世界文学》发表了《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对林译《茶花女》的出版时间、版本问题作出了周详的考证，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该书出版时间方面的争辩。[8]难能可贵的是，阿英还在其主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中，做了大量地搜集整理工作，尽可能地将林纾为译作所写的序、跋、识语、短评、达旨、译余剩语等收录其中。这些译序跋共计65篇，对今人研究近代文学理论也具有极高的理论参考价值。
孔立的《林纾和林译小说》（1962），作为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发行出版，是一本较为全面而简洁地叙述林纾和他的翻译的通俗读物。全书篇幅不长，分为6章，内容并无甚新意，属泛泛而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此评价也是很可贵的了。
1964年，钱钟书发表了《林纾的翻译》一文，该文是1949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篇有关林纾翻译的专论。其中对林纾翻译的精彩分析、对翻译本质的深刻见解，至今仍吸引着学人的阅读兴趣与研究目光。钱钟书首先指出翻译具有“媒”和“诱”的作用，并认为林纾的翻译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林译让读者了解了外国作品，“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钱钟书，1981：22）。钱钟书对林译的“讹”也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认为林译本的一些“讹”很可能是“出于林纾的明知故犯”（同上：24—26）。历来人们都称林纾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钱钟书对此说法也首次予以了纠正。钱钟书的这篇文章原载于《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并未引起什么反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该文收入《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时，才备受学人追捧。
（五）自1980年至1990年
改革开放后，思想禁锢得到了解放，学术领域面貌焕然一新，林纾的翻译也重归人们的视野。商务印书馆选定了10部林译佳作，命名为《林译小说丛书》，率先重新出版。这10部小说是：《吟边燕语》、《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录》、《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述》、《现身说法》、《迦茵小传》、《不如归》、《离恨天》。在丛书的《出版前言》中，商务印书馆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肯定了林译重新出版的价值。
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还特意选取了郑振铎《林琴南先生》、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这3篇比较重要的林译研究论文，与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辑录为一集，命名为《林纾的翻译》，附于《林译小说丛书》之中同时出版。该丛书第一版的发行总数达到569500册，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林纾翻译的研究。
1983年，薛绥之和张俊才主编的《林纾研究资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迎合了新时期人们对林纾和林译研究的需求。该书搜寻了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分为5个部分辑录：林纾生平及文学活动；林纾理论、研究文章；林纾翻译作品考索；林纾著译系年；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其中，不仅收集了大陆的林纾研究资料，还收集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的林纾研究资料，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研究。
在学术期刊上，林译研究文章又开始逐渐出现。薛卓的《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1980：68—74）是新时期第一篇正面评价林纾翻译思想的论文，通过考察林译小说的译序跋，指出林纾译书思想有着积极意义。王佐良（1981：1）讨论了严复和林纾两位翻译家，开篇就指出他们是“我国近代翻译界的两个先驱”，然后分述二人的翻译实践。张俊才（1983：164）指出，林纾的创作和翻译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认为“如果没有包括林纾在内的所有近代进步作家的努力，‘五四’作家们根本别想演出‘五四’文学的话剧来”。此外，郁奇虹（1983）、曾宪辉（1984）、马寿（1988）等都从不同程度上再次对林纾的翻译做出了肯定。
这个时期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学史、翻译史著作，如王运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85）、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等在提及林译时，都对它在中国文学史、翻译史上的地位，重新给予了肯定。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翻译文学史著作，该书第1编的第5章概述了林纾的生平、翻译活动及其贡献，把林纾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奇才，是翻译史上的巨人，他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陈玉刚，1989：75）
开放的文化姿态，使人们得以重审历史，正视林译曾经产生过的积极影响与进步作用。这个阶段虽然著述不多，且都未能突破前人的研究视野，大多是对郑振铎、寒光等前人观点的重复，但摆脱了上一阶段基于政治目的的随意歪曲评价，并为下一轮的林纾翻译研究热潮做了必要的准备。
（六）自1990年至今
近20年以来，林纾翻译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派繁荣景象：既有林纾译作的新出重出，又有资料汇编的全面修订；既有学术论文的横剖纵论，又有专著、学位论文的系统研究。可见，人们对林纾翻译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无论是就广度而言，还是就深度而言，这个阶段的研究是前几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
自商务印书馆于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了10种林译精品后，林纾的一些罕见、从未曾发表的译作得以于90年代与读者见面，为有志于林译研究的学人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991）收录了一些较为罕见的林译小说，如《三千年艳尸记》、《潜艇魔影》、《海外轩渠录》、《大食故宫余载》等。李家骥等整理校点的《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1994）收辑了林纾从未发表过的手稿9种，共计40余万字，包括有《神窝》、《情桥恨水录》、《盈盈一水》、《闷葫芦》、《金缕衣》、《欧战军前琐语》、《交民巷社会述》、《雨血风毛录》、《风流孽冤》。这9种都是未刊的手迹，异常珍贵。最后2种是残稿，编者为保留原貌，也一并收入。
在资料汇编整理方面，吴俊校标的《林琴南书话》于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异域稗贩”和“中土文录”两部分组成，“异域稗贩”收录了林纾译作的序、跋、识语、小引、剩语等共计73篇，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对林译序跋收集得最为完整的版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6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出版的“福建文史丛书”《林纾研究资料选编》，该书收录了百年（1907—2007）林纾研究论文200余篇，总字数近200万字，是“目前最大规模的林纾研究资料集”（苏建新，2008：51—53），其中的第二部分专门收录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林译研究论文。
在期刊论文方面，这个阶段所出现的林译研究论文的数量空前之多。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主页上，笔者统计，1990—2011年的林译研究论文总数为292篇。这些论文有对林纾历史地位的评价，如郭延礼（1992）、韩洪举（2005）等一批学人继续为林纾翻案，正视他在历史上的积极影响。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也开始得到总结，如袁荻涌（1994）、王宁（2004）等对林纾的翻译目的、翻译标准，以及林纾本人对一些具体翻译问题的见解都有涉及，这是他们在反复研读林译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总结。也有林纾与其他译者的比较研究，既有共性比较也有差异比较，既有与国内译者的比较也有与国外译者的比较，丘铸昌（1991）、祝朝伟（2002）、章国军（2008）等在这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本阶段林译研究的最大亮点，是将林译置于文化视角下的考察，这也是研究的一个弱点。郑延国的《从林纾的翻译说开去——谈翻译界的两种文化现象》（1995）就已展露了文化研究的端倪。马晓冬的《〈茶花女〉汉译本的历史研究》（1999：55）认识到宏观文化对评价林纾译本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茶花女》这部小说在不同时代的几个中译本的比较，“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译入语的时代变迁对翻译策略以及译本的具体形态所产生的影响”。张佩瑶的《从话语的角度重读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2003：15—20）是此阶段的一篇精彩之作，她从福柯对话语的定义出发，分析了译者魏易与林纾如何使译本《黑奴吁天录》发挥独特的话语功能。黄汉平的《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2003：25—28），也涉及了林纾翻译的文化问题，作者指出林译小说中增删“直接指向文化多元系统内的各种关系”。此外，朱伊革（2003）、童真（2008）、崔文东（2010）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从文化语境的视角分析了林纾的翻译。
近年来还出现了以林纾的翻译为研究主题的专著、硕博士论文。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2005）是本阶段第一本林译研究专著，由作者2002年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主要对林纾的“翻译思想与艺术”、“林译代表作”、“林译小说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山东大学王萱的博士论文《林纾的翻译及小说创作研究》（2003）主要也是论述韩洪举在上述论文中所谈到的几个方面，但也作了扩充，如探讨了林纾翻译特色。2003年的另外一篇博士论文系北京师范大学郝岚所著《林译小说研究：文学与文化史意义》，后稍作修改以《林译小说论稿》为名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文视角与韩、王不同，从林译的文学文化意义切入，探讨了林译小说的文学意义及其所体现的翻译思想，以及林译对域外小说的接受及所折射的文化问题，但各章之间有跳脱之感，联系似乎不太紧密。台湾大学潘少瑜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翻译言情小说研究——以林纾与周瘦鹃为中心》（2008）则探讨了以林纾和周瘦鹃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翻译言情小说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主要在于以爱情为最高的生活价值、肃清爱情和婚姻的关系、结合爱情与爱国论述等方面”（潘少瑜，2008：ⅵ）。毫无疑问，这些著论深化了人们对林译的认识。而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局限于中国古代或近现代文学专业背景，他们在研究林纾的翻译时，更多的是把林译视为创作进行分析，而对林译本质上是“翻译”的这一事实关注不够，未能很好地从翻译的角度进行论述。
由以上几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林纾翻译的评价几经变易，从最初的狂热崇拜，到后来的蓄意诋毁，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趋于客观、理性，近年来人们对林纾翻译研究的热情极为高涨，这是林译研究上的进步。
但在研究性质上，对林译的研究总体而言还局限在以下三类：一是随感式经验点评。此类点评主要是对林译的语言或思想意义的评价，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国内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林译研究。这类点评基于评论者的印象或直觉等，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缺乏理论性、系统性。
二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国内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的林译研究属于此类。五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当时国内“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林纾曾两度被视为封建守旧势力的代表，他的翻译也两度遭到贬低。这些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林译的评价，完全否认林译的贡献，显然有失客观公允。
三是传统语言学翻译观下的译本对错裁决。传统语言学翻译观把语言当工具，把翻译看作科学，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对等。用此视角来研究复杂的林译现象，这显然是不充分的。然而，此类研究却为数不少，早期有刘半农（1918），后来有邱铸昌（1991）、赵光育（1999）等。
二 国外研究历史回顾
国外对林译作品译介得比较少，加之林纾用文言翻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林译在国门外的传播、接受与研究。但是，仍有极少数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林纾，他们意识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能够忽略林纾。
韦利（Arthur Waley）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古文功底非常好，能够读懂林纾的译作，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触及林纾翻译研究的西方学者。早在1958年，他就曾撰文表达自己对林译作品的欣赏（见Waley，1958：107）。韦利对林纾所使用的翻译语言尤为推崇，他认为“译者应该用自身所最为精通的语言来进行翻译，林纾就是遵守这一原则的典范”，“林纾不把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因为古文是他最为精通的语言”（Waley，1975：29）。韦利还把林纾的译作和狄更斯的原作进行了对比，认为译作比原作更为精练，胜过原作。
康普顿（R.W.Compton）是西方最早选择林纾的翻译进行系统研究的美国学者。1971年，他以林纾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林纾（1852—1924）翻译研究》（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Lin Shu 1852—1924）。在文中，他介绍了林纾的生平，分析了译作的数量和质量。康普顿的研究不是建立在他本人对林纾译作的切身考察分析的基础上，而是来自中国学者的转述，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口舌。他认为林纾的翻译目的不是为了引进新思想，而是为了同化西方思想，以此来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在西方小说中发现中国道德训诫，从而得出林纾的翻译是“无足轻重”的结论（Compton，1971：190）。康普顿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贬低了林纾的翻译功绩。
1997年，美国密芝根大学贝珂（Margaret Baker）的博士论文同时选择了林纾和赛珍珠（Pearl Buck）的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在论述林译时，贝珂重点选择了林纾早期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两个译本，分析了林纾对外国人物形象的处理。她认为林纾在翻译时“同化”了外国人物形象，并用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Baker，1997：309—317）。可见，她的研究初步受到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对译本的纯语言学分析。
美国青年学者韩嵩文（Michael Hill）是近年来西方对林纾翻译最为关注的学者。他的《启蒙读本：商务印书馆的〈伊索寓言〉译本与晚清出版业》一文以林译《伊索寓言》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晚清知识分子与近代上海出版业的关系（韩嵩文，2007：123—142）。他于2008年所递交的博士论文[9]仍以林纾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界，如何使林纾成为当时的有名译家与古文教材编写的权威，以及这一形象又如何在“五四”人的攻击中黯淡消靡。韩嵩文的研究立意新颖，但也存在考据不足，论证不力，结论过于轻率的缺陷。
东方的汉学家中，主要有内田道夫和樽本照雄两位日本学者对林纾给予了关注。1960年，内田道夫撰写了《林琴南的文学评论》[10]，该文虽然主要以林纾的文学评论为中心，但穿插了对林纾翻译的评价。与当时国内对林纾的批评与指责相比，内田道夫（1983：255）对林纾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林纾的“翻译方法虽然特殊，选译的原著也不见得是第一流的作品，但是，作为最初级的，为世人所能接受的西洋小说的介绍，在中国输入西欧文化的历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
大阪经济大学的樽本照雄教授，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上颇有造诣，近年来研究兴趣主要在林纾。2008年3月，他出版了《林纾冤罪事件簿》，作者将史家的意识和细腻的洞察注入行文，以有力的考据澄清了一个个林纾和林译小说所受的冤屈。在林纾的翻译方面，他认为林译过去所受到的最大误会，就是把戏曲翻译成小说这件事。通过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原作分别与林译本比照阅读，他发现林译莎士比亚《亨利第四纪》、《雷差德纪》等的原本，依据的是库奇（Quiller Couch）改编的历史故事，而林译易卜生《群鬼》的原本，依据的是德尔（Draycot M.Dell）改编的小说。2009年5月，樽本先生又以系列论文结集的形式出版了《林纾研究论集》，继续以《凯彻遗事》、《澥外奇谭》、《吟边燕语》、《双雄义死录》等林译小说为例证来洗雪林纾所蒙受的冤屈。
旅居海外的华人对林译也作了评价，虽然笔墨不多，专论尤为少见，但也构成林译在国外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较早对林译进行研究的当数李欧梵（Leo Ou-fan Lee）。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充满着对林纾的负面评价。当时还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李欧梵，就此撰写了《林纾及其翻译：中国视角下的西方小说》（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s：Western Fic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 ）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林纾的思想、人格和他的译作，发表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Papers on China ）刊物上。在论文的开端，李欧梵对林纾作为翻译家的一面给予了高度评价：“林纾是中国第一位西方小说翻译家。正如译介西方思想的严复，林纾为国人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取得了非凡的成就。”（Lee，1965：159）李欧梵研究了林纾翻译作品中的三大主题，即情感、伦理和冒险，指出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所需。他认为林纾的翻译具有影响力不仅在于林纾的译笔，更在于林纾让中国读者看到了一个异域的西方社会。李欧梵的分析已经初步涉及翻译在目的文化中的功能问题，可惜未能进一步展开论述。
1991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张毓[11]（Zhang Yu）的博士论文，首次对林纾的翻译有所涉及。张毓以David Copperfield 的几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个比较研究。他认为与董秋斯、许天虹、林汉达、张谷若的译本相比较，林纾的译本非常不忠实，为了迁就中国读者，林译本处处可见译者的删减、增译，读起来就如同在读中国小说（1991：211—214）。张毓对林译本的批评虽然有理有据，但是局限于语言的视角，这对于分析作为独特历史文化现象的林译显然是不够的。
199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英（Hu Ying）的博士论文，专门辟有第2章论述林纾和他的翻译。她以追溯《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开始，后又回顾了林纾作为翻译家和古文家的生涯，认为林纾虽然用古文翻译，译文也有讹误，但译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93：50—94）。1995年，胡英又撰写了专论，将林纾翻译与晚清写作逻辑相结合，批驳前人对林译不忠实的责难，明确指出“林译的意义恰好就在于译本对原本的变形，而不在于对原文的忠实与否”（1995：70）。胡英的论述较之前人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认识到评价林译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环境，但在与文化相结合进行论述时，又似乎浅尝辄止，未能对林译的不忠究竟如何受到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2007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吕力（Lü Li）的博士论文，对严复、林纾和梁启超三位近代译家做了一个比较研究，比较了三者之间的翻译目的与翻译技巧。结论部分评价道，三者尽管在目的和方法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都在翻译领域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2007：129—144）。吕力的研究为描写性研究，较之前人是有进步的，但是忽略了对三者的共性的讨论，比较点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拓宽，论述似乎也可以更深入。
与国内的研究情况相比较，林纾的翻译在国外的研究时间比较短，著论数量并不可观，所得到的认识也颇为有限。但是，国外学者们的研究也有着一些新鲜的、可取的成分，为本书进一步深化林纾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综观上述前人的研究，多是经验点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或传统语言学视角下的译本对错判断，大多缺乏对历史、文化等因素的考虑。前人的林译研究多是在平面上展开的去历史化的活动，在相关的论文里，很少看到论者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如：“林纾的翻译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林纾的特殊翻译方式是如何形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文学对林纾的翻译有什么影响？”“林纾的翻译又对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林纾的翻译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事件，对它的探讨自然需要考虑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若忽略林译的这个重要本质特征，那么这种研究或许能从翻译技术层面给读者以方法论上的启示，或许能在译品的艺术欣赏方面给读者某些引导，但也只能局限于此，很难得出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这一缺陷，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并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批初步的成果，如马晓冬（1999）、张佩瑶（2003）、崔文东（2010）等。尤其是张佩瑶（2003）对林纾与魏易合作的《黑奴吁天录》的精彩探讨，给了所有想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研究林译的跃跃欲试的学者们以重要启迪。但就整体而言，这种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数量稀少，系统研究缺乏，研究深度不够。
林纾翻译研究常常被附庸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首先，林译研究者大多不是来自翻译领域，而是来自文学领域。这一问题现在也未改观：近年来国内外以林纾翻译为研究主题的专著、博士论文作者，大多是来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而没有外语界、翻译界研究者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外语能力和文本材料分析能力，林译为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势难得到准确、全面、客观的分析。其次，由于研究者所属专业背景的局限，他们大多学习古代或近现代文学，这干扰了他们观察、研究林译的视角，导致林译首先是翻译的第一位的本质被忽视。研究者们经常把林纾的翻译视为创作，着重于译本的思想内容、艺术价值方面的品评与欣赏，而较少对原本和译本进行仔细比读，从中发现译本和原本的不同，并对种种的不同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缺乏从翻译的角度对林译的系统研究。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单篇论文，绝大多数的林译研究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其二，以单章或单节形式出现在其他专著中，如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等近代文学或翻译史稿，都以单章或单节的形式讨论了林译。近年来出现了少数以林译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或博士论文[12]，也以鉴赏、介绍或概括性的述评为主。
林纾的翻译在晚清风靡一时，阅者无数，对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林译而来的林译小说研究，迄今为止也有百余年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少有翻译领域的研究者从宽阔的文化视域对林纾的翻译做系统独立的研究。这些不足与问题，给本书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