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林纾生平及其译作概貌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幼名群玉、秉辉等，年长后正式取字琴南，自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年又称蠡翁、补柳翁、践卓叟。据说他在参加礼部试时始用林纾之名（邱菽园，1960：408）。

林纾出身贫寒，父亲林国栓常随盐官至建宁办理盐务，才得些积蓄，于玉尺山下典得一屋，全家始得安居。林纾5岁那年，其父赁船运盐时，不幸触礁，债台高筑。后只身赴台经商，又屡屡亏损。林家生活一落千丈，全靠母亲、姐姐做女工勉强度口。林纾后来在《七十自寿诗》中辛酸地回忆道：“畏庐身世出寒微，颠顿居然到古稀。多病似无生趣望，奇穷竟与饿夫几。”（林纾，1988：385）

林纾幼而好学，因家贫无力购买新书，只能拣旧书或借书抄读。16岁时，已购读旧书三橱之多。他的祖母见他如此嗜书如命深感欣慰，但同时又告诫说：“吾家累世农，汝能变业向仕宦，良佳。但城中某公，官卿贰矣，乃为人毁舆，捣其门宇。不务正而据高位，耻也。汝能谨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林纾，1983：70）此言令林纾颇为震动，时刻牢记“祖训”。终其一生，唯知安分守己，具有很高的道德涵养。林纾自号“畏庐”，即源于此。

1870年，林纾屡遭不幸，祖母、父亲相继病逝。林纾悲伤过度，屡屡吐血，此后长达数年咯血不止。弟弟秉耀为补贴家用，于林纾赴京应试后，抵台经商，不料恰遇时疫流行，4个月后染病身亡。噩耗传来，林纾悲痛不已。尽管承受着屡丧亲人的痛苦和咯血病数年不愈的折磨，但林纾仍然刻苦学习，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读至深夜。20岁时，林纾已校阅古书不下2000卷（张俊才，1983：14），为以后的创作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82年，林纾与郑孝胥、陈衍同榜中举。同年，与同科举人高凤歧结交，并与其二弟高而谦、三弟高凤谦成为挚友，尤其高凤谦对林纾帮助很大。高凤谦，字梦旦，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林纾的自创作品和翻译小说多半得力于高梦旦而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1884年8月，法国军舰突袭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中国舰队，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林纾闻讯，与好友林述庵在大街上相抱痛哭。清廷派钦差左宗棠赴闽督办军务，林纾与另一好友周仲辛于左宗棠马前遮道递状，控告船政大臣何如璋贻误战机、谎报军情之罪，两人立下誓言：“不胜，则赴诏狱死耳！”（林纾，1910：12）尽管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但林纾这一气吞山河之举，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赤诚。林纾痛感时局的腐败，写下讽刺诗百余首。

此后，林纾边读书边应试进士，希望中进士后，能实现自己的仕途理想，但屡屡败北，仕途之心渐冷。但他并未因此而悲观，反而攻书愈勤。至40岁时，林纾已广泛阅读了中国古代典籍，唐宋小说也几乎涉猎殆遍，这对他日后从事小说活动大有裨益。

1898年，林纾再赴京参加礼部会试。经好友李宗言之侄李宜龚介绍，林纾得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会晤。在林旭的影响下，林纾拥护变法维新的信念更加坚定。此间，他曾与高凤歧等到御史台上书，抗议德国强占我胶州湾，然三次上书均被驳回，林纾十分愤慨。同年6月，林纾下第后，与高凤歧一起应同乡前辈林启之邀前往杭州执教。^[1]不久，北京传来“戊戌政变”的消息，当林纾得知变法失败、林旭等“六君子”被杀的噩耗时，悲痛欲绝，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心忡忡。

l901年，林纾举家迁居北京，担任金台书院讲习，兼任五城学堂总教习。在京期间，他与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会晤，二人过从甚密，畅谈诗文，吴汝纶赞赏林纾的文章为“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1983a：78）此时，林纾也受到清朝的礼部侍郎郭留炘的赏识，郭想举荐他参加清政府开设的经济特科考试，被林纾婉言谢绝。

1903年，吴汝纶去世后，林纾与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概相互往来。受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之聘，与姚共同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历任该校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在教学中，他认真负责，谆谆教导学生要“治新学”，树立爱国思想。

1911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伴随武昌起义的炮声，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时，林纾60岁高龄，已开始步入老年。他对辛亥革命起初不能理解，继之逐渐适应，但后来长期的军阀混战又使他失望，他对革命越来越反感，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拍。林纾之所以如此，就其思想根源来分析，是由于他一直是变法维新思想的信奉者。他曾说：“余老而弗慧，日益顽固，然每闻青年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吴俊，1999：18—19）正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抱有幻想，认为改良运动是救国的唯一道路，才对辛亥革命不以为然。另外，此次革命又不彻底，中华民国建立后时局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局面，使对革命抱有怀疑态度的林纾更加失去信心。但林纾只是个正直守旧的书生，非投机政客所能比。他对置人民于苦难中的军阀深恶痛绝，屡屡作诗予以谴责。

1912年11月，《平报》在北京创刊，林纾被聘为编纂。从此时起，他在《平报》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和译作，通过各种文字形式表达了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和忧虑。在他所撰的《论中国丝茶之业》一文中，林纾呼吁要发展生产，用国产与外货争衡。他还大力提倡科学养蚕，办白话蚕报宣传养蚕知识，设立女子养蚕学堂，培养养蚕人才。

1913年，林纾因与京师大学堂的魏晋派势力不合，辞去教职。从此，林纾著文、译书、作画愈勤。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林纾所撰学术著作和为报刊撰述的评论文章、自创小说、翻译作品等，数量非常之多。

19世纪20世纪之交，正是中国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作为受过封建传统教育洗礼的知识分子，林纾也和康、梁及辜鸿铭等人一样，思想中有新旧矛盾，有积极进步的成分，也有落后保守的部分。他的旧思想如果和当时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对比，其落后于时代步伐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如果放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范畴中去考察，则仍然不失其光彩。那就是他继承了屈原、司马迁、杜甫、韩愈、范仲淹等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其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其人生态度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待国家和人民的态度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林纾正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终其一生，他的思想和言行是一致的。

林纾一生在古文、诗歌、小说、戏曲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建树，但最让他声名远播的是他的翻译^[2]。他本人不通外语，凭借与口译者的合作，在20余年间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了百余种小说，且其中多数均为长篇或中篇。清末民初之时，林纾的翻译风靡一时，“自武夫、贵官、妇女以及学校之士皆爱诵其书”（朱羲胄，1949a：3），“先生译书之名，几于妇人皆知”。（同上：45）如此多的翻译作品接连问世，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林纾成为了近代译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关于林纾翻译作品究竟有多少种，历来说法不一。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1924）一文中认为有156种（郑振铎，1981：9）；林纾的弟子朱羲胄在《春觉斋著述记》（1924）中统计出182种（朱羲胄，1949b：49）；寒光在《林琴南》（1935）一书中说有171种（寒光，1935：80）；旅美华人马泰来在《林纾翻译作品全目》（1981）中认为是184种（马泰来，1981：103）。马泰来仔细地考订了林纾所据原著作者书名，逐个翻检了原书或书影，他所得出的数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仍遗漏5种作品，其中3种已刊发，两种未发，分别是1911年7月10日《小说时报》的《冰洋鬼啸》（原作名称不详），1917年《小说海》第1至8期的英国作家大威森的《拿云手》（原作名称不详），1919年第1至12期《妇女杂志》的法国小仲马的《九原可作》（Le docteur servans ），以及未刊的美国来忒的《秋池莲》（原作名称不详）和惠尔东夫人的《美术姻缘》（原作名称不详）。因此，林译作品总数应为189种。其中《欧西通史》（原作名称不详）、《民种学》（Volkerkunde ）、《土耳其战事始末》（原作名称不详）为非文学作品，《拿破仑本纪》（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 ）、《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 ）、《泰西古剧》（Stories from the Opera ）为非小说作品，所以林译小说总数应为183种。

这些翻译作品除少量佚名作品外，共涉及11个国家，109位作者：英国作家63名，作品106种；法国作家21名，作品29种；美国作家15名，作品28种；俄国作家3名，作品11种；德国、瑞士、挪威、希腊、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作家各1名、作品各1种。林纾向国人介绍的世界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司各特（Walter Scott）、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笛福（Daniel Defoe）、菲尔丁（Henry Fielding）、乔叟（Geoffrey Chaucer）、道尔（Conan Doyle），法国的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雨果（Victor Hugo）、孟德斯鸠（Montesquieu），美国的斯托夫人（Harriet Stowe）、欧文（Washington Irving），欧·亨利（O.Henry），挪威的易卜生（Henrik Ibsen），西班牙的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俄国的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以及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林纾所译的世界名著中，最为读者所熟知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élias ）、《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 ）、《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 ）、《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 ）、《拊掌录》（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Gent ）等。

林纾的翻译时间跨度长，翻译数量多，这些翻译作品在风貌和质量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前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阶段性变化，对林译作品进行了阶段划分。最早对林纾的翻译分期的是钱钟书。他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以1919年译完的《离恨天》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前后两期翻译质量相差悬殊，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1981：34）。钱的划分抓住了林纾翻译质量的变化，具有一定合理性，为后人所接受认可，但同时也略有简单、粗糙之嫌^[3]，似乎前期到后期的过渡顷刻发生。

林纾翻译泰西小说20余载，译有近200部作品。该翻译过程遵循其自身所固有的一个发生、发展和逐步演变的规律，不能简单地做一刀两断式切分。为了更细致地认清林纾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也为了方便下文研究的展开，本书结合林纾译作的数量和质量，兼顾译者自身因素以及外界因素，将林纾的翻译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发生阶段（1898—1904年），该时期的译作数量不多，但是涌现了一些极为成功的译本，激发了林纾本人的翻译热情，为他在译界的长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最为成功的首推《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两个译本，它们的出版发行在读者中造成了轰动效应，林纾也得以声名远播。不懂外语的他还因此俨然成为当时译界的领军人物：1901年担任了《译林》杂志的主编；1902年任职于严复主持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该时期的林译中还有《伊索寓言》也比较成功，该译本是林纾与商务印书馆的初次合作，铺就了林纾进入出版界核心区域之路。此外，林纾还译有《布匿第二次战纪》（Second Punic War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The Conscript ）、《滑铁卢战血余腥记》（Waterloo：A Sequel to the Conscript ）等少量作品，其中也杂有非小说译本。

第二个时期为鼎盛时期（1905—1909年），该时期的林译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好评如潮。共刊出51种小说，年均达到十余种，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篇幅较之上一时期也宏大许多，如《块肉余生述》分为前后两编，共计30余万字，又如《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 ）更是多达“六册，为译本中成帙最巨者”。（俞明震，1989：249）通过与口译者的默契配合，林纾所译的名家名著在本时期最为丰富，译有《鲁滨孙漂流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录》、《不如归》、《十字军英雄记》（The Talisman ）、《大食故宫余载》（The Alhambra ）、《旅行述异》（Tales of a Traveller ）、《孝女耐儿传》（The Old Curiosity Shop ）等20余种。翻译质量也在林纾整个翻译生涯中最为上乘，无论是狄更斯、司各特、欧文、笛福、斯威夫特等作家的世界名著，还是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道尔等作家的通俗小说，都被林纾翻译得或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或是妙趣横生、令人捧腹，几乎每个译本在当时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第三个时期为低谷时期（1910—1915年）。在翻译数量方面，这几年林译的产出量非常之少，6年只刊出23种，年均不到4种。与上个时期的年均10本相比，翻译速度明显下降。该时期为多事之秋，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清廷退位、袁氏篡国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林译的减产。在翻译质量方面，也逊于上个时期，但较下一时期还是要胜出一筹。该时期林纾仍译出了一些世界名著，有《蟹莲郡主传》（Une fille du régent ）、《哀吹录》（原作名称不详）和《罗刹因果录》（原作名称不详）3种，这些作品仍旧有喜爱它们的读者群。在其他的译作中，《离恨天》（Paul et Virginie ）、《三千年艳尸记》（She ）、《黑楼情孽》（The Man Who Was Dead ）、《鱼海泪波》（Pêcheur d’Islande ）这4种翻译得也还比较好。钱钟书就曾提及他小时候喜爱《三千年艳尸记》，如同获得“看野兽片、逛动物园的娱乐”。（钱钟书，1981：22—23）

第四个时期为退潮阶段（1916—1924年），林译风光不再，此前的追捧已杳无踪影。经历了上个时期的沉寂之后，林纾翻译的数量在该时期骤然增加。不到9年的时间，刊出77种译品，年均近9种，与鼎盛期相差无几。与数量激增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译本质量的差强人意。此时的林译无精打采，灵光不再，有似“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钱钟书，1981：35）。就连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林纾的商务印书馆，也察觉到此，有所不满。《张元济日记》中写道：“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张元济，1981：233）

林纾后期的翻译虽然“粗制滥造”，但一个阶段的失误不能抵消、否定其他的阶段，况且后期译本的低劣也是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垂暮之年的林纾，目睹国家一连串的变故，意志日渐低迷，对翻译的热情也逐渐冷却。从林纾的首部译作出版发行日算起，除去第四个阶段，林纾翻译的影响时间长达18年之久，可以说有将近两代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林译的影响。

总而言之，尽管林纾本人不通外语，尽管其翻译一直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对于“译才并世数严林”^[4]、“译介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胡适，1998：340）的美誉，林纾受之无愧。郑振铎曾感慨：“（林译）其较为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郑振铎，1981：14）林纾的翻译为当时处在封闭文化环境中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文学的新天地，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对文学翻译和近现代小说创作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和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