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分野：新中国成立初始文学的人性基架与理论分野

自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召开，中国当代文学事实上已提前进入到对新的未来的憧憬之中。在被称为空前的“历史大会师”的会上，新中国文艺的领导者们以美好的想象，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设想，从此，中国当代文学便与“人民”、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50年代，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深铭刻与记忆的年轮。进入这一时间节点，中国开始了具有全新意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记程。曾经饱受战火摧残和战乱流离之苦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和平，怀着对新政权热切的期望和对新生活热烈的想象以及浴火重生的心态，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考，怎样努力改变自己，跟上新的时代，在更加美好的愿景的实现中融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朴素的思想，成为整个5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合力，也形成了新中国文学的一种强大的创作动力。

自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召开，中国当代文学事实上已提前进入到对新的未来的憧憬之中。在被称为空前的“历史大会师”的会上，新中国文艺的领导者们以美好的想象，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设想，从此，中国当代文学便与“人民”、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与“人”、与“人民大众”的话语建设，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新文学关注的重点与文学构建的目标，从“五四”到20、30年代，经由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实绩。30年代后期，形势的急剧变化，民族救亡主题的提出，中断了新文学探索“人学”之路。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使文学由“五四”主导的“人”的主题，转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的主题。当新政权取得了主导地位进而控制了意识形态话语之后，延续既定的文艺方针，继续将已经实践检验过的“为工农兵”的“人民文艺”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主流运行方向便成为必然。

历史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历史有时也会因人为的因素而激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