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0年代初期“人性”写作的闪现

50年代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启动与创建期，也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奠基阶段。紧承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历史也开始了新的记录。

文学的记录是沿着两个方向延展运行的：一个是以胜利者的思维回顾曾经走过的战斗历程；一个是以创造者的眼光探寻继续革命的未来之路。两种思维的组接与交织，构成了50年代文学试图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来建构新中国文学的愿望，并以此推进文学转型乃至重建现代性历史叙事的追求。

对于前一种思维，新时期的当代学者将之称为“战争文化心理”：“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在此种文化心理映照之下，战争题材与战争文学，成为当代作家乐此不疲的写作内容，与之相应，战争英雄自然成为文学的聚焦与代表时代、代表胜利的历史象征。战争文化的确认、浸润、蔓延，一方面反映了战争领导阶级的胜利心态，另一方面，也培植了社会大众对于战争和斗争的认同心理，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与惯性的文化力量，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精神与话语表达方式，是为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思维理路与文学文化背景。

50年代文学的另一个思维路向，表现在对于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强烈关注与热情追踪上。对于这一带有继续革命色彩的新的生活，毛泽东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明确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但同时，他又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3]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论断和预言，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跨进新生活的人们的精神与热情。自延安文艺以来，一直紧跟政治，积极参与新中国创建工作的解放区的作家与艺术家们，此时理所当然地将自身的创作与新的社会革命的目标统一起来，虽然这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逐渐汇入革命洪流的作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思想经历、艺术磨砺，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发的写作热情依然鼓舞着他们，但由于沧海桑田般的历史演变与时代精神的推助，他们在寻求新时代文学的发展途径时，相信这个“新桃换旧符”的时代，也将是文学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的转型的历史契机。这是已然成为事实的现实环境给予当代作家的启迪。设身处地的说，实际上，他们的写作愿望与艺术自信是由曾经的历史生发出来的，尤其是直接崛起于解放区艺术土壤的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等，他们长期的生活准备与写作历程无不与现代革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革命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表现革命化的时代潮流自然就成为他们写作的新的聚焦。

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五四”现代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传统的复杂性以及文学自身规律与特性的作用，使5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在代表主流政治思想的50年代文学的发展中仍有一个潜在的文学思潮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支配着坚持这一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所理解的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洪子诚先生在所著《1956：百花时代》一书中比较了此时的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之后，明敏地判断出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所发生的文学思想背景，认为50年代初以及上半期出现于新中国文学语境中的这一现象，“对于苏联文学来说，是叶赛宁、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4]倘若从纵深的文学史的角度观察，这一路的作家，在其成长过程中，大多从不同方面接受过五四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的写作，“独立”的思想，“批判”的精神，“个性”的追求，“人性”的探求，“艺术”的旨趣，成为他们在新时代里仍然坚持的思考，如胡风、卞之琳、曾卓、牛汉、绿原、路翎、陈学昭、碧野、白刃、萧也牧等，当主流文学话语提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时，他们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参与新文艺的构建的。然而当他们的作品进入到主流批评家的视野，却遭到了当头一击。这便是50年代初陆续受到批评的一批写作，如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陈学昭的长篇《工作着是美丽的》，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以及电影《关连长》，路翎的话剧《祖国在前进》、小说《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对于这批产生于50年代初期的作品和由此而表现出的带有“人性”性征的写作现象，新时期不同的文学史家表达出了自己的看法，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其是“在主流之外”的“异端”写作，[5]孟繁华和程光炜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将之归入到“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验”，[6]其实，如果破除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把这些作品置放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序列与传统中观察，人们会发现，50年代初的这一类写作，在文学精神上，是接续五四文脉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重建现实主义以及从现实的“人”的角度探讨生活矛盾、探求生命价值、探寻革命意义的一种“另类”书写。这类文本的书写，总体上还是归属于“革命”文学的范畴，但写作的路径却延伸了五四“人学”的探索之路。尽管它没有像五四文学那样直接标示出“人学”的命题，以影响社会的思潮的方式出现，但就其写作意向与追求的话语表达来说，显然内涵了一种超越现实政治与时代观念而直透“人”的思想灵魂的东西，体现了面对新环境、新生活，文学必然要生发出的新思考与新探询。作为革命文学的一翼，这一文学的出现，实际上呼应了整体的时代文学的演进，同时也弥补了革命时代的文学偏于记述革命者意义趋同的政治生活而忽略表现革命中的人的思想情感与复杂精神的粗鄙性写作的缺失。

但当这些带有文学元命题性质的“人性”书写出现之后，却遭到了来自主流话语的拦截、质疑与批评。

萧也牧的短篇创作《我们夫妇之间》，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受到批判的小说，作者萧也牧因此也成为1949年后第一个遭到主流话语大规模批评的作家。在孟繁华和程光炜著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论及萧也牧的这篇小说，二位学者认为：“按照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我们夫妇之间》是典型的‘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史经典’，就是某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能构成经典作品，但文学史必须要讲到它。不讲它，某一时段的文学或某一个文学现象，就不能说清楚。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史经典’。”[7]的确，从艺术水准衡定，《我们夫妇之间》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能够构成经典的作品，但小说的艺术描写却触及了新生活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就文本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以及呈示的艺术内涵来说，为我们透析50年代初当代文学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摹本。小说描写了投身革命但却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妻子在革命胜利以及进城后思想与生活的矛盾冲突和相互谅解、沟通、磨合、融合的生活断面，以日常、普通的家庭琐事将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革命与理想、现实与浪漫等复杂的社会生活链接起来，在细腻地展示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的同时，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情调与人情意味。虽然小说的故事平淡，情节单纯，人物描写缺乏立体与丰满的刻画，矛盾冲突的组织与叙事结构也不是那么精巧谨严，但其出现在50年代初的文学语境中，却仍然难掩其“艺术”的光芒，就文本意义而言，提供了许多文学史家所关注的艺术事象：如生活叙事、都市题材、城乡对立、传统观念、现代追求、革命目的、理想生活、无产阶级本色、资产阶级情调、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人性本质、精神浪漫、个人趣味、内心世界、人文情感、社会责任、党员素质、干部品质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题材上突破了长期以来以“农村社会”和“农民革命”为中心的写作范式，将生活观察的视点移向“革命后”的城市新社会，其思考的问题中心也是革命胜利后如何建构新生活，如何调整生活的方向，以新的精神状态重新投身革命的全新课题。由此而论，萧也牧事实上是当代文学写作中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当代新题材探索的作家。在新生活的面前，作为思想敏捷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生命意义以及人性本质的理解，并以真实的笔墨揭示了一个革命者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奋斗之后对于以“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幸福生活的珍爱之情。小说以潜在的内蕴告诉人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进入新时代的人民过上有“幸福感”的生活，那种符合“人性”的合理生活要求并不是革命所排斥的东西，革命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革命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既是革命的必然走向，也是革命的目标追求。尽管这些思想意蕴在作家的写作与发表阶段还不是十分明朗清晰，甚至显得模糊而朦胧，但文本的写作指向与内在的精神含义，仍让我们感受到50年代初期新生活来临之后，对于人们精神与心灵的冲击以及在思想意识方面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因此，当小说在新中国文学的权威刊物《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以“新年号”（1950年1月1日）的特别名义推出之后，起先是广受欢迎，声誉鹊起。然而翌年6月，舆情突变，本来一路看好的形势急转直下，似乎是一夜之间，小说竟被列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最初提出批评的是理论家陈涌，其在1951年6 月10日《人民日报》所刊发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中认为，小说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趣味“带有严重性质”，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8]一石激起千层浪，十天之后（6月20日），《文艺报》以“编者按语”以及一封署名“李定中”（实为冯雪峰）的“读者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开始了对萧也牧以及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大加讨伐。文章指出，《我们夫妇之间》对工农干部出身的女主人公张同志“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是宣泄作者的低级趣味”，“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假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9]尽管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化名“读者李定中”的人就是党内的红色理论家冯雪峰，但陈涌与冯雪峰都是位居高位的党内重量级文学理论与批评家，属于操持意识形态机器与文艺大权的特别人物，《人民日报》与《文艺报》又都是代表党和国家喉舌与声音的“国”字头报刊，其话语的权威性自然也代表了主流思想的观点。而“编者按”一方面用对李定中来信的称赞——“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以诱导的方式，提出要把话题引向深入。尤其是对“李定中来信”旗帜鲜明地表态：“认为很好”，甚至以“热烈欢迎”、“特别希望”等鼓励性语言，暗示了决定对萧也牧持续展开批判的计划。于是，一个多月之后，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丁玲发表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将《我们夫妇之间》由一篇普通的小说提到文艺倾向与时代创作思潮的高度，认为小说是“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是歪曲了、嘲笑了工农兵的小说”，这篇小说不是萧也牧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了一种坏味道来，应该说看成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10]由一篇小说招来这么强势的批判，显然不是一般的文艺争鸣，而是涉及主流文学思想的操控者对于新中国的文艺方向与创作导向的关切，同样也显示了自50年代初开始，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强势领导。这种以政治眼光审视文学、从政治高度评价文学、以政治倾向衡定文学的做法，事实上开启了后来当代文学批评不良的风气，造成了对一批又一批作家的伤害。

于今看来，《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遭到批判，另一个来自政治方面的原因，与其所触及的“进城”主题不无关联。“平津战役”结束后，北平回到人民的手中，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新政权的领导人也准备全面接管早已陌生的城市，并以城市为中心来领导新中国的工作。当年从西柏坡走向北京的毛泽东曾将“进城”比作“赶考”。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与条件艰苦的乡村的革命者，面对优越的城市生活无疑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在城市站稳脚跟，被认为是攸关革命成败与生死未来的大计。因而“进城”主题曾是许多当代创作直接或间接表现的一个重大命题。如孙犁1949年1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王蒙1956年写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郭小川的诗歌《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以及话剧《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皆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革命者“进城”后的心理变化、精神生活、矛盾现象与所遭遇的新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思想变质、意志衰退、干群关系、领导作风等涉及享乐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我们夫妇之间》虽不涉及“腐”，但却以“变”为关节，男女主人公之间围绕新生活发生的所有矛盾，实源于“变”与“不变”之争。小说的结尾，这对一起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夫妇有一场“革命化”的谈心，作为工农出身的妻子检讨了自己方法的简单粗暴，知识分子的丈夫也认同身上“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以及与工农之间存在的感情距离，夫妇在彼此沟通谅解的基础上，以相互妥协方式达成新的默契。

与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在写作上表现出精神呼应的是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和路翎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以及电影《关连长》等，这些作品实际上从不同的生活侧面代表了50年代初期“人性”写作的面影，闪现着“人性美”的光辉。尽管它们在那个年代的生命期都不是很长，但却犹如夏夜天空上疾驰而过的“彗星”，在当代文学的星空里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光。

1949年3月初版、1954年再版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以一个名叫李珊裳的知识女性追求革命生活为中心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11]小说在纵深的历史跨度上，表现了一个矢志不移的革命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奔赴延安的生活历程，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主线，其间穿插了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生活。从作品浓重的自传色彩来说，实际上是陈学昭自我心路历程的个人言说。但亦通过李珊裳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反映了“几个伟大时代的一角”。[12]小说一出版，即产生了强烈反响，“工作着是美丽的”，在当时亦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与流行语。不幸的是，1958年随着作家被打成右派，因人废文，这部优秀的作品也遭到厄运。然而，令人庆幸的是，读者很快又从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感受到精神的替补。

被著名批评家李健吾称为中国“未来的左拉”的路翎，也是50年代初执着于“人性”书写的作家。路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说《女工赵梅英》、《锄地》、《粮食》，即以落后分子与积极分子之间的矛盾反映出生活的真实，虽然作品的结局是两者矛盾的缓和，但矛盾的解决并不是因为落后分子政治觉悟的提高，也不是主流话语所倡导的政治口号的感化或组织的教育，作者从本真的生活出发，揭示化解与缓和两者矛盾的正是“人情”因素。女工赵梅英最终承认错误恰是因为军事代表不计前嫌来看她，并明确表态不扣工钱；刘良感到愧疚是看到工人们工作的热情和老工人的随和；刘长巧决定改过是因为积极分子朱桂芬将粮食分给大家而没有留给自己。显然，人性的力量，人情的感化作用已经远远超过政治的号召力量。尽管路翎也想通过作品说明：“在毛泽东底旗帜下，劳苦的人民不是像我这里所写的这样无望地生活……在解放了的这广大的土地上，人民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人和新世界的创造者了。”[13]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然而，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家这种种表现仍旧不能满意，仍然延续着40年代以来对他的严厉批评，并对其作出了不放弃“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14]的结论。为了摆脱这样的创作困境，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体验新的生活，1953年7月回国，基此写出了一组集中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还完成了一部未发表的长篇《战争，为了和平》。在这些作品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血与火的战争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情感的高尚，发掘深藏于战士内心世界的“人性美”的才能。小说发表后曾受到巴金、巴人、邵荃麟等资深作家与评论家的高度称赞，但迅即又遭到主流批评家的严厉批评。尤其是《洼地上的“战役”》，批判的理由表面似乎来自所谓的战场纪律，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描写志愿军战士和朝鲜姑娘恋爱的故事，但实际上却仍是对路翎式的“人性”写作的讨伐。评论家们指责说，小说“歪曲”了“士兵们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作品“有关爱情这类感情的问题更容易迷惑读者。当路翎这篇作品用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论的观点来歌颂‘爱情’、歌颂‘赤诚的眼光’等的时候，我们有些读者便相信了，感动了”。[15]这是“用卑鄙的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用腐朽的自由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思想感情，用颠倒黑白的办法来达到反革命宣传的目的”。[16]路翎终于无路可走了，这位40年代以来始终坚信“人性”的力量，坚持“灵魂”书写艺术的作家面对政治的规训、压抑和打击，曾试图抗争与反击，但随着胡风案的牵连，一代天才，被诗人与批评家唐湜称为对人性写作“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了火焰似的热情”[17]的作家还是离开文坛，随风而逝了。

50年代初期，在主流话语大力倡导建构新时代的人民文艺的呼吁与号召下，每一个进入新生活的作家事实上都在思考与探索，就现实主义创作的表现而言，当时文坛上存在三种形态的现实主义：一种是五四以来的坚持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的写作；一种是接受延安文艺影响成长起来的来自根据地与各解放区的作家作品；一种是长期生活在国统区但始终坚守人民性写作的作家。三种作家中，具有五四精神传统的作家因长于问题写作与批判手法，感觉与新的时代不相协调而自动搁笔或直接宣称封笔；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们因长期的政治规训与创作的自我调适而在新生活面前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唯独在国统区的环境下坚持奋斗的一群，他们既不愿随意放弃自己早已形成的个性风格，又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即使勉强适应，也仍然难以改变自己长期养成的艺术风格与写作习惯，因而继续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与文学关心人性、关注人的精神境遇的艺术传统，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甚至以边缘写作的方式，曲折地传达出他们所感知的真实的社会信息，体现出那种富有生命活力的艺术探索。这种对于“人性”写作的执著，对于生活的忠诚，表现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艺术理念、对生活认知的态度、献身艺术的精神以及对人生真理的追求。但与主流文艺的疏离和“异端”的写作，也因此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进而使其写作成为昙花一现。

然而作为历史的现象与历史的存在，《我们夫妇之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关连长》、《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工作着是美丽的》等作品，因为其曾经的出现，使这段文学历史令人刮目相看。也唯其生命的短暂，在今天看来却极为难能可贵。其写作价值，正如学者们所言，后世的文学史必须要讲到它。绕过它，50年代初的文学和这一时段的文学真相以及由这些文学现象而构成的真正的历史，就无法说清楚，历史也会成为残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