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50年代中期“人学”话语的生成

50年代中期，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此时，战争创伤得到医治。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开始步入轨道。意识形态领域，国内的政治趋于稳定；国际上，中苏关系正处于全面发展的“蜜月期”。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是这样判断的：“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18]在谈到“人民”的概念以及对于人民范畴的界定时，毛泽东明确地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19]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20]“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2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上，毛泽东就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科学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与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22]不管是历史地看，还是发展地看；无论从理论上衡定，还是从实践中判断，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利于艺术与科学健康发展的正确思想。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说，50年代初期以来理论与批评上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给实际的文艺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早已引起文艺界朝野的不满。希望松绑思想，正确导引文艺，不仅成为整个文艺界的期望，而且也引起了高层的密切关注并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双百方针”的提出，正反映了朝野的共同愿望与精神诉求。

从域外文学与文化思潮的影响来看，50年代中期前后，中苏文学与文化的密切交往以及苏联文学界新的思想动态对于此时中国文学创作潜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1953年春天斯大林去世，苏联社会发生了引人关注的变化，长期统治苏联文坛的教条主义理论开始受到清算。尽管1954年的苏联文坛还风波时起，如苏联作协对《新世界》发表《论文学的真诚》一文“路线错误”的指责，对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职务的解除，但此时冲破旧桎梏的大潮已难以阻挡。5月，《旗》杂志刊出了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公开触及当下社会的内部矛盾与问题，使人们“分明感觉到生活正在‘解冻’”。[23]同年，其他积极干预生活、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的作品不断出现，如田德里亚科夫的小说《阴雨天》和《不称心的女婿》、特罗耶波利斯基的小说《一个农艺师的札记》、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别尔戈丽茨的诗体悲剧《忠诚》、史泰因的剧本《个人事件》、柯涅楚克的《翅膀》等，在苏联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理论上，西蒙诺夫在年底召开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苏联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明确批评了“无冲突论”对于苏联文学的不良影响，指出在“无冲突论”的导引下，“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农庄》的第四卷成了‘所有主要人物快速成长的半童话式的故事’，而巴巴耶夫斯基在《光明普照大地》中对‘生活中各种现实的矛盾’视而不见，‘主要关心他的人物怎样获得日新月异的成就’”。[24]对于创作中必然要触及的“爱情”和“人性”问题，西蒙诺夫也以质诘的口吻追问道：为什么读者在描写当代生活的作品中找不到“不是羞怯地、不是一笔带过地、而是全力地描写的爱情”？“是我们的人热情衰退了吗？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很少悲剧、激动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探索吗”？“批评界有一些伪君子……他们不知为什么认为，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这一切人类感情的宝藏就应当像套靴一样留在衣架上，免得留下肮脏的痕迹。对这样的伪君子，我们应该无情地向他们宣战”。[25]

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文坛始终密切关注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文坛的一系列动向，爱伦堡等作家的“解冻文学”以及苏联文坛批判“无冲突论”的文章此时被及时译介过来，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中国文艺界还组成了周扬率团的代表团专程出席了本次会议，国内文学界对会议也作了大量的报道，为中国文坛带来新的讯号与气息。如当时尚在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作家刘宾雁在访苏感受到“解冻文学”思潮之后事后回忆道：“1954年春随新闻界前辈邓拓同志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已经感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的变化。那些年，从中国人可以随意订阅的苏联报刊中，我一直追踪着这种变化。同年秋天与苏联作家瓦连钦•奥维奇金的相识，使我对于由他开创的苏联文学界新潮流（‘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生活，写生活的阴暗面’）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能得风气之先，是促使我在1956年年初和同年夏季写出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重要原因。”[26]而作家王蒙也多次谈到，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于官僚主义的暴露和对保守思想的斗争事实上是受到了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敢于斗争的年轻的女农艺师娜斯佳的影响。而在“人性”的描写上，1956年12月31日和1957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连载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则给予中国文学的创作以深刻启示。该作于1957年译成中文，先后在1957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4月号《译文》和5、6月号《文艺学习》三种杂志上刊载，并出版单行本。苏联则又在1957年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1959年2月拍摄。1959年10月中国原版译制这部影片，并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干预生活”、真诚描写“人性”和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一时也蔚然成风。

但关于这一风气的扭转，却还须从50年代初说起。50年代上半期，围绕着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以及“胡风文艺思想”的三大批判，在文艺界布下巨大的阴影，也使许多作家、理论家、学者面对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不知所从的窘态，此从刚刚检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不久的朱光潜获悉“双百方针”消息之后在1957年第1期《文艺报》发表的《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一文即可看出某种端倪。朱光潜说：

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者是就美学里的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

……

“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了，我就松了一大口气。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谈到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老实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心理上向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喜形于色，并不是庆幸唯心主义从此可以抬头，而是庆幸我们的唯心主义的包袱可以用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放下，我们还可以趁有用的余年在学术上替大家一样为心爱的祖国出一把力。[27]

朱光潜的描述代表了一种普泛的心态，许多人相信了这一方针带来的希望，精英的知识分子更是按捺不住久受压抑的心理，对“是”与“非”问题的辨析，对新事物的探索，对新理论的阐释，对新的写作的追求，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文学上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性”与“人学”话语的重拾。

现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与“人的启蒙”功在“五四”。早在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就新文学如何“立人”与建构现代意义的“人的文学”，即发表过十分精辟的论见与理论阐释，其后，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以及路翎等诸多现代作家以及“乡土小说”、“京派小说”、“海派文学”等，均从不同角度呼应了这一此起彼伏的“人学”思潮，从而形成了新文学多样性“人学”描写种态、多元共生的文学态势。进入50年代，意识形态的演变，为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对于冲破国统区的阻力进入新环境的作家却带来了新课题。其实，文学传统上，无论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相关的条件下走入解放区的作家，还是长期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五四”文学精神的洗礼，对于五四未完成的“人的主题”的探索与写作，有着共同的思想体认与文化共识，只不过解放区的作家为了政治的使命，常常是在“双重的”主题与重心演绎政治的状态下写作，国统区的作家更多地表现为对五四精神的直接继承而已。此形成了50年代初期一部分作家选择“人性”写作、执着于“人”的探索的文学景观。故跳出旧有的文学史框架和有意掩盖“人的文学”历史的“史学”描述，从文学的客观现实和学术的层面上观察，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学”思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的争锋与分歧，表现形态上也似乎有一种“二水分流”、“双峰并峙”的态势，只不过在主流话语的强势之下，“人的文学”自50年代初始，在不同的阶段，或呈弱音，或边缘存在，或与主流话语胶着一体，或暗度陈仓，曲意表现，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写作状态，其精神表现是极为顽强而坚韧的。这一切，与50年代中期“人学”话语的重提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植入有着重要的思想联系。

在此，也许辨析一下“人民”与“人”二者的概念，是有助于厘清当时复杂的文学关系与文艺体制管束之下的文艺实情的。

新中国的成立，激起了开国者的无限豪情与奇思遐想，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红色政权的政治家们在这个阶段自然不会忘记“人民”这一革命的主体，因此，当试图建立一种与时代相称的新型文艺的时候，“人民”这一服务对象，就成为界定与判断这种性征的文学的重要标志。所以，1949年7月2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建构新中国文艺这样的方针大略，明确提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这样的奋斗目标，进而在文艺口号上昭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作为衡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尺。建构“人民文艺”显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关于“人民”的概念，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虽对其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阐释，但从延安时期始，毛泽东眼中的“人民”主体即定格为“工农兵”，因此，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标志性文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规定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应该是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样一个表述，实际上在“人民”与“工农兵”之间画上了一个看不见的“=”号。“为人民”就是为“工农兵”，为“工农兵”也就是“为人民”。这是延安文艺设计的一个“双向”、“互见”的等义语。在延安文艺的领导者眼中，“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代表，文艺首先要为他们服务。只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自然就属于人民的文艺。进而推之，只有为工农兵的才是真正为人民的。新中国成立后，控制了文艺与文化领导权的延安政治体制自然将毛泽东这一思想贯穿到当代中国开国文学的建构及其文学形态的理想化的构思中。而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亲临会场在简短的欢迎词中一口气七次提到“人民”，这一高频词汇之间的潜台词，表明政治家的毛泽东已将新中国的文艺定性为“人民文艺”，也意味着新生的政权对于文艺所有的特殊的要求与文化规定性。

客观而论，“为人民”这一提法，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但将“人民”的能指范围与意义指向限定为“工农兵”，进而排斥社会其他阶层与文化群体，此又是非常偏颇而与理论本身相悖的。此外，新的政治体制与国家体制建立后，需要意识形态全领域与之配合，在这样的新的文化语境与文化生态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对文艺提出某些特殊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部门，其与政治虽相关联，二者毕竟分列为不同的文化范畴，其社会作用与功能既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各自超越其范，强制一方为另一方服务，或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这也违背了理论的规范。然而，由于“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政治已实行了对文学的君临，它表明受到高度重视的文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性质、作用与功能、对象与主体，都经过了新的确认，也意味着文学的生产与治理方式、文学产品的传播与接受，都要被纳入国家体制，文学的创作、阅读与批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行为，不带有自发性，也不再拥有高度的自由。而褫夺文学的私人性将其充入公共空间，其合法性在于这样做是为了神圣的人民，是革命的需要”。[28]因此，整个“十七年”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初建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借助政权赋予的力量，将文艺强行纳入自己的体系与框架，使文艺成为政治意识和国家意志的附属与衍生品，遂使这一阶段的文学背离了“人民”这一广阔的发展道路，逐渐走向了一条服务于现实政治与代表这一政治的文化主体——“工农兵”的十分狭窄的路途，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改变了自身的本质属性，以扭曲、变形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值得我们关注与察析的另一文学路向，是延续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隐蔽的文学思潮。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就其艺术源流与根脉而言，实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如出一辙。五四文学传统那种高扬主体、张扬个性、肯定人性、提倡人道的“人学”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已像血液一样渗透进了现代诸多作家的意识与肌体，使之在思想与创作上表现出一种文化的自觉与精神的指归。相当一批作家认为，由于30年代以来中国阶级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后期民族矛盾所发生的急剧演变，致使五四作家在“人的觉醒”与“人的启蒙”上的历史使命被迫中断，五四时代的历史任务并未能得到真正意义的完成，因此，当文学不再因为旧的时代的压迫和国民党所代表的反动政治所排挤，当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在精神意义上意识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自由时代，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人”的觉醒必然要驱使他们继续五四未竟的事业。而曾经对旧的社会有所认识其思想几乎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在新旧对比的基础上，无疑更加深了对生活的切身体认与直觉判断，这也促使他们试图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点上重新观察“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从具体的生活情境上反映“人”在不同的社会处境下的思想、心理与精神情貌，进而表现出作家自身对文学的特殊理解与个性写作方式。因此，当宽松的文艺政策与开明的文艺思想出现之后，新老作家与文艺理论家似乎看到了文艺的曙光与希望，于是，一批大胆表现社会内部矛盾，突破“人性”与“人情”题材禁区，试图揭示人的复杂情感世界的作品联袂而出，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威伦的《幸福》、丰村的《美丽》、《在深夜里》、《一个离婚案件》、阿章的《寒夜的离别》、刘绍棠的《西苑草》等，这些偏重于个人化的“人”的真实情感与生活的创作与主流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游离，个体的情感体验和贴近生活的思考有所活跃。而文学一旦触及复杂的生活和鲜活具体的人性，便是体制化的文学所无法涵盖与包容的，持“人学”写作观念的这批作家，自然也试图以种种不同生活情态的艺术写真对当代生活做出别样的探索。

从古今中外文学描写的历史来说，“人性”是一个涉及复杂的生活与深广的社会内容的东西。50年代中期写人情、人性的小说，其实只是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对“人性”中的爱情婚恋问题的思考上，而且许多描写仍然没有脱离政治与道德的框架，甚而在表现个人生活与现实政治或道德问题的纠葛时，是以“同构”的方式或者以“爱情”阐释政治立场、表现人生选择、昌明道德倾向，有些甚而带有一定的概念化的演示与劝诫的痕迹。那种真正有人性深度的表现爱情的多样化和人性的复杂性、多面性的描写，在此时的创作中并没有出现。比较有特色、有意味的是宗璞的《红豆》，小说用回溯叙述的手法，讲述了女主人公的一段具有“感伤”色彩的爱情经历。这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故事，但并不是30年代“革命+爱情”的翻版，作者揭示的是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与爱情本身的独立价值。小说将冲突置放在北平解放前夕动荡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上，女大学生江玫爱上了信奉个人本位自由思想的同学齐虹，思想的差异却使他们最终分道扬镳。齐虹远走海外，江玫则选择了革命，留在大陆。小说以细致绵密的笔致写出了江玫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情感抉择以及灵魂的搏斗。内中既有主人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也有个人难以解脱而必然表现出的复杂的精神痛苦，作家以真实的笔墨揭示了在大时代面前许多青年存在的情感与理性、生活与理想、自我与革命之间的矛盾情结。尽管他们最终都在生活中表现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又都留下了人生的遗憾。故事是在追忆的笔调中展开的，从叙述者的立场来说，对于江玫选择革命、献身信仰的追求还是持肯定与赞许的态度，但在回忆往昔动情的场面或涉及当事人缠绵的爱情生活时，似乎又多了一些柔情迷离的成分，这使作品或多或少地偏离了“革命”的位置，造成了叙事者情感的暧昧与叙述立场的分裂。这种减弱了“批判”而加强了“同情”的写法，后来为作者招来了非议与批评。但从“人性”的角度观察，作者这种将爱情本身的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方面进行艺术观照，并将之置放于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加以描述与透析的探索，事实上既揭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形态，反映出具体的生活的真实，又在一定的社会层面表现出爱情这一并不单纯的情感生活所特有的与纷繁复杂的现实必然产生纠结的特异性，并以此显现了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审美。用作家宗璞自己的话来说，她在写作时遵循两个字，一是“诚”，二是“雅”。真与美，写实与艺术，这正是执着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所追求的真谛，而不灭的“人性”则是烛照作家精神灵魂的艺术之光。

与宗璞的《红豆》同样表现出个人情感复杂性的是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虽然这篇小说在一个带有“异质”文化性征的婚外恋情故事中，更倾向于表达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冲突，并使主人公自己将之上升到“资产阶级感情趣味”的层面加以自我批判，但也从一定的生活视角反映出个人情感的遭遇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特点。相对而言，涉及那种比较纯粹而美好的感情的小说，如《小巷深处》、《美丽》等，则多从维护个人情感与个体价值的角度，折射出那个时代里追求个体幸福的艰难与曲折，在洞见个人情感奥秘的情境中揭示普通人的心灵的悸动。

50年代中期“人性”写作的活跃，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虽然大多数的作品还只是一种“青春”写作，重心仅仅表现在青年人的情感探索的范围，更为深广的社会性的“人性”描写此时还没有出现。但也似乎预示了文学发展的新的路向，即文学面对客观的现实生活，它是无法躲避那种个人化的“人”的真实情感的，文学的写真，文学作为人的精神现象的艺术写照与表现，是离不开对人的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反映与审美描述的。“人情”与“人性”其实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并在文学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东西，人的生活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系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9]也就是说，吃、喝、住、穿以及人的其他欲望，包括精神、情感等方面的要求，从人的个体角度来说，是人的最基本的第一需求，而人又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与复杂的社会条件之下，因此“人性”的表现往往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单纯地以政治的视角与体制化文学的方式去表现这样的复杂的生活和丰富的人性，显然是不够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人性作为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社会化的多样的客观呈现，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与精神矿藏，5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上“人性”话语的生成以及探勘开凿出的矿床，无疑即显现了“人性”对于文学的这一启示，而创作实践上的这一探索，也为同期理论家的思考带来了有力的支撑。

理论层面上，当文学上的“人性”写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50年代中期的理论领域也立即活跃起来，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围绕“人情”、“人性”、“人学”问题而发表的卓有影响的理论文章。首先是巴人在1957年1月号的《新港》杂志刊载的《论人情》一文，巴人认为，时下的文艺作品“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其原因在于“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为此，巴人提出“能‘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的主张。[30]嗣后，王淑明亦在《新港》7月号上发表《论人情与人性》一文，呼应巴人的观点。与巴人和王淑明单纯地论人性与人情不同，《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刊登的钱谷融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则从高尔基提出的把文学叫做“人学”的命题出发，系统地阐释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

在这篇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中，钱谷融认为，“文学是人学”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作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31]基此，钱文认为：“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32]并立足于人道主义，确认“人的描写”是文学的根本任务，认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33]在文艺创作中，现实和人不是对立的，所谓现实，就是指人的个性。人是现实的焦点，“抓住了他，也就抓住了现实，抓住了生活”。[34]在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上，钱文也不采用主流思想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而认为人道主义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在此基础之上，“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则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35]钱谷融关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提出与讨论，以及这一命题必然涉及的文学的性质、功能、对象、主体、特征等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对于当时创作与批评中的主观化、公式化、概念化及教条主义倾向所作的批评，都是对主流话语和“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理论原则本身以及在贯彻这一理论原则的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倾向与写作偏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修正、补充和“反驳”。尤其是明确地指认，文学不是一般地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而是要以它的特殊的描写对象——“人”——为中心，即将“人”作为丰富复杂的精神个体与个别对象，多侧面、立体性地描写与展示人的复杂精神世界与丰富情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符合“文学是人学”的精神，也才能从深度上反映出生活的本质。

应该说，这种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表现了理论家勇闯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此时理论上“人学”话语的提出，虽由高尔基的观点引申而来，带有“借鸡下蛋”的性质，但钱文也明确地指出：“整个世界文学的历史，都可以为这句话做证……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把他一生的心血，交付给了他所创造的人物。”[36]这便为“文学是人学”的立论夯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这些深刻反省自左翼文学以来不断强化文学泛政治化倾向的观点，特别是他把高尔基提出的论点正式作为文学理论的命题加以系统的阐述，并用如此确定的语气断言‘文学是人学’，无论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还是在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上，都有重要的贡献”。[37]如果说50年代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初探“人性”的写作，只是以文学的“异端”而试图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寻求生存，此时直接亮明自己的旗帜——“文学是人学”——的创作与理论，则已不是早期那种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弱势的被压制者，而是以强劲的文学思潮，以时代“弄潮者”的身份，特显了其与政治性主流形态的文学相抵牾、相争持的写作态势，由理论铺垫而形成的“人学”话语的生成，亦为“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的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