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民”概念与“工农兵”主体的确立

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20世纪文学在其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极为复杂的里程，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以“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为主题的文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与文化语境下不断递嬗演绎的生动历史，是中国文学成功地完成其在20世纪的文化使命而向新的21世纪迈进的重要转型期。但这一切，都须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说起。

1949年10月，当历史掀开它新的一页，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当毛泽东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这句石破天惊的话语，便以它气贯长虹的力量声震环宇，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曾经备受苦难、压迫与凌辱的民族的心灵，并深深地印刻在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上。从此以后，“人民”这个具有丰富深广的思想内涵的词汇，便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语码符号，一个具有复杂的思想指称和多变的意义指向的文化名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思潮极为复杂的演变历史也便与这一重要的文化编码相纠结、共命运，走出了一条曲折而启人深思、艰难而归于辉煌的不平凡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的来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一方面是人民创造历史，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另一方面，处于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劳动者与广大的人民又遭受着来自封建统治者的深重的阶级压迫，因此，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千百代人的追求与愿望，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由人民当家做主，执掌天下，这无疑是开天辟地的历史巨变，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阐释人民革命的力量与新中国的未来时，人民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以他惯有的浪漫气质与坚毅语气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与创造精神，过去的战争是如此，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因此，在设计共和国的发展蓝图与宏大愿景时，毛泽东始终将“人民”置于一个时代的高度与特定的政治框架，赋予“人民”以特殊的思想内涵与政治理念，将人民与民主、人民与政治、人民与文化、人民与文学、人民与艺术等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民思想”的形成，不仅深刻影响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同时也成为人民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表征。

（一）“人民思想”的生成与历史来源

毫无疑问，“人民”一词，是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在中国出现的新语汇。其实，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人民”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使用，不仅带有极为浓厚的时代色彩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称谓与意义内涵。

1.“三民主义”内孕的“民族”、“民众”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与“民”事实上是分属不同文化范畴的思想概念。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说：“‘人学’大概是一门研究人性及其相关问题的学问”，“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看法还是有的。战国时孟子标举‘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可算是在这方面的最早的代表。”[3]依据章培恒先生对古代中国关于“人”这一概念的判断，中国最早的“人学”思想当起于先秦时期，但专门的“人学”研究由于后世儒家学说的偏移与思想控制，使中国思想过多地重视“民”与“群”的建构，而忽略“个体”的“人”的存在与作为精神主体的个性要求。此与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兴起的以“个体”的“人”为视点的“人本主义”思想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二水分流”之势。察辨20世纪中国“人民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自然当以此为起点来展开讨论。

20世纪上半期，自1911年现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始，无数的政治家便瞄准了“人民群众”这一社会性的力量，在这些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们的眼中，“民族”、“民众”、“国民”是代表社会最大多数的群体，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纲挈领地将“民族、民权、民生”作为其核心内容。无论是“民族”所内涵的中国民众的广延性，还是“民权”、“民生”所指涉的中国人的根本性的合法权益，“三民主义”都以其对民众的高度关注与极大的重视而在事实上被视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纲领。两次国共合作以及成功“北伐”和“抗日救亡”的民众、民族的革命斗争，即有力证明了“民众”在中国革命时代里的伟大力量。尤其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的存亡，在此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在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团结御侮上，表现出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洛川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率先提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该纲领将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紧密联系为一体，明确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号召“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4]几乎在同时，9 月2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再次重申，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5]于此可见，“民众”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的重要思想，重视“民众”在社会革命中的力量，在民族崛起中的作用，是孙中山对中国古代先进文化思想的合理继承，也反映出中山先生对现实革命的卓越见识。而“民族”、“民众”、“国民”这些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指称，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中，其实也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历史表达，其意义指向突破了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范畴，使之与中国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的走向错综纠结，而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广大的民众由底层而到地表、由被支配而成为革命主体的那段特殊历程，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群体经验，都引发人们去关注、探寻、追求其内在的精神本质，进而去作纵贯历史今昔，透视历史表里的深长思索。

2. 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人民思想”的发端

“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无疑对现代中国社会以及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然而深入而客观地看，“三民主义”本身思想的局限性以及模糊的政治概念，实际上仍然无法具体地解释复杂的中国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尚处于复杂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对立以及遭受来自异国异族深重压迫与欺凌的状况下，“民族”、“民权”、“民生”似乎只是一个美好的口号，或者是天国式的理想，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上，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来源于丰富的社会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的“人民观”与“人民思想”的理论。

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人民思想”来源于丰厚的中国文化思想与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如果依照《毛泽东选集》检索毛泽东人民思想的形成过程，其关于“民众”与“人民”问题的思考与理论性的阐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阶段，但作为思想体系和重要理论论断而为中国人民所认识与接受，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前期。众所周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最著名的著述是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长论奇文。作为毛泽东早期的重要文章，这是两篇直接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调查报告。文中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证材料与精辟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立场、阶级地位、革命态度作出了十分准确的判断与预测，进而发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潜在力量——工人与农民。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中国革命斗争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包括：（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此为笔者从同一文章的毛泽东原文引注]，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6]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更是直接肯定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其在革命中的作用。显然，此时毛泽东所瞄准的革命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这样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体，对于其他革命力量，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可以争取，但却不是坚定的依靠。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既是他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观察了解的结果，又是现实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在革命还未充分展开，风起云涌的民众革命尚未到来的历史情境下，青年毛泽东只能将自己的革命视阈限定在工农群众这一特定阶级的范围之内，并尽力去发掘潜藏在他们之中的革命因素，使之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亲手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井冈山。当红色政权在农村武装割据中得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之后，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力量的认识，另一方面，对苏维埃政权下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态度毛泽东也开始有了新的体认，于是，这时在他的著述中便逐渐开始谨慎地试用“人民”这一新的词汇。如1928年11月所写的《井冈山的斗争》，文中首次出现了“人民”这一词汇，继之，在1934年1月写下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中，则将“人民”、“群众”与“革命”联系起来：“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7]“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8]从毛泽东此时的相关著述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即由早期偏于注重“工农”革命力量到此时对“新的群众力量”的关注。这里由“群众”到“人民群众”，再到“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新的群众力量”等词汇的运用，显然不是写作中的措辞或随意的笔调变化，而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走向深化的过程中对革命性质以及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依靠的革命力量的新的认识，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团结其他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形成最广大的人民力量来共同推进革命，显然已在此时的毛泽东的心中孕育而成并逐渐清晰，此为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抗战，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奠下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由此而论，以“土地革命”为主体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人民思想”初步形成的孕育期，它既是毛泽东思想初期形态的一个重要表征，反映了毛泽东革命视野的扩大与对革命主体力量的新的认知，也在一定意义上修正了早期革命中单纯依靠那些虽然具有坚定的革命性但实际上革命觉悟不高、文化素质较低的单一的工农阶级的狭隘革命意识。而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的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拥护革命”，进而“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把革命推到全国去”，“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更表现了毛泽东的政治远见与他对未来的革命前景的理性的预期。

3. 毛泽东“人民观”的建构与理论基架的形成

推助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人民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显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激起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意识。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团结抗日主张，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明确提出“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一方面分析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目前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则向全国呼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而在同一时间，即1935年5月8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策略，并于1936年12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国民政府终于接受抗日主张之后，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再次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文章，倡导全民抗战的思想。从此时毛泽东一系列的公开文章与思想主张考论，在抗日大局问题上，毛泽东已鲜明地站在民族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并在新形势下重新估计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进而在思想上接通了前期已经形成的“人民”革命的意识，将之放大到全民抗战的思想框架之中进行新的理论整合。这种理论基架的形成，与之前期相比，无疑是一个思想的跃进，抗日的统一战线与后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思想的演变与递进，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当是建构在毛泽东此时开始形成的“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

进一步确认和深化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上半期他所发表的最能体现其思想精髓与深刻思考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等重要的历史性的理论文献，在这些至今读来仍给人以精神感奋与思想启迪的理论文本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在民族革命战争与建设新中国这样的伟大事业中所处的地位与历史作用，理论地阐释了“人民”的内涵与其广延性，睿智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加入革命而给革命输入的新鲜血液，同时以广阔的视野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视为一体，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区别开来，进而在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之上提出“建立一个新中国”[9]的目标。因此，在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表明：“我们这个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0]至此，毛泽东的“人民思想”已由抗战初期的“战争思想”策略，即《论持久战》所谓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发展为新型的建国理论，而为着“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理念的表达，无疑清楚明了地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人民观”的全面形成。

（二）“人民思想”的确立与发展演变

无论是从理论或是实践的方面全面论证，毛泽东“人民思想”的正式确立并真正为中国广大的人民所认知和接受，还是在中国大陆全境获得解放以后。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意识形态的变化，新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在新时代发生全面、深刻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现实条件与政治基础，其中包括了他的“人民思想”。

1. 毛泽东的“人民思想”与“工农兵”主体方向的确立

诚然，述及这一问题，还要回到延安时期，对毛泽东在1942年5月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一个学术回应。作为毛泽东论文艺的一个重要理论文献，《讲话》不仅对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文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艺的重要理论指导，并由之引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关于中国文艺问题的争论。

肯定《讲话》的学者认为，它成功地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工农兵”这一根本的、原则的问题，《讲话》所提出的一系列文艺思想与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而早在40年代中期，与《讲话》持不同观点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胡风则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此导致了1955年众所周知的那场公开的论辩。胡风的文艺思想虽在历史的风雨中遭到摧折，但却为80年代对《讲话》进行历史反思提供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反思者认为，《讲话》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观念，一定程度上抛弃否定了文艺的特性，限制了文艺的自由，尤其是倡导“为工农兵”方向导致了后来的中国文艺低层次的审美倾向等。本文暂且不讨论争论双方观点的正误，但细读原文有一点是十分明晰的，就是《讲话》的基本精神与指导思想以及当时的历史定位在文献之中是讲得非常明了的。毛泽东说：“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11]显然，《讲话》在延安时期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和它的服务对象“工农兵”而言的，而抗日根据地的“工农兵”与中国全体“人民”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但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的概念发生了新的本质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的扩大，全国各种进步力量、各派各界人士对建立新中国的倾情支持，事实上都建构在“人民中国”这一思维之上。政治上，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文学上，周恩来在1949年7月2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与“工农兵”问题亦作出了新的阐释：“对于文艺界大团结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支持，但是尤其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在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同时，“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不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而“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12]由此，周恩来在号召大力写作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的同时，提出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亦应该解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而毛泽东在莅临大会所致的欢迎词中则直接将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称为“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文艺、对文学家、对艺术家这样的历史定位，对以“人民”和“工农兵”为主体的新中国文艺方向的确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明确的意义指向与现实思考的。周恩来《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在明确提出新中国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时，曾这样阐释：“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一下我们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那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13]

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面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中国文艺一方面坚持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思想，将“为工农兵”作为新的人民文艺的主导方向，另一方面，对文艺工作者所熟悉的其他阶级、阶层的人物与生活并不排斥，而是将之纳入到全体“人民”的范畴，作为整体的时代生活加以表现，从而“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无论是毛泽东对于作家、艺术家所寄予的“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的希望，还是周恩来这里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述，事实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思想与建国方略上的一个新的动态性的演变，即未来的人民中国，是以工农兵为主体而同时包含了“社会上别的阶级”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共和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要为人民服务。因此，新中国的文艺，应是新的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就是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

2. “人民”概念内涵的演变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困惑

对于“人民”的概念与范畴，毛泽东最经典的表述就是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1957年6 月1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也就是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阐释“人民”的内涵与范围时，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4]从毛泽东这段关于“人民”问题的论断中可以看出，“人民”一词，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并具有不同的思想基点。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概念是建构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之上，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关于“人民”的划分，则是以“阶级”立场为分界线，因此，一切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人民的力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当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制度不复存在，公开的阶级斗争得以消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移时，对于“人民”的界定，主要是看其对待新的社会主义的态度。而在设定“人民”的范围时，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用得最多的表述方式是“广大人民”、“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绝大多数”、“各族人民”、“一切积极因素”等最大化的量词词汇，即他所说的“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5]为此，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6]

由毛泽东对不同时代“人民”内涵的表述，可以看出“人民”一词在政治家的视野中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含义的思想概念，而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变迁被不断改变其政治指向的动态性的语汇，尽管其主导的精神思想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但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与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权威的政治却因为充分掌握了话语权而易于对之进行新的阐释并生发出带有新的政治内容的述说，尤其是当政治遭到绑架甚而扭曲的时候，“人民”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在不断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亦不断被分离、肢解乃至碎片化，谁是真正的“人民”，谁是人民的“另类”，谁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甚至成为人民的敌人，都由掌控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威权说了算，“人民”成了被任意揉捏的面团或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在极端而荒谬的政治语境下，被赋予浓郁的政治色彩的“人民”甚至与“人”本身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作为“人”自身的本体属性，常常为占主流地位而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所排挤、压制、规约，本应反映出“人民”的要求、愿望与情感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却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法则下遭到否定与抛弃，“人民”内涵在当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历史演变中所发生的这种变异，自然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表现人民生活与思想情感上的迷惘与困惑，而“人”的生活的缺失，亦很难将“人民”的真实生活面貌与社会历史的本相以本质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中国当代文学所遭遇的这一现实以及在创作思潮上所发生的变异，的确使中国文学的当代之途曾经步履艰难，困惑重重，走过了一段十分艰辛的风雨历程。

3. 文艺“为人民”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思想主流的理论厘定

当代文艺真正全面实现“为人民”服务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新方针，以之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总方向。从文艺单纯为“工农兵”、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到文艺为全体人民、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口号的转换，而是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在近三十年的历史探索中对文艺的特征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及其政策的转变，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明的民主政治对于新时期文艺发展方向的理论规引，由“工农兵”而“人民”，由为“政治”而“为社会主义”，乍看，好像只是一种概念的置换或意义的扩大，实质上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理论性演进。社会发展本身告诉人们，社会是一个极为丰富而复杂的复合形态的整体，社会的构成，涵盖了全社会的一切政治组织与文化共同体，仅仅以“工农兵”替代“人民”，或以“政治”取代“社会”，所反映的是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政治诉求与政策规范，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这一狭隘的文艺观念，是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真正表现人民的生活全貌，进而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而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一方面厘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昌明了当代中国文学为社会主义社会全体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文艺与社会、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包含了所有“人”在内的人自身的思想精神联系，其意义指向与功能涵盖更为宽广、更为切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实际，也更为最广大的人民所拥护。正如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所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17]前景是十分远大的。

其实，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人民”始终是主体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人民的社会生活无限广阔、浩瀚、丰富多样，文学是时代的镜子，生活的产儿，社会主义文学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思想精神的表现，它所反映的客体对象——“人”及其社会关系有其历史的规定性、现实的复杂性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而且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也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决定了“人与社会”的层次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复杂性征，固守政治性的僵化单一的表现方式的文学，是很难从多视角、多层面、多形态的艺术视域去深刻地反映与表现这样的无限丰富的生活本相并挖掘其深厚的思想意蕴的。而在人民性立场与原则之下，真正具有社会正义感、责任感与艺术良知的作家与艺术家，必然会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生活联系起来，也必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折射与反映出现实关系的一定本质和历史发展的某一趋向，进而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的形象。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有艺术情感和审美能力的群众——任何其他生产物也是一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并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8]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本质上体现了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审美感染力量影响人们的情感与心灵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目的，以此满足人民在精神上对于审美的追求与需要，这种新的审美需要又是推动文学艺术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全面表现“人民生活”和“服务人民”为当代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提倡文学反映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创造性的劳动和奋斗，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多样化的文学形式、艺术体裁和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描写既往的历史题材和切近的现实社会，塑造风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帮助人民扩大生活视野、增长思想智慧、提高审美能力，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条正确途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多样化的文学与艺术审美，就不可能充分调动生产文艺的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亦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审美需要，更谈不上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走向新的繁荣。只有坚持这一正确的文艺原则，才能将文艺引进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