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阶级”的定性与文学“人性”的丢失

“阶级”，这一意识形态的话语，是当代中国文学在曾经的时代里的一个高频词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目标，到社会主义时期建立和巩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革命与阶级斗争，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写作内容。因此，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无论是革命历史书写，还是现实的当代社会生活，描写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与阶级搏斗，突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复杂的社会生活情貌，以及以理性的“阶级”意识划线，以政治化的“阶级”定性，以“阶级性”是社会的人的本质属性的论断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乃至以“阶级”的眼光审视与衡量人的一切生活，一时间成为文学创作是否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学以及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标准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迷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以及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阶级革命以及阶级斗争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必然的主要斗争形式。因此，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马克思就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事实上，阶级的形成和演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矛盾方面综合作用的表现。阶级的存在以阶级矛盾、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等诸种形式表现出来，而阶级矛盾、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又集中表现于权力之上。所谓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权力的占有与实际支配，阶级统治是一个阶级以其对权力的占有与支配来统治另一个阶级，而阶级斗争则突出表现为对权力的争夺及其暴力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论述“阶级”这一问题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到了列宁时代，列宁将“阶级”定义为：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即阶级的划分是以对财产（主要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的所有为基本依据的，而财产又是劳动所创造的。私有财产是一种物的存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关系，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与所有制形成了阶级的基础。作为无产阶级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列宁的论断，就其所处的时代来说，无疑是一种科学的分析与伟大的学说。这里，马克思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过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时代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而列宁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所有权及其所有制作为阶级形成的基础与作用的定义，亦十分清晰地阐明了阶级产生的社会根源。

但当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掌握了社会政权，进而在一定的社会领域消除了阶级对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私有制形式，人与人的剥削制度也不复存在的社会情形下，仍然坚持阶级斗争的理念，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判定社会生活，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人与人的关系，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读与曲解。同样是《共产党宣言》，当谈到阶级的消解与变化时，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0]按照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剥削制度的消亡、阶级对立的消失，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意识的根本性的改变，与之相应，人们的社会观念、思想观点和政治概念，也会随之而发生新的转变。尤其是无产阶级作为胜利的阶级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权的主导阶级，不仅从根本上掌控了全社会的集权与强大的专政工具，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控制了话语权的操用，此时，仍然以假想的方式，将早已消失的敌对的资产阶级以及实际并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作为阶级讨伐的对象，势必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与精神的迷惘，使身处其中的人变成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主体，进而引起思想的骚动和社会的动荡，给人民带来无法避免的政治灾难。这样的理论预设与思想假说，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一种误读。尽管在社会主义初创阶段，由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残存以及外围的帝国主义的干扰，阶级斗争可能还会以隐性或显在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但在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环境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与极端的阶级斗争方式，以及一味地坚持阶级斗争的治国理念，必然会破坏现存的社会组织与已然的社会秩序，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造成人们存在的社会方式的混乱与精神的危机。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理论的误读与思想的当代性迷失，的确给当代中国社会以及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政治灾难与精神创伤，这也许是新兴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在前行的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但如果能避免这样的失误或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历史或许会以另一种镜像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当代中国文学的“阶级斗争”主题与理论误区

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认定，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学在思想和理论上对“阶级斗争主题”的认同。

诚如马克思所说，从宏观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运行中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以斗争的形式颠覆不平等和不合理的社会，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革命方式。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告别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的艰难历程中，阶级斗争学说的真理性显然是被证明的历史事实。从文学主题学角度而论，阶级斗争叙事与阶级斗争主题，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乏前例。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苏联小说《铁流》、《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暴风雨所诞生的》，以及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中蒋光慈的《田野的风》、叶紫的《丰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春蚕》、《子夜》、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斗争内容与阶级叙事的性征。即使如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曾被左翼文学所排斥的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启蒙，从而在《家》、《春》、《秋》和《骆驼祥子》、《月牙儿》以及《雷雨》、《日出》、《原野》等著名作品中着力揭露阶级的压迫与旧社会的黑暗，其阶级意识的渗透和民主思想的表达也具有相当的力度和社会批判性。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立场对这样的人间不公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进行揭露、倡导反抗的阶级斗争文学，无疑是符合社会进步发展的规律与人性的合理要求的。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所表述的思想来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主张阶级斗争原是为了解放代表最大多数的劳动阶级以及全人类，“阶级斗争”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针对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或阶段性对策，当尖锐激烈的阶级对峙与阶级斗争发生根本的变化，即马克思所说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并随历史而成为一种过去。

于是，对曾经的阶级斗争的回忆性书写，自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成就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与阶级斗争书写，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类写作就其主导方向而言主要讲述“革命”的发生与“阶级”斗争的性征，大多数的作品试图追求“史诗性”的把握，以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与理性化描写，为新生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由作品传达出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倾向，也为处于社会演变的新时代的民众提供了思想生活准则与精神支持。此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以表现北方农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以及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长篇和王愿坚的《党费》、《后代》，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短篇小说，从文学创新的角度而论，应该说，这些带有原创性质的作品无论在反映革命历史的深度、时代生活的广度、艺术表现的力度与语言风格的民族化、大众化上，还是在革命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严峻的历史环境下优秀共产党人的描写诸方面，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取得了应有的成功，而且给广大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象。这种历史性的“阶级斗争”书写，由于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与阶级斗争的显在性，其主题的熔铸与艺术化的形成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阶级的对抗与生死搏斗，阶级的演绎与历史变化，多形态的阶级斗争的叙述方式与艺术刻画的多样性，的确构成了当代革命历史书写“阶级斗争”主题的一道鲜亮风景。

有阶级斗争就有阶级斗争文学，这似乎并不令人费解。如果说革命历史书写因凸显“阶级斗争”主题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现代革命斗争的脉搏，反映出了时代的历史特性，那么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平时期，仍然将“阶级斗争”描写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且大谈特谈，大写特写，便显得匪夷所思。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制度，一方面彻底根除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在所有制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种制度性的矛盾在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并不存在。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1956年在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按照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的分析，主要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再就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迫切要求与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两大矛盾，事实上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和文化的现状。根据刘少奇的报告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价与判断，其时，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由私有制造成的千百年来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制度已经消灭，自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长期的阶级对立也已不复存在，过去那种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在现阶段日益显得简单而不合实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方面的矛盾与分歧更多地已转入到思想领域，或者是通过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来，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只能是通过理论讨论、思想争鸣以及具体的实践本身等和缓的方式逐一解决。但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的转折和1962年后“阶级斗争”话语的重提以及“文革”大讲阶级斗争声势的推助，造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整个社会阶级斗争观念的纯粹化、明晰化与绝对化，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走向登峰造极，成为诠释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理论纲领与思想模本。这种思想理论的误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学在那一特定时期在写作内容上的偏移和主题指向上的暴力倾向。浩然的小说《艳阳天》在主题的设定上，即将斗争的双方设计为以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等社会主义力量与阶级异己分子、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之间的殊死搏斗。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与《年青的一代》，则将“阶级斗争”主题直接纳入到家庭矛盾和年轻一代的人生追求等日常生活的视野之中，《霓虹灯下的哨兵》虽把人物放置在解放初期上海南京路这样的硝烟散去的特殊背景之下，但其主题表达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即使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写到农民正常的发家致富的思想以及必然存在的私有心理方面，也将之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而加以根本地否定。这样的写作范式，无非是告诫人们：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论是农村社会还是现代的都市生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仅在行动上始终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是异己而对立的，而且于思想上无时无刻不在设法向社会主义的人们进攻、渗透。先验性的判断，政治性的设定，左右着这一时段的文学创制，及至“文革”阶级斗争十分流行的时代，文艺理论上，任何抛弃或淡化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意识的观点或舆论都被视为“伪命题”，文学创作上，任何不反映与不挖掘阶级斗争主题的文学都会被认定为缺乏政治觉悟与革命水准的非无产阶级作品或消解革命的“毒草”。一时间，阶级斗争铺天盖地，似乎只有轰轰烈烈的斗争或错综复杂的交锋，才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只有反映这一本相的阶级斗争文学才是时代的主流文学。这种文学运演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与极端政治化的政治文学的出现，直至将“文革”文学引向崩溃的边缘。

（三）褊狭的“阶级”观念对“人性”的排挤与否定

从纯然的文学或理论的角度观察，阶级文学观也是人类的一种文学观，但在数千年的中外文学史上，这种文学观说到底还是新生的不成熟的文艺观念。就这种观念形态下的文学而论，中国现代的阶级文学最初以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萌芽于20年代初期的作品为代表，之后，勃兴于“左翼”文学，盛行于延安时期和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与“拉普”文学以及当代苏联具有“左倾”倾向的文艺理论思潮的多极影响，获得话语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后来绝对掌控了当代中国政治命脉的极“左”思潮的推演，使“十七年”至“文革”时期的文学，基本上沿着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阶级路线运行。阶级意识与阶级倾向，成为判定这个时期文学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是“香花”还是“毒草”，是“主流”还是“非主流”的重要标准。在人物的描写上，是着力刻画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新人，还是“美化”资产阶级形象、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也成为裁决作品优劣高下的艺术标志。最终的不幸，是这种褊狭的阶级观念，很快将这一新生的成长的文艺观推向了绝对化乃至僵化的境地，使其像不成熟的“早产儿”一样，成了“夭折的阶级文艺”。

这种“夭折”现象，就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与失误而言，主要是对“人的文学”的蔑视与对文学中“人性”描写的排挤与否定。“文学即人学”，这是中外文学史以及作家、理论家们普遍认同与接受的真理。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与精神产品，就在于文学与“人”以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密切的依存关系，在于其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形式与感性表现。20世纪著名的西方学者、哲学家卡西尔说，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在谈到“人性”问题时，卡西尔认为，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21]而作家创造文学的过程就是代表“人”对人自身的生活及其精神进行审美的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2]文学如果无视“人的生活”或排挤否定人所特有的正常的“人性”，其在人类生活中的生命力是可想而知的。诚然，在阶级的社会，人可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集团或政治组织，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但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并不等同于人的社会属性，也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属性。以“阶级属性”涵盖“人性”或替代“人性”描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阶级斗争文学”与“阶级斗争主题”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聚焦与中心话语的时代，贯穿这一文学主题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却都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钳制，致使许多写作成为阐释阶级、政治等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审美理想，从而使文学沦为工具性的文本，文学艺术也成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历史的范本，这样的文学文本最终遭到人们抛弃与否决的结局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