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御史台的组织结构

自春秋时期始，随着封建官僚政治的逐步建立，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也在滋生和发展，“夫法不立而化行，恶不去而善进，虽使尧舜在上而未之有也”[11]。这就迫切需要对官吏的控制和监察。因此，整顿吏治是求治之道、廉政之源。历代先贤关于监察制度的思考和探索，历代监察官的监察实践，都不断丰富、完善着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监察文化。如秦代厉行督责之术，推崇以法制臣，强调“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12]。汉代注重监察与谏议并重，“明王垂宽容之听，崇谏诤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13]。秦汉时期御史大夫“典正法度”、“总领百官”。治书侍御史，“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猃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14]晋代御史中丞“掌威仪禁令”[15]。隋代御史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御史“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扬孝悌”[16]，被誉为“激浊扬清”之职。可见，自秦迄隋，监察制度虽屡有更替，但御史以监察百僚、整饬吏治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却并无改变。

唐代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期，今存唐御史制度的典籍，最为原始的材料首推《唐六典》。该书备述唐代御史建制，注文叙其沿革，甚为周详。唐杜佑《通典》为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权威著作。《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对于御史制度的记载，切实详明。《大唐新语》、《朝野佥载》等唐代笔记小说中也有部分记载，可以参证、补充正史，深化对唐代御史制度、御史活动情况的认识。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堪称唐代御史制度资料的渊薮，宋代王溥《唐会要》则是分门别类记载唐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专书，其卷六〇至六二专述唐代御史制度，上述诸书是我们研究唐代御史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唐代御史台的行政特色及政治地位，在笔者博士论文《唐代御史与文学》中有详细论述。为了避免重复，本书仅将两“唐书”中关于御史制度的记载作梳理，旨在为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唐代御史台的组织结构情况。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云：“御史台，秦、汉曰御史府，后汉改为宪台，魏、晋、宋改为兰台，梁、陈、北朝咸曰御史台。武德因之。龙朔二年改名宪台。咸亨复。光宅元年分台为左右，号曰左右肃政台。左台专知京百司，右台按察诸州。神龙复为左右御史台。延和年废右台，先天二年复置，十月又废也。”[17]《新唐书》云：“御史台，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18]《新唐书》还记载了唐代御史台的变化情况：“高宗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以避帝名；龙朔二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两台御史，有假、有检校、有员外、有试，至神龙初皆废。景云三年，以两台望齐，纠举苛察，百僚厌其烦，乃废右台。延和元年复置，岁中以尚书省隶左台，月余而右台复废。至德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复有检校、里行、内供奉，或兼或摄，诸使下官亦如之。会昌初，升大夫、中丞品。东都留台，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留台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备。”[19]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御史台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整顿吏治。

一　御史大夫

御史台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御史大夫。《旧唐书》云：“大夫一员，正三品。秦、汉之制，御史大夫、副丞相为三公之官。魏、晋之后，多不置大夫，以中丞为台主。隋讳中，复大夫，降为正四品。《武德令》改为从三品。龙朔改为大司宪，咸亨复为大夫。光宅分台为左、右，置左、右台大夫。及废右台，去‘左’、‘右’字。本从三品，武宗会昌二年十二月敕：‘大夫，秦为正卿，汉为副相，汉末改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著之于令。’”[20]唐代御史大夫地位崇高，为朝廷重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中唐时期，皇帝为了限制御史大夫的权利，一度不设御史大夫职务，而由宰相、藩镇兼任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实际管理御史台事务。

二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是唐代御史台的副长官，《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云：“中丞二员，正四品下。汉御史台有二丞，掌殿内秘书，谓之中丞。汉末改为御史长史，后汉复为中丞。后魏改为中尉正，北齐复曰中丞。后周曰司宪中大夫。隋讳中，改为持书御史，为从五品。武德因之。贞观末，避高宗名，改持书御史为中丞，置二员。龙朔改为司宪大夫，咸亨复为中丞。本正五品上，会昌二年十二月敕：‘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长。今九寺少卿及诸少监、国子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为正四品下，与丞郎出入迭用，著之于令。’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讯之。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则与刑部尚书参择之。凡国有大礼，则乘辂车以为之导。”[21]在唐代监察史上，御史中丞亦是令人羡慕的官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侍御史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云：“侍御史四员。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台事，知公廨杂事，次一人知西推，一人知东推也。凡有别付推者，则按其实状以奏。若寻常之狱，推讫断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则具其事为状，大夫、中丞押奏。大事则冠法冠，衣硃衣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凡三司理事，则与给事中、中书舍人更直，直于朝堂受表。若三司所按而非其长官，则与刑部郎中员外、大理司直评事往讯之。主簿一人，从七品下。录事二人，从九品下。主簿掌印及受事发辰，勾检稽失。兼知官厨及黄卷。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书令史二十三人。”[22]

《新唐书·百官志》云：“侍御史六人，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寮及入承诏，知推、弹、杂事。凡三司理事，与给事中、中书舍人更直朝堂。若三司所按而非其长官，则与刑部郎中、员外郎、大理司直、评事往讯。弹劾，则大夫、中丞押奏。大事，法冠、硃衣、裳、白纱中单；小事常服。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殿中监察职掌、进名、迁改及令史考第，台内事颛决，亦号台端。次一人知公廨。次一人知弹。分京城诸司及诸州为东、西：次一人知西推、赃赎、三司受事，号副端；次一人知东推、理匦等，有不纠举者罚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东推，莅太仓出纳；第二人同知西推，莅左藏出纳。号四推御史。只日，台院受事；双日，殿院受事。”[23]从两《唐书》记载来看，侍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对朝廷大臣上至宰相、下至一般臣僚均有监察权。侍御史还负有知东、西推的责任，对于朝廷重大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以“三司受事”的形式审理。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谓之台院，殿中侍御史谓之殿院，监察御史谓之察院。”

四　殿中侍御史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云：“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下。令史八人，书令史十八人。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则于卤簿中纠察非违，具服从于旌门，视文物有所亏阙，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24]《新唐书》对殿中侍御史职责的记载是：“殿中侍御史九人，从七品下。掌殿庭供奉之仪，京畿诸州兵皆隶焉。正班，列于閤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元日、冬至朝会，则乘马、具服、戴黑豸升殿。巡幸，则往来门旗之内，检校文物亏失者。一人同知东推，监太仓出纳；一人同知西推，监左藏出纳；二人为廊下食使；二人分知左右巡；三人内供奉。”[25]唐代殿中侍御史属殿院，掌殿廷仪卫及京城的纠察。侍御史称“台端”、“端公”，殿中称“副端”。

五　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是唐代御史台的基层官吏，也是实施监察的主体力量。《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云：“监察御史十员，正八品上。贞观初，马周以布衣进用，大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自此因置里行之名。龙朔元年，以王本立为监察里行也。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26]《新唐书》云：“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27]可见监察御史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均有监察权，对朝廷狱政、军戎、祭祀、屯田、财政经济、漕运等均有监察权。

监察御史还肩负巡按州县、分察地方官吏的重任。唐王朝地域广大，其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以西的西亚一带，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至北冰洋以下一带，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还有很多可不算。唐朝周围守边的少数民族很多，为有效管理突厥、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吏治清明关系社稷存亡，以法察吏、治吏、整顿吏治是求治之道、廉政之源。通过治吏来治民，是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完成国家任务的一个规律性要求。要对如此广大地域的官吏进行监察，仅靠皇帝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正如肃宗在《遣巡抚使敕》中所说：

夫人君高居大位，非可以目遍四海，耳周八极，必仗贤能，以广其视听。而今使臣，咸未称职，多俛经略，未尽至公，致令远人冤不上达，而弊不下去。今择朝端忠贞仁惠之士，饮冰乘驿，巡抚四方。其有政教烦苛，敕令不便，妨于耕稼，害于蚕桑，徵敛于人，无逾小大，咨尔兆庶，必闻于使。又有官吏邪虐，豪猾侵渔，扰于黎，冒于货贿，上无隐也，当悉惩之。[28]

唐代把吏治作为整个法制确立中的重要一环来抓，表现了高超的运用法律的约束权力的智慧。监察御史“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29]。就是说监察御史巡察州县时，一般情况下有两名判官作为其幕僚，如果肩负任务繁重，还有朝廷特派的使职随从。巡察州县的具体内容有明确的规定，此即中国监察史上著名的“监察六条”：

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30]

监察御史巡按监察，肩负着明察冤狱、整顿吏治、维护纪纲的重大使命，对于澄清吏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御史职权的法律化、制度化，不仅保证了监察制度的规范性、稳定性，对于庞大的官僚群体起到了心理上的震慑和实际上的规范作用，而且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吏治清明、社会稳定，使得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为代表的清明社会得到较长时间的维持，这是唐代御史监察制度正面效应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