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空维度的研究综述
一 关于美国企业的研究
美国著名企业战略理论家安索夫于1957年发表了论文《多元化战略》,这是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的第一篇文章。文中他根据对1909—1948年间美国最大的100家企业的研究,总结出企业成长的四种基本方向,并将这一思想总结为一张“产品—市场矩阵图”,他认为用原有的产品开发新的市场,属于市场开发战略;在原有市场中投入新开发的产品,属于产品开发战略;只有用新的产品去开发新的市场才是多元化战略。1965年,安索夫发表专著《企业战略》,书中他运用“成长向量”这个新概念,使其“产品—市场矩阵”模型更加成熟(见图2-1)。
根据图示,企业可沿水平、垂直、对角线三个方向进行多元化扩张。安索夫指出了企业多元化的四种原因:一是企业的其他扩张战略无法达到预定目标;二是企业再扩张后,仍然有丰富的资源剩余;三是企业面临利润丰厚的新市场机会;四是企业面临扩张和多元化二者优势模糊时,也会选择多元化而放弃扩张。安索夫将多元化划分为水平多元化、垂直多元化、同心圆多元化和混合型多元化四种类型,并指出混合多元化获利最低且风险最大。他还在书中提出了“协同性”(Synergy)概念,即两个事物的有效结合能够产生超过二者简单相加的力量,或者形象地表示为“2+ 2>4”,他认为,企业多元化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协同效应。
1959年彭罗斯发表专著《企业成长理论》,在第七章“多元化的经济学”中,他主要以个体企业为分析对象,从企业内在成长角度对企业多元化进行分析。彭罗斯以生产线的数量来度量多元化,他认为企业多元化的发展程度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量具有相关性,而企业在原有的优势领域能否维持良好的经营是多元化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内部资源,伴随着内部资源的扩大,企业自然会倾向于把剩余资源投入到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机会中去,企业成长必然伴随着多元化。但是,企业进入多个经营领域中去以后,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压力,为此企业必须确保资源在每一个领域的准确和有效利用,这种资源的连续投资也制约了企业进入领域的数量。此外,企业新开拓的经营领域离企业原有的优势领域越远,为了保持市场竞争能力所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彭罗斯的分析基本上是定性的学术研究。彭罗斯在1995年对企业成长的研究中,分析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他认为伴随着企业的扩展,风险呈递增性增长。因为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完全使不确定性增大,不确定性产生了风险。“风险递增原则”(principle of increasing risk)限制了企业的扩展水平。因此,企业家对待风险的态度差异以及风险处理水平的不同,会造成企业多元化战略的类型和程度的差异。
图2-1 发展的范围和方向(成长向量)
资料来源:康荣平,1999年。
1962年,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发表了著作《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钱德勒选择了美国极具代表性的四家大企业: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公司,研究了四家企业的发展历史。他通过进一步分析近70家大企业,得出了“结构跟随战略”的著名论断,在当时产生极大反响,并且在以后的理论界和企业界也具有深远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企业一般都经历了四个成长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企业都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数量扩大战略、地区扩展战略、垂直一体化战略、多元化经营战略。不同的战略阶段要求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结构。在多元化战略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是事业部制的组织管理结构。钱德勒的这部著作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事业部制成为大型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基本组织结构模式,也推动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实施。钱德勒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的企业多元化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由杜邦公司开创。
1962年,戈特发表了《美国工业中的多元化与一体化》,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多元化的著作。戈特在书中首次采用数量分析方法,证明了美国企业的多元化进程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加速发展。他还运用数量分析研究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行业间的多元化差异,他依据《美国标准行业分类和代码》中的四位数行业分类法来计量企业的多元化程度,研究发现美国的化工、电子行业的多元化程度最高,烟草、石油行业的多元化程度最低,行业间的多元化程度差异显著。这一分类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学术界进行多元化研究的国际性惯例。戈特第一个研究了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他分析了1947—1957年美国111家大公司,运用企业运行的产业数量与主导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以及二者的乘积这三种度量方法,得出多元化和利润率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性的结论。他的分析是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进行的,没有区分相关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戈特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从市场和行业角度对多元化定义做了更精确的阐述。
1970年,里格利在其论文《分部制与多元化》中,提出了多元化程度的测量方法和类型划分标准,成为最早对多元化经营进行分类的学者,在多元化研究中迈出重要一步。他提出,企业的多元化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专业化率(Specialization Ratio,SR),指的是一个企业中最大产品业务的年销售额占企业年总销售额的比重,并由此划分了四种企业类型(见表2-1)。同时,他还提出了“核心技能”(Core Skills)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发展为企业多元化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表2-1 企业类型及划分
资料来源: Wrigley,1970年。
1974年,R.P.拉梅尔特出版的《战略、结构与经济绩效》一书认为,里格利的分类存在明显不足,需要改进。他在里格利的专业化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率(Related Ratio,RR)概念,主张用专业化率、相关率和垂直一体化率这三个指标对企业进行分类。相关率即企业最大一组相关业务的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垂直一体化率(VR)是指制造的一体化过程中所有的副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与里格利不同,拉梅尔特强调的是业务(business)而非产品(product)。根据他的分类标准,企业可以分为单一业务型(single business)、主导业务型(dominant business)、相关业务型(related business)和无关业务型(unrelated business)四大类,进一步地,主导业务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主导集约型、主导扩展型和垂直统一型;相关业务细分为关联集约型和关联扩展型二种。拉梅尔特的分类方法更为客观,在里格利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描述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状况。但是他的分类忽视了对市场因素的考察。与戈特不同,拉梅尔特首次从战略管理角度对各类型多元化的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论证了在各种企业战略类型中,无关多元化和垂直一体化型的企业绩效最差;相关集约多元化绩效最好,其后依次为主导集约、主导扩散、相关扩散、单一业务。他的这一研究结论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得到验证。拉梅尔特在多元化领域的研究对后续研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他研究了1949—1969年间,美国大企业事业部制的变化和多元化经营的发展,发现500强企业中多元化企业的数量增加了63%。
1981年,美国学者克里斯坦森和蒙哥马利(Christensen and Montgomery)合作发表了论文《公司经济绩效:多元化战略与市场结构》,他们在鲁梅特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多元化战略、经营绩效和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由于市场因素使得企业的盈利和成长受到制约的企业,最适合实行多元化战略,并提出相关多元化不一定能保证企业获得高回报率;无关多元化企业如果不重视市场结构,可能导致企业绩效下降。
波特(M.E.Porter)在他1980年出版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出版的《竞争优势》中,均强调了“协同作用”的重要性。他对相关性进行了细分,阐述了多元化战略与相关性,以及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和互补性等问题。1987年他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从竞争优势到公司战略》着重对1950—1986年间美国33家大企业的多元化发展过程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通过混合兼并进行的无关多元化的失败率是最高的。选择好核心业务是企业战略的基础。他指出,企业进行多元化时,对新业务的选择要进行三项检验:行业吸引力检验、成本检验和互益性检验,以确保新业务有助于企业保持和增长竞争优势。1990年,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日本和美国的多元化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企业的成功,正是由于选择了相关多元化并注重公司内部发展;而英美两国正是过度追求无关多元化而导致国家竞争力衰退。他还归纳了几点原则,帮助企业搞好多元化:一是企业尽量进入本国最具吸引力的行业;二是尽量不要脱离原有的优势领域,要从优势领域向外延伸;三是坚持内部发展或小规模的兼并。
贝蒂斯等人(Bettis et al.)在1982年和1985年研究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收益和风险关系问题。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相关多元化能实现高收益和低风险的最优结合,但是无关多元化只能使高收益对应高风险,低收益对应低风险。
1985年,帕利普(Palepu)在论文《多元化战略,利润率指标和熵值测量法》中,研究了30家食品企业,他把产业经济学中用来研究产业结构复杂程度的熵值测量法(Jacquemin-Berry entropy measure)作为多元化经营水平的衡量指标,这一方法比拉梅尔特的专业化率更客观,也更容易计算。这个多元化水平测量方法完善了安索夫开创的用产品数量衡量多元化水平的传统方法,综合考虑了产品种类数量、各产品的收入比重和不同产品种类间的相关程度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总的多元化的熵为:
其中,Pi为企业中I产业项产品占企业总销售中的比重。该指数下限为零,这时企业是单一业务,若达到DT>3,说明企业的多元化水平相当高。Palepu的衡量指标对企业业务资料的准确性要求很高,任何资料上的缺陷都会使它的衡量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增加了该指标的使用难度。Palepu运用熵值测量法,从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企业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程度高低与企业盈利水平无关,并且在企业利润率与相关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纳入时间变量,相关多元化企业的利润增长率高于无关多元化企业;企业继续实施相关多元化,高的利润增长率最终将转化为高的盈利水平。
1988年,卡彭等人(Capon et al.)对多元化经营分类进一步发展推进。他们提出应该根据市场的专业化程度对多元化企业进行重新分类,因为不同的市场具有不同的特点,要求企业具备相应的市场营销和开发技能,专注于某一市场发展的企业往往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的分类指标主要采取专业化率、市场分类比率(Category Ratio,CR)和产品比率(Product Ratio,PR)。其中市场分类比率是指企业中最大的市场类,如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根据此项指标,企业可以分为单类市场型企业(CR≥0.80)和两类市场型企业(CR<0.80)。产品比率是企业最大产品组的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根据这项指标,企业可以分为单组产品企业(PR≥0.80)和多组产品企业(PR<0.80)。他们的分类弥补了拉梅尔特分类忽视市场因素的缺陷,但是他们只简单地把市场区分为工业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分类过于粗略,限制了他们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另外,他们还在这些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绩效进行了分析。单类市场型和单组产品型企业,市场相关程度大,企业绩效好;两类市场型和多组产品型企业,市场相关程度小,企业绩效差。
1989年,Y.Chang和托马斯(H.Thomas)利用拉梅尔特关于多元化的分类,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企业多元化战略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他们认为企业的产品市场力量和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多元化战略风险与收益组合的关键变量。他们的研究表明:多元化企业的风险与市场的风险正相关,与企业规模和企业运作的业务数量负相关;多元化企业的收益与市场的收益正相关;多元化企业的风险与收益之间呈U字形关系,即存在一个风险和收益的最佳组合。
1993年,金等(Kim et al.)学者在贝蒂斯等人关于多元化经营风险和收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因素,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美国1982 年152家大型跨国公司。他们得出结论:市场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多元化企业的风险—收益状况。如果企业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受到限制,仅仅依靠产品的多元化,无论是相关多元化还是无关多元化都不能获得良好的风险—收益业绩;相关多元化往往收益高风险也高,无关多元化往往风险低收益也低,但是相关多元化比无关多元化能更有效地实现风险和收益的转换;在低收入水平下,主要是产品多元化起作用,在高收入水平下,主要是全球市场多元化起作用。
1995年,英国学者马基德斯(C.C.Markides)出版了他的专著《多元化、归核化与经济绩效》,他通过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分析发现,多元化有一个最优点,在这一点上企业多元化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多元化达到均衡状态,企业在这一点上的经济绩效最好。没有达到均衡点的企业都需要调整它们的多元化战略。马基德斯结合鲁梅特的历史数据,对219个美国大企业进行了统计分析。他认为80年代以后美国大企业在战略上出现了“归核化”(Refocusing)的趋势(见表2-2)。他进一步讨论了归核化企业的特征,归核化的后果以及归核化对组织结构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等问题。
表2-2 美国大企业战略的变化 单位: %
资料来源:康荣平,1999年。
同时,西方企业的并购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业务重组特征,企业纷纷剥离与主导业务不相关的、业绩不良的业务,强化主导业务。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本业回归”现象,归核化趋势日益明显。
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为表2-3。
表2-3 企业多元化与归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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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欧洲和日本企业的研究
除美国外,欧洲、日本等国学者都对多元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英国学者香农(D.F.Channon)研究了英国企业多元化的发展; G.P.Dyas和H.T.Thanheiser合作研究了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他们认为欧洲企业和美国企业最大的差距在于组织结构的落后,采用事业部制来管理多元化经营成为欧洲企业最大的挑战。日本关于企业多元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成果有松村司叙在1979年出版的《多角化企业论》,吉原英澍等人在1981年出版《日本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他关于多元化与企业绩效方面的研究与拉梅尔特对美国企业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984年小野丰广的著作《日本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在安索夫的基础上对多元化类型进行了细分,他指出,日本的家族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多元化水平是比较高的。日本的企业多采取相关多元化,无关多元化远低于美国。
三 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研究
在多元化理论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明显滞后。但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关键是致力于研究总结本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经验教训和方式方法。
1995年,Gaik E.Lim和Tan Yan Teck在他们的《新加坡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公司性质和经营绩效》一文中,针对东南亚企业不断增加的多元化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了新加坡的41家实行不同多元化战略的上市公司,研究了它们的多元化战略、公司性质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与欧美相反的结论:一是相关多元化的经营绩效并不优于无关多元化的经营绩效;二是企业规模与多元化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
1985年,乔治·保罗(George Paul)对印度的多元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印度企业倾向于实行非相关多元化。1997年,Khanna和Palepu在《哈佛管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对印度、墨西哥的大企业多元化战略和绩效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通过非相关多元化发展,往往可以提高效益。这是因为:⑴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系统不发达,企业在外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很难保障,企业有动力通过投资方式进入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领域,通过把市场交易行为转化为内部控制行为来降低成本和风险。⑵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行为,大企业或集团公司利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易于实现多元化经营。
1998年,Chun-Cheong Wan对香港的跨国公司的地区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香港跨国公司倾向于国际化,但企业绩效方面不如本土企业。在香港的跨国公司中,产业多元化经营有助于稳固企业盈利能力,但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