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含义及产生背景

一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含义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是指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修辞批评方法，又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修辞主义”这个术语是布莱克首先用来指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传统批评方法。顾名思义，该修辞批评方法虽然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但与其又不完全相同，故布莱克称之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5]简单地说，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是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为核心的、对修辞话语进行分析和评论的一种批评模式。至于哪些是修辞话语，布莱克指出：“修辞话语是指那些旨在影响人的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话语。不管某个话语实际上是否真正影响了人，与其是否具有修辞性无关。”[6]该修辞批评模式之所以谓之“新”，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支撑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不仅包括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典修辞学理论（如西塞罗理论）的有用成分，也包括了当代学者们对古典理论的重新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也可称为新古典主义修辞批评。1925年，威切恩斯首先对修辞批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指出了它的几个基本要素[7]，成为后来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指路灯。著名修辞学家马里•霍克默思•尼科尔（Marie Hoch-muth Nichol）的文章《林肯的首任总统就职演说的批评》被认为是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代表作。[8]在文中，她对该演讲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分析了觅材取材、布局谋篇、语体特点、演讲方式和技巧等古典修辞学关注的一些经典要素。

二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产生的背景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有其深厚的历史和学术背景。据理查德•利奥•伊诺斯（Richard Leo Enos）考证，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可以追溯到1876年理查德•克拉豪斯•杰布（Richard Claverhouse Jebb）的著作《从Antiphon到Isaeos期间的著名演讲家》（Attic Orators from Antiphon to Isaeos）。杰布撰写该著作的目的是要对古希腊演讲家的著名演说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修辞学的历史以及修辞学的观念及理论，还提供了基于古典修辞学理论的、对演讲富有说服力的阐释。他认为，对古典的修辞话语的评论，就应该依据古典修辞学的理论即传统修辞学的“五艺”来进行评判。[9]这种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然比较盛行。这也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修辞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演讲类的公众话语，而其批评的方法主要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对演讲的古典修辞批评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发展成为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一种强调将演讲者、话语、听众及场合作为分析内容的方法。”[10]

在修辞批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之初，受威切恩斯的影响，修辞批评的方法虽然还没有完全充分地勾勒出来，但受当时西方修辞学复兴的影响，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古典修辞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试图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并以此指导修辞批评分析。尽管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古典修辞学家没有规划出一套批评体系，但他们的理论却隐含了这种体系。

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产生与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复兴和新古典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修辞学自诞生后有过相当长的辉煌历史。从古希腊修辞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的大修辞学家、哲学家西塞罗再到古罗马的修辞学家、修辞教育家昆体良，修辞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政治取代了世俗社会，修辞学的生存环境变得险恶，随后走向衰落，修辞学虽然还是学校教育中三足鼎立的一门学科（其他两门为逻辑与语法），但其研究范围已大不如从前，此时的修辞学主要研究书信写作和布道写作及宣讲。[11]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和研究带来了契机。[12]不幸的是，法国学者拉米斯（Petrus Ramus）对修辞学进行了改头换面，将曾是古典修辞学核心部分的觅材和组织剔除出去，认为风格和发表才是修辞学的领地。与此同时，由于印刷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文字记录和交流的形式越来越重要和普遍，传统上曾是修辞学研究对象的公众演讲被写作取而代之，成为修辞学的主要对象，修辞学几乎成了写作的代名词，“以演讲为主的修辞学就变得每况愈下了”[13]，这也进一步促使修辞学在近代的继续衰落。到了20世纪前后，虽然修辞学仍然是西方（英美）大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但它与古典时期以研究演讲为核心的修辞学相距甚远。

物极必反。中世纪及近代修辞学的衰落其实也为20世纪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核心的古典修辞学之重新绽放埋下了伏笔。在西方，演讲一直是表达和体现民主的重要方式，而且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公众辩论与演讲迅速繁荣起来，不仅如此，大学学科的专门化、多样化促进了演讲系、交际系（或曰传播系）的产生。[14]这一切都呼唤着一种以演讲为主要对象的修辞学，也即新古典主义修辞学或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演讲系在1920—1921年举办的古典修辞学专题讨论，涉及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及昆体良的修辞学著作，促进了古典修辞学的复苏。[15]修辞批评不仅需要社会历史条件，更需要一种理论。1925年，威切恩斯发表论文《演讲的文学批评》，全面界定了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他秉承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并提出了对修辞批评的看法：

修辞批评必须是分析性的。修辞分析的内容包括作为限制因素的言说者的个性特征，也包括说话者的公众个性特征——不是他是什么，而是他被别人认为是什么。要描写言说者的听众，以及他在听众上使用的观念——他的话题及诉诸的动机，他话语中的证据的特征。……也要关注现存文本与实际说出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修辞批评要分析言说者对话语的组织安排及表达方式，不要忽视演讲者准备演讲的习惯和在台上的演讲方式……对“风格”……的关注应该是作为确保言说者能够进入听众心田的多个因素中的一个……最后，还要考察话语对直接听众的效果……在整个修辞批评过程中，都应该视公众人物使用其话语的力量去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人。[16]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威切恩斯所描绘的修辞批评方法虽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为基石，但也与它有差异，因为这种方法引入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体系未包含的东西。或许这正是后来布莱克形容的“新”之所在。威切恩斯勾画的方法，与其说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方法，不如说是一种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西塞罗的阐释、发展和延伸于一体的修辞批评。

当然，这种方法的“新”之所在还不仅于此。在威切恩斯发表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以后的几十年里，古典修辞学理论也不断地得到新的阐释和拓展。在这个方面做出贡献的著名修辞学家是唐纳德•布赖恩特（Donald Bryant）。布赖恩特是20世纪西方修辞学处于转型期的重要修辞学家，他根据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的新特点，对以往的修辞学理论进行了再思考。他在《言语季刊》发表的论文《修辞学：功能与范畴》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基础上明晰了长期以来修辞学里存在的模糊不清的现象，不仅拓展了修辞学的范围，使其不仅包括以劝说为主要目的的公众演讲，也包括信息性的话语。[17]这为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摆脱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范畴的羁绊，拓展研究对象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可谓另一个“新”之所在。

总之，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是在20世纪社会演讲传播新背景下产生的、以古典修辞学理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为基本理论支点，但同时又凝聚了新时代学者们重新阐释的批评模式。对这种修辞批评，福布斯•希尔（Forbes Hill）做了这样的概括：“新亚里士多德批评将言说者的劝说手段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提出的全面系统的方法目录进行比较，从而发现说话者是否从该目录中做出了最佳选择以期从特定情景下的听众中获得有利的决定。”[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