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研究主题的研究现状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哲学研究”，我们必须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①什么是创新？②如何理解“创新驱动发展”，以及评价创新应用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结果？③面对创新带来的福利、伦理和社会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关于第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创新？”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关于第二个基本问题，即“如何理解‘创新驱动发展’，以及评价创新应用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结果？”这是一个经验研究问题，主要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关于第三个基本问题，即“面对创新带来的福利、伦理和社会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然而，以往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只回答了第二个基本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企业（工场/工厂）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创新驱动发展”现象及其机理。但是，以往的“创新”思想研究聚焦于《资本论》第一卷及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技术创新及其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转型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具体的方法论：第一种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三分法”的范式；第二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第三种是基于经济学语境解读的“回到马克思”范式。

基于“三分法”范式的苏联—东欧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两大流派。在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三分法”范式的统领下，苏联—东欧学派侧重整理和诠释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技术科学理论，提供了“语录式思想研究”的方法论。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学说和社会批判理论并发展了本土的技术批判理论，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等。芬伯格进一步发展了“批判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在传统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建构主义方法，将技术（创新）刻画成正在快速演变的过程而不是某种既成事实。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提供了“批判性研究”的方法论。

在上述两种方法论的共同作用下，学界的解读主要从文本直接解读并作批判。与之相反，第三种方法论不是对文本的直接解读，而是基于“文本学解读法”。它力图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经济学语境解读哲学思想，强调只有厘清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工作，才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通过梳理1845—1867年期间《资本论》经济学研究过程，第三种方法论说明了马克思对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之间生产方式变革的认识演变，强调机器大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对马克思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阐释了其中机器的地位的变化：在工场手工业中机器从属于工人，在大工业中机器统治工人；其次，它明确了机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作用，马克思据此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批判理论，进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最后，它将阶级斗争的基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内在矛盾之上，而不是无产阶级个人意识形态的觉醒。

上述三种方法论的共同特征都是“批判性研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般认为，马克思坚持一种“资本逻辑”的思考方式，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同理，资本也是支配一切创新、驱动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权力。长期以来，我们也习惯于如此思考，并形成了思维惯性。因此，当我们习惯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进行技术反思时，表现出来的思维惯性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思考方式，即“视资本为支配和主导一切的绝对主体”。

由于“资本逻辑”在先，三种方法论在整体上强调“资本统治技术，技术依附资本”。但在具体研究中，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是基于不同的视角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第一种方式是基于传统的“三分法”范式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那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离散的独立部分。“机器”等技术创新主要在大工业生产范围内出现，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资本统治技术，技术依附资本”意味着这些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有贡献，但具体贡献往往只限于对生产方式变革的作用，以及连带的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变革的意义。然而，这些研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几乎是空白的。因此，“机器”等技术创新几乎不可能从经济学层面抽象成为哲学层面上的内容并阐述相应的“（技术）创新的哲学思想”。

第二种方法论用马克思早期思想来理解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因此，它往往以批判研究的方式，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和人的解放角度研究机器及其哲学效应。由于“资本统治技术，技术依附资本”，这使得学界重视“创新”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意义，但忽视“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及其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具体作用。最终的结果是，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往往被遗忘，或被视为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一条支线，或不可或缺的背景。

第三种方法论基于“回到马克思”范式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拒斥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离散的前提下，强调从整体性角度考察“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这为“机器”等技术创新在“经济学语境中”能够抽象成为哲学的内容提供了可能空间。

然而，第三种方法论不会改变“资本逻辑”存在的事实，也不会改变“资本统治技术，技术依附资本”的关系。第三种方法论的“经济学语境”往往是“宏观的社会层面语境”，如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的技术是依附资本的技术。“机器”等技术创新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那么，“机器”等技术创新及其可能带来的哲学思想必然受资本逻辑统辖，最终走向一种“宏大叙事”的哲学反思，即最终走向一种关于（技术）创新的批判性研究。

以往研究只回答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哲学研究”的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马克思没有给出“创新”的定义，导致以往研究难以直接回答第一个基本问题。以往研究同样很少涉及第三个基本问题。一部分原因是马克思没有明确定义“技术”、“创新”等概念，另一部分原因是以往研究受阶级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影响，往往认为马克思没有伦理思想。

综上所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①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探究；②聚焦于“静态”的创新概念层面，但没有深入挖掘驱动层面的动态内容；③“批判性”色彩过重、“建设性”功能尚未充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