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论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首先，要引起学术界的足够的重视。创新活动的问题，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模式创新等，学界的成果众多，但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却相对很少。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有利于推动学术界重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因为，当前中国需要一场全面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来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的哲学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学界面对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现实需求，一定会越来越重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和现实中“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哲学研究。

其次，我们要深化以往的“创新”思想研究，从“静态”的思想梳理走向“动态”的创新驱动机制和机理研究。

“静态”研究固然是因为文本解读带来的一种限制，但更主要的是“创新”等概念没有明确定义引发的后果。

关于“创新”研究，一般都从“创新之父”熊彼特那里出发。由于马克思没有明确定义“创新”概念，以往研究往往以熊彼特的理论为基础解读马克思的创新思想。然而，熊彼特强调他的创新研究只是马克思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因此，这种解读只能“静态”地粗略勾勒马克思的创新思想，而不能全面、系统地进行刻画。

由于“创新”概念不明确，导致对“技术”的概念也没有清晰的定义。因为，对于《资本论》第一卷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者之间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我们清楚“创新驱动技术发展”的过程，却难以把握“创新如何驱动技术发展”的动态机制和机理，进而理解和把握“技术”的本质。因此，以往的“创新”思想研究往往只是一种“静态的”思想史研究，侧重于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角度进行解读。

所以，当从“静态”的创新思想研究走向“动态”的驱动机制和机理研究时，我们首先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中把握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以及达到这种理解的认知过程，进而理解和把握“技术创新”。

第一章第二节提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分为三个方面：①企业（工场/工厂）层面的技术创新及其演变过程；②社会层面的制度创新及其演变过程；③两个层面之间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理解“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基于类似的方式，通过动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相互影响，把握马克思对“制度创新”的理解，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机制。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概念及“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和机理。

关于“技术创新”，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在两次工业革命中有着本质性的细微差别。直到19世纪70年代前夕，技术的繁荣并没有受到科学方面的重要影响。因此，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由工场内部一线生产领域的“工艺学”技术革命引发了经济学语境中的生产方式革命，自然科学的成果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很小。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主要处理“资本与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这已经变成处理“资本、科学、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科学”是“为满足好奇心而进行基础研究”的“纯科学”、“自然科学”，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科学”则是“为满足实用目的进行基础研究”的“巴斯德科学”（Pasteurs Quadrant Science）。

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正好处于两次工业革命期间，因此，探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技术创新，需考虑技术与科学的相互融合。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巴斯德科学”，它本质上是“技术的科学化趋势”的最终结果。19世纪60年代，当法国里尔酿酒商因为葡萄酒变酸问题向巴斯德求教后，巴斯德开始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在应用性研究中开辟出全新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同时成为商人。因此，技术与科学的界限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已经模糊了，一些技术创新的研究虽然始于社会需要（即为了满足实用目的），但研究过程完全是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通过技术创新，一种“异质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出来。巴斯德的微生物学系列研究（发酵和炭疽疫苗等）中，人类（巴斯德与卫生学家等科学家，农场主、兽医和里尔的工业家，农业部长等政府人员）与非人类（葡萄酒、母牛和微生物），技术（疫苗、巴斯德杀菌法、实验室的仪器和设备）与非技术（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要素是同等重要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异质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基于技术创新建立的新社会关系网络，本质就是由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革。

最后，我们需要在以往的“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建设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往往不关注现实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本身和工程师，甚至对它们持有敌意。因此，当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面对当代中国企业层面技术创新发展带来的问题（如高技术伦理问题、工程伦理等），以及社会层面由于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批判研究虽然富有启发性，但由于不了解技术及其相关创新本身，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建设性。

“批判性研究”是“静态”创新思想研究必然结果。整个《资本论》中“创新”思想主要围绕着“资本—技术”的关系展开。由于“创新”、“技术”概念没有明确定义，而“资本”已经明确定义为“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此，以往研究往往以“资本逻辑”为推理方式，强调“资本统治技术、技术依附资本”，最后走向关于资本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在“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建设性研究”，我们需要转换视角。近年来，马克思主义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革命”视角走向“建设”视角研究经典著作。其中，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挖掘经典著作的社会建设思想，以及对我们今天国家建设的参考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也需要跳出“资本逻辑”，挖掘《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及其哲学意义，以满足当代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

综合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无论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学科视野，还是从传统的技术哲学学科视野的批判研究范式，都难以回应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与核心地位”，以及其与“市场的决定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另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