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豪健雄奇的主导风格的成因

豪迈的情调，壮阔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刚健的语言，构成了刘禹锡诗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这一艺术风格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诗人个性的产物。时代使刘禹锡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被长期放逐，经受了一系列艰难困苦的砥砺。这当然是形成其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然而，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下所形成的柳宗元诗的艺术风格却是幽冷孤峭。这说明，在风格的孕育过程中，诗人个性方面的因素起着更强有力的作用。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杰出的朴素唯物论者，但在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中却含有更多的辩证法的成分。他在《天论》中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说，不仅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而且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火花，因而达到了柳宗元的《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他的另一组哲学论文《因论七篇》则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集中、更系统地阐述了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拟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作全面评述，而仅仅想指出：正因为其哲学思想表现为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一定程度的结合，他很少孤立地、静止地来看待问题，包括一己的困厄和衰老，而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所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等等，便都是他经过哲理思索后得出的充满辩证观点的精粹认识。在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科学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现象中看到积极成分，从不利条件中找出有利因素，并以之慰勉和激励自己。这样，他就不至于像同时的柳宗元和白居易那样因播迁或衰老而过多地怅叹。面对衰秋，他可以唱出“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的秋歌；身遭贬黜，他可以唱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的壮歌；年届老暮，他也可以唱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暮歌。唯其如此，豪迈、昂扬、亢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其诗的抒情基调。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也与刘禹锡的气质及性格有关。刘禹锡气质豪犷，秉性刚强，敢于坚持真理，勇往直前。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结友心多契，驰声气尚吞”。在《上杜司徒书》中，他也曾说自己“少年气粗”。这种气质和性格，使他不会因所遭遇的不利局面而降心辱志。同时，刘禹锡还比较豁达。《云溪友议·中山海》记禹锡语云：“浮生难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叹惋？”这种豁达虽然带有儒家“乐天知命”和道家“委运乘化”思想的痕迹，却使他不喜作衰颓语，因而对形成其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也不无禆益。

刘禹锡诗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不仅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诗人个性的产物，而且还可以从前代诗人那里探寻到其渊源。看得出，屈原、左思、鲍照、李白等前代诗人都曾给刘禹锡以有益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屈原。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贬居朗州达十年之久。朗州位于沅、湘之滨，乃“故郢之裔邑”，恰好是屈原当年的放逐之地。刘禹锡初至朗州，即居于招屈亭畔，这是大有深意的——不仅是暗示世人，自己的遭际与屈原相仿佛，也不仅是为向自己衷心折服的前贤敬掬一瓣心香，更是想从屈原历久不泯的英风豪气中汲取与黑暗现实和不幸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他自谦：“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正说明他是奉“带长铗之陆离”、“冠切云之崔嵬”的屈原为表率，踵武其后，愤而援笔的。的确，刘禹锡诗受到屈原辞赋尤其是《离骚》的多方面的启沃。它不仅继承了屈原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而且吸取了其“虽九死其犹未悔，岂余心之可惩”的昂扬格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的威武气势以及“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佩于扶桑”的神奇想象，“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比兴手法。虽然屈赋本身的风格并不能以豪健雄奇概之，但上述种种成分，一旦被刘禹锡吸入诗中，按照自己的配方重新加以融合，却成为其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的有机元素。此外，刘禹锡始终注意向民歌学习，而民歌虽然不能与哀怨与感伤绝缘，但却以昂扬、乐观的情调及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明快、高亢的旋律为其基本特征。这对刘禹锡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自然也能提供积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