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家始祖孔子

《史记》中记载的第五个神秘降生的始祖是儒家始祖，以布衣为万世帝王师的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年老时娶颜氏少女才生了孔子，那是他们到尼丘山向神明祷告后才生下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诞生。他刚出生时头顶是凹下去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祷于尼丘”即在尼丘山祈祷求福。孔子是在他的父母向天神祈祷告事求福之后降生的。这一具有神秘色彩的降生方式体现出世人对于孔子的崇敬之情。人们认为孔子既然是圣人，那么他的出生就理所应当非同凡人，具有一种神秘感和权威性。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传》里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孔子在司马迁心中的地位很高，因此记载有“祷于尼丘得孔子”这种神秘色彩的降生方式。同时，司马迁也记载了孔子降生的另外一个叙事：“野合而生孔子。”司马迁敢于客观记录历史真实，他并没有因为对孔子的崇敬而为尊者讳。孔子降生的记载体现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思想深邃，识见不凡，他作《史记》，有自己的一套书法体例，但他更注重实际需要，并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有规矩也有变化，才是他作史时遵循的根本准则。所以有的时候，‘在后人观之，几于史公自乱其例，然在史公，则正以为义例宜然也’。（吕思勉《史通评·内篇·世家第五》）司马贞、刘知几以后世史家修史的标准去绳削《史记》，评论司马迁，势必得出错误的判断。”司马迁不受条条框框约束，因此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史记》体系。在研究司马迁时，也不应该纠缠于后人设定的条框，以后人的一家之见识去限定司马迁的认知。

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弃、秦朝的始祖大业、汉朝的始祖刘邦，均以王朝始祖的身份在《史记》中得到了神性的降生仪式。降生的神秘色彩也使得王朝的君权神授得以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四位王朝始祖之外，孔子的降生也被赋予了神秘色彩。《史记》虽然没有写孔子是人与神生的，但是明确记载了“祷于尼丘得孔子”。《说文》:“祷，告事求福也。”《广雅》:“祷，祭也。”孔子虽然不是帝王感生，但是《史记》记录了孔子的父母在生孔子时通过了神秘的求子仪式。而孔子名丘、字仲尼便来源于父母曾经祷告过的“尼丘”。与《史记》前四位神秘降生的始祖相比，孔子并非帝王身份。将孔子的降生与神秘文化结合亦是司马迁的见识不凡之处。“司马迁为孔子作世家，也受到了刘知几及宋代王安石等人的责难，对此，明清以来的学者也对刘、王的谬论、浅见提出了尖锐批评。如李景星说：‘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其眼光之高，胆力之大，推崇之至，迥非汉唐以来诸儒所能窥测，故刘知几、王安石辈，皆横加讥刺，以为自乱其例，不知史公之不可及处，正在此也。揭其要旨，阙有三端；孔子以布衣为万世帝王师，泽流后裔，历代罔替，任何侯王，莫之能比。史公列之于世家，是绝大见识，其不可及者一也，天地日月，难以形容，圣如孔子，亦难以形容，孟子称为圣之时，已是创论，而史公世家，更称为至圣，尤为定评，自是之后，遂远不能易矣，其不可及者二也；王侯世家，各以即位之年纪，孔子无位，则以本身之年纪，等匹夫于国君，侔德行于爵位，尚德若人，是之谓矣，其不可及者三也’（《史记评议》）。李景星的评论，既批评了刘知几等人的浅陋之见，又肯定了司马迁作《孔子世家》的意义和价值，言之中肯，分析深刻，较正确地传达出司马迁的创作意图，可谓真正的有识之言！”《史记》将孔子与商朝、周朝、秦朝以及汉朝的始祖一并赋予了神秘的降生身份，更充分地说明司马迁不同于后世史家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