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宣公兄弟情深引发的祸乱

郑庄公和太叔段之间的兄弟冲突可谓简单直接，而宋国的兄弟阋墙则是不同的版本、宋国是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册封商朝遗民而形成的诸侯国、宋国的始封国君是微子启，因为他是殷商遗民，所以位列公爵，这是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中的最高等级、进入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是宋武公，接着是宋宣公、宋宣公在去世之前想传位给弟弟，他的理由是，在弟弟与儿子之间，自己更爱弟弟而不是儿子，而且弟弟的才能胜过儿子、其实，对商朝人而言，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弟弟继承哥哥之位已是商朝中晚期的主流，尽管历史已经前行了数百年，但殷商逸民仍对此习以为常，宋宣公就这样传位给了弟弟宋穆公。

宋穆公在去世之前又想把位置再传回给宋宣公的儿子与夷，大臣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大家拥戴宋穆公的儿子冯、甚至与夷也不赞成这样做，理由是当初先君传位给弟弟而不是儿子，考虑的正是贤能与否；现在若再把位置传回来，不等于证明先君做错了吗？要是自己足以继承国君之位的话，还需要那么折腾吗？宋穆公的解释是，先君传位给自己，只是让自己做摄政王，将来还是要把这个位置传回去的、而且，先君有不传儿子而传弟弟的美德，自己有义务把这种美德发扬光大、这样，宋穆公传位给了侄子与夷，即宋殇公、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权力都这么洒脱，宋殇公继位以后，宋穆公的儿子冯，亦即宋殇公的堂兄弟，发动政变杀了宋殇公，自己登上了国君之位，即宋庄公。

这个故事的人物关系较为混乱，两代、四位国君之间，既有父子，也有兄弟（包括堂兄弟），他们在国君之位的传承问题上发生了错综复杂的纠结、宋宣公和宋穆公的确兄弟情深，宋宣公传位给弟弟，而弟弟为了报答哥哥的恩德，又把位置传回了侄子、只是上一代的风范完全没有传到下一代，剧情的发展急转直下，最终从上一代的兄弟情深演变成了下一代的兄弟阋墙。

关于这个故事，《春秋》三传的记载很不一样，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他们的观点几乎完全对立、《左传》对宋宣公大唱赞歌，赞许他是仁义之人，而且有识人之明，把国君之位传给弟弟，最终又回到了自己儿子手中，这里所表达的是对宋宣公让位行为的尊敬之意、《公羊传》恰恰相反，把宋国祸乱的根蒂归结为宋宣公让位，换句话说，宋庄公杀宋殇公，起因可以追溯到宋宣公让位、要是宋宣公直接传位给宋殇公，可能就不会开启宋庄公的弑君之心、因为宋宣公传位给弟弟宋穆公，宋穆公又传位给侄子宋殇公，那么宋穆公的儿子便会觉得，他的父亲也当过国君，自己当然有继承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既然两人的合法性相当，那么你能当，为什么我不能当？！从这一点来说，让位无疑具有崇高的道德感，但它所引发的结果未必全然符合正义，例如让那些原本不具备继位合法性的人获得了超出常规的资格，从而助长了他们内心的欲望。

不得不说的是，宋国在周朝诸侯国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包括后面会讲到的一些宋国国君，他们的许多行为，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费解、这是因为他们是商朝遗民，周朝的制度与商朝已然大不相同，他们是旧人，却处在了新时代、例如兄终弟及是商朝中后期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周朝完全摒弃了这项制度，转而采用嫡长子继承制，亦即父子相传成为权力交替最主要的方式、《左传》是从个人品性上赞扬宋宣公，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权力欲是最大的欲望，一个人能放弃权力（让位意味着宋宣公一系的人放弃了最高权力），这是很不容易的、从这一点来说，宋宣公确实有值得赞许之处、《公羊传》则是从国家大义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故而强调君子应当大居正、什么是大居正？就是君子应该遵从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即周朝所确立的父子相传、如果宋宣公直接传位给儿子，其他人就不会有觊觎的希望、因此，《公羊传》的意思是，应把国家制度摆在首要位置，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制度毫不动摇，即使个人的品性再好，也不能动摇国家制度；若是对国家制度有害，再好的品性也是微不足道的。

《公羊传》的观点，让我们联想到私德与公德的问题、对领导人而言，私德固然重要，因为凡事都本于人心，始于初心，但更重要的是，应当遵从国家制度，不敢越公共规则的雷池一步，更不能以私乱公，否则只会带来无穷危害、可以说，《左传》和《公羊传》的角度完全不同，《公羊传》的姿态可能更高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