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春秋：时代与经典合一
一 “春秋”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当我们看到“春秋”这两个字的时候，除了会想到这是两个季节以外，最重要的印象恐怕还有两个：第一，这是一个时代；第二，这是一本经典、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因为《春秋》这本经典，主要记载了春秋这个时代的历史；而春秋这个时代也正因《春秋》这本经典而得名、那么，春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最简略的概括是四个字：礼崩乐坏、所谓礼崩乐坏，必定是相对而言的，那就是过去曾经非常美好，现在呈现出制度性的分崩离析、因此，只要谈到春秋这个时代，就必须追溯到西周初年，周朝建国之时精英们的思考和建设、那时，一直盘旋在他们心头的问题是，取代商朝以后，如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呢？经过不断总结和反思，西周的精英们设计了两种重要的政治制度。
从理念上来说，周朝并不像商朝那样重视鬼神，而是强调德性、换句话说，周朝更加突出“人文”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向，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赞美周朝的礼仪制度丰富多彩，而这正是推崇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因此，周朝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意思是说，上天公正无私，不会无故眷顾某人，只会亲近那些有德行的人、照此推理，治理天下当然要以德行为先。
从具体政治措施来说，主要有两点、第一，分封制、亦即把王室和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守卫边藩，只要各地安然无恙，就能像众星捧月般拱卫京师，使之固若金汤，政治权力相应也就稳固了、同时，与这个制度相配套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亦即嫡出的长子有优先继承权，按照尊卑顺序依次继承，从而避免兄弟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内讧。
第二，礼乐文化、可以说，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是刚性政治制度，而礼乐文化是柔性政治制度、换句话说，按照理想的制度设计，从周天子到诸侯，一级一级地往下分封，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谨守本分，天下自然太平、然而，理想往往只能停留在纸上，鉴于人性的固有弱点，只要回到现实中，就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始终如一地自觉遵守，此时则需要柔性制度的设计和规范、正因如此，礼乐文化着重强调两点：一是“礼”的等级规则、我们必须明白，“礼”固然是为了区分等级，建立起金字塔型的社会架构，但更为重要的是，“礼”是一种身份约束，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要求，身份越高则要求越严、因此，处于什么位置，就该有与此相应的言行，既不能僭越，也不能自降身份、二是“乐”的沟通融和、如果只讲礼仪和规矩，未免会等级森严，过于冷漠，而“乐”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当然，这里所说的“乐”，并不是指流行音乐，而是指庙堂音乐，亦即用于朝会、典礼等与典章制度有关的音乐、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场合，通过音乐的仪式感，让大家暂时抛弃原有身份，转而获得此时的共有身份，以期达到融和彼此，巩固认同的目的，而这种认同包括诸如血缘、宗法、政治关联等不同类别。
西周初年的精英们正是用分封、礼乐等政治制度支撑起周朝的统治，但不容忽视的是，若要保证这些制度有力地推行下去，周天子的德行显然无比重要、换句话说，这套制度意在确立规矩，并引导大家遵守规矩，而其要害在于，身居高位者，尤其是金字塔顶端的最高领导者，必须率先以德服人、否则，大家不是心悦诚服，这个制度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可以说，在西周初期，从周武王、周公，到成康之治，这套制度都推行得较好、可是到了西周后期，周厉王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议论时政一时成为禁区和雷区，人们不堪忍受，终于起来把他赶跑了，于是出现了“周召共和”，也就是周天子缺位，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权力、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具有标志性意义、然而，像“周召共和”这样的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继位以后，成为中兴之主，政绩不俗、可惜的是，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又胡来，闹腾了一出大戏，那就是妇孺皆知的烽火戏诸侯，使得周天子的威望大大下降，最终导致犬戎攻破都城镐京，西周就此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邑，这便是东周的开始，而《春秋》纪事就始于周平王四十八年（前722）。
从上述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所谓“礼崩乐坏”，其实是从上面，尤其是金字塔顶端开始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原先礼乐文化建立起来的金字塔慢慢而不可逆转地解体了、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讲君君、臣臣，实则是要求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而国君更应首先以身作则，要是国君狂放无度，必然会让诸侯大臣觉得国君是沐猴而冠，从而产生轻视之心、既然国君胡作非为，无法让人信服，那么诸侯的欲望和野心也会随之膨胀，趁机僭越权力，扩充势力、正因如此，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几乎可以说，周天子已是威望扫地了。
更为严重的是，事情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糟糕、鲁桓公五年（前707），由于郑庄公的势力日渐壮大，周桓王很讨厌他，想要削弱他的权力，就理所当然地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在繻葛（河南长葛）之战中，郑国不仅打败了周天子，还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按照儒家的说法，王者本应无敌于天下，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无情、这一箭，等于彻底射中了周朝政治的要害，也可以说是把周天子的权威彻底打下去了、正因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诸侯日渐明目张胆地各怀私心了、诸侯原先是为周天子守卫疆土的，现在忽然发现周天子已成这样，威信和武力均不足以服众，难以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了、怎么办？凡事只能靠自己！所以诸侯纷纷把发展和壮大自身作为首要任务，逐渐热衷于军备竞赛和实力竞赛，争相扩充地盘和人口，至于先前对周天子的义务则多被弃之不顾，或者做做表面功夫罢了。
随着周天子权势的衰落，诸侯的扩张之势愈演愈烈，这在诸侯内部也产生了蝴蝶效应，那就是争权夺势日趋激烈地反复上演，最著名的例子是晋国的曲沃代翼、晋国的始封国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晋国的都城在翼城（山西），但它还有一个重镇曲沃（山西闻喜）、进入东周之际，第十一代国君晋文侯在位，他的父亲是晋穆侯、晋穆侯给晋文侯取名为仇，而给晋文侯的弟弟取名成师、当时已有人说，这两个名字弄反了，因为哥哥的名字寓意不好，弟弟的名字寓意很好，但按理来说，哥哥有优先继承权，他的名字应该寓意很好才是，现在反倒是弟弟超过了哥哥，这很有可能是晋国以后祸乱的根源、我们不能把这番话完全当作迷信而一笑置之，因为这是当时人们的理念，只要有人相信，就会凝聚力量，从而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地影响政治、果不其然，进入东周以后，成师的后代被封在曲沃，这一系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断挑战国君的权威、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三代人，用六七十年的时间，终于使曲沃的势力压倒了翼城，亦即成师这一脉取代了仇这一脉而成为国君。
本来，按照周公制礼作乐的设想，诸侯对天子尽忠、尽责、尽职，而诸侯之间也理应友好相处，因为大家要么有血缘关系，要么是政治结盟关系，完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有着极为接近的信念和利益诉求、然而，晋国曲沃代翼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不仅血缘和盟友之间，而且诸侯内部亲兄弟之间，都出现了反复争夺权力的冷酷无情，这无疑是礼崩乐坏极为突出的表征。
除了政治方面以外，春秋时期的经济方面也有很大变化，标志性事件是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的税亩制度、周朝的土地制度原本是井田制，一块土地像井字一样被分成九块，正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分给八户人家，公田由周围八户人家共同出力耕种，收成归这块土地的所有者、税亩制度则是废井田而按照田亩数量收税，亦即有多少田地则收多少税、关于这个事件，《春秋》给予严厉的批评、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讲，税亩制相对于井田制绝对是一种进步，它大大地释放了生产力、过去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然也只有这么一点大的空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家鼓励拥有越多田地越好、问题在于，经学家为什么批评这件事呢？这是因为在井田制之下，税收是固定的，亦即公田的收成，占九分之一，但在税亩制之下，税率由统治者说了算，或多或少，并不确定，更多的时候是加重税收，增重人民的负担、那么统治者为什么要推行税亩制呢？这是因为他们要扩充自己的势力，就得拓展经济来源，增加人口数量，只有在这些方面超过别人，才有雄厚的底子打仗，为更大规模的扩张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情势之下，诸侯之间，乃至诸侯内部的争斗更趋激烈、曲沃代翼还可以算是晋国公族之间的内斗，从春秋走向战国的时代，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远远超出了王族范围、最著名的两个事件，一个是田氏代齐，另一个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发生在东方大国齐国，齐国的始封国君是赫赫有名的姜太公，但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死齐简公，自己担任相国，自此田氏在齐国专权，经过四代人之后，田氏取代姜氏成为国君、因此，东周有两个齐国，一个是姜齐，另一个是田齐，事实上已经改朝换代，不同的家族在这个地方做统治者，只是国号未变而已。
三家分晋发生在老牌大国晋国，由于晋武公是通过曲沃代翼而登上国君之位的，他的儿子晋献公担心公室的其他人以此作为先例而作乱，故而采取了大杀公族的措施，把家族里有血缘关系的潜在竞争者通通杀光，导致了“晋无公室”的局面，亦即晋国公室的力量相当微弱、然而，让晋献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公族势力被消灭，结果催生了卿大夫势力的兴起、到了春秋晚期，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专权，亦即六大家族控制了晋国、六大家族之间你争我斗，最后剩下了韩、赵、魏三家，他们把晋国的领土一分为三，各自独立为诸侯，晋国就以这样的形式灭亡了，这也是走向战国的开端。
归结起来，春秋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可以说，它是一个原有制度开始崩溃的时代，但相对于战国而言，它还处于开端和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过去礼乐的一些影子，只是这种趋势已然形成，无可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