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是一本怎样的经典？
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记载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那么，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向来有专门的制度保障，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仅记录历史相当详细，而且相当看重历史对后世的意义和影响、正因有这个良好而悠久的传统，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多有自己的史书，晋国叫《乘》，楚国叫《梼杌》，鲁国叫《春秋》，今人所说的《春秋》，正是孔子在鲁国《春秋》的基础上编订而成。
虽然孔子自谦地表示自己“述而不作”，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孔子通过编订历史，表达了他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既是历史记述，又不仅仅是记述历史、那么，孔子想要表达什么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西周有所谓“采风”（采诗）之说，人们对政治有什么意见、建议或不满，可以通过诗歌表达出来，每过一段时间，周天子就会派使者把这些诗歌收集上去，以此观察民心民情、后来周朝的制度松弛，采诗制度也随之消亡，后人所能见到的只有《诗经》里面的这些作品了。
从孟子的论述可知，《春秋》紧承《诗经》而来、既然《诗经》是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不满而作，《春秋》无疑继承了这种精神，而孔子编订《春秋》，更是只会强化而不会遗失、对此，孔子创造性地将其凝练成六个字：拨乱世，反诸正（即拨乱反正）、简而言之，虽然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仍然希望通过评述历史而有助于建构现实，从而使这个糟糕的时代重回正轨。
关于这一点，孔子既有自觉的意识，也有明确的阐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的历史事件早已有之，但这些事件所蕴含的义理，主要是由孔子阐明的、清代章学诚有个著名的观点：“六经皆史。”把“六经”全部视为历史、就《春秋》而言，这只讲对了一半、《春秋》的确是历史，但又超越于历史本身，因为孔子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想，希望以此使乱世重回正轨，所以古人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纬·钩命决》）、正因如此，孔子非常看重这本书，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懂得我的人大概是通过《春秋》，归罪于我的人可能也是通过《春秋》、由是可见，这本书在孔子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和非凡的意义。
在一般人印象中，孔子似乎是个极其保守的人，因为他主张克己复礼，回归西周早期，貌似不能与时俱进、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复古是很常见的观念，问题在于，复古真的行得通吗？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是孔子为什么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时代很糟糕，我们应该走回头路呢？这就得看一看孔子所处的时代，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孔子所向往的西周初期，在分封制、礼乐文化和井田制之下，从诸侯往下的每一级，每个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在自己的本分范围之内，是有相对自由的、例如诸侯对周天子要纳贡、要派军队参战等，除了这些重要的事情以外，在诸侯的领地之内，完全可以“我的地盘我做主”、之所以改为税亩制，是因为这样才便于掌控更多的人口和资源，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循环，诸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集权、孔子觉得今不如昔，是因为他看到了历史的走势，正在一步一步走向集权。
简单回顾历史可知，秦朝是集权的极致，春秋则是集权初现端倪的时代、圣人见微知著，孔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趋势，而这股时代潮流恰恰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因为孔子是希望保持相对自由的、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儒家还是法家，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待平等和自由的态度、现代社会，两者缺一不可，但在两千多年前，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若是二者只能存其一，你会怎么选择？选择自由的是儒家，选择平等的是法家、不过，法家虽然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千万别忘了，这个平等需要付出严酷的代价才能得到，那就是必须交出所有的自由、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就是这样，个人拥有的资源、行为和思想的自由，通通都要交出去、更直观地说，可以给你平等，但前提是你必须交出自由、反观儒家，孔子主张讲克己复礼，复兴西周初期的礼乐文化，等于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没办法消除，但在等级之内，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自由、照此看来，把孔子纯粹视为保守落后之人，恐怕是太低估他了。
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便不难发现，《春秋》不仅是“史”，更是“经”、什么是“经”？简单来说，经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作为“五经”之一，《春秋》对后世的政治和社会伦理，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正因如此，后人对这本书不断加以阐释、据说孔子编订《春秋》，即使是最为优秀的学生也没办法改动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孔子下笔无比准确，恰到好处、今天看来，《春秋经》这部分实在过于简略，但在此之中蕴含了孔子深刻的褒贬，清晰传达了他的价值理念、不过，由于年代日渐久远，后人慢慢觉得不易理解、怎么办？于是产生了很多“传”、“传”是对“经”的解释。
注解《春秋》最有名的当属《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事实上并非只有这些，只是这三家一直流传到现在而已、《左传》，据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左丘明所作，特点是长于叙事，详尽记述了经文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目了然、而且，《左传》还记载了经文没有记录的一些历史事件、《公羊传》和《穀梁传》据说都是子夏所传，子夏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为什么叫《公羊传》呢？因为这是由公羊高家族所传承，汉代公羊寿将其著录为定本、与此类似，《穀梁传》是由穀梁俶（也叫穀梁赤）所传，据说荀子也是传承中的一环。
《春秋》三传之中，《公羊传》最早被国家承认，汉武帝时立了博士、赫赫有名的董仲舒、公孙弘等人都是公羊学的学者、后来汉宣帝喜欢《穀梁传》，也立了博士、相对而言，《左传》的兴起要晚一些，直到西汉末年才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魏晋以后，《左传》的声势逐渐盖过了《公羊传》和《穀梁传》。
为什么汉代人特别重视《公羊传》？因为《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换句话说，《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侧重记事，而是注重挖掘孔子的思想，并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汉代人眼里，《春秋》是孔子给他们预先修订的宪法，他们的任务是使这些思想重放光芒，指导现实政治，《公羊传》的特点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当然，客观地说，《春秋》三传各有特色，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详尽地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得失，以及在传承过程中历代大家的长处和不足，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个问题。
对今人而言，应当《春秋》三传并重，因为它们优势互补，正好可以让人比较甄别，择善而从，而不是抱残守缺、当代已没有“经”的概念，但学习经典，学习《春秋》，对于同情而深刻地理解古人，同时反观自身，尤其是反思当下的道德伦理、思想文化，以及制度方面的建设，无疑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