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春秋》为什么旨在大一统？

春秋虽是乱世，但也是思想文化特别自由开放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那是因为身处乱世，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改变这个乱世，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故而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为这个乱世诊病开方、可以说，《春秋》是孔子为这个时代开出的药方、那么《春秋》到底开出了怎样的药方呢？其实，古人著述很重视开篇和结尾，而从《春秋》开篇第一段话就能得到很多启示、《春秋》开篇只有短短六个字：元年春王正月、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这六个字包含了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元年、元年是指鲁隐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八年（前722）、元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按照礼法原则，鲁国只是一个诸侯，纪年理应用周天子纪年，但这里恰恰是鲁隐公元年，而不是周平王四十八年、对此，经学家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说法是，孔子是在鲁国历史的基础上编订《春秋》，鲁国记载自己的历史，故而用自己的纪年，孔子也因了这个便利、第二种说法是“宗周亲鲁”，因为鲁国不同于其他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非同一般、鲁国的始封国君，名义上是周公，但周公一直在周天子身边辅政，并没有就封，所以鲁国的第一代国君实际上是周公的儿子姬伯禽、由于周公对周朝有极为特殊的贡献，所以周成王特许鲁国在祭祀周公的时候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使用鲁国的纪年，既表达了对鲁国的特别亲近，也通过鲁国向周朝致敬、第三种说法是，周朝的国运衰落了，而鲁国有圣人出生，亦即孔子，所以使用鲁国的纪年。

第二个关键词是春、春是指一年的开始，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第三个关键词是正月、正月是指一个季节的开始、中国人非常看重开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年的开始，一个季节的开始，毫不马虎、第四个关键词是王、王是指周文王、正月前面为什么要加一个“王”，称为王正月呢？因为在历史上，哪个月是正月，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现今通行的农历是夏历，亦即夏朝的历法，夏历的正月被称为建寅、商朝把正月改为夏历的十二月，称为建丑、周朝又把正月改为夏历的十一月，称为建子、《春秋》用王正月强调是周文王的正月，亦即周朝的正月、为什么要突出这一点？按照《公羊传》的解释，这便是大一统、因为每年开始的时候，周天子会颁布历法，诸侯要去接受这个历法，表示一年开始了、这种形式到后来又演变成改正朔，正即正月，朔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新君继位以后，正月和朔日都得改变、这样做实在太容易引起混乱，所以后来也都放弃了、这些政治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说明四海之内都在周天子的统治之下，亦即大一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一统很容易被解释成大统一、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大一统至少包括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所谓文武之道，周文王是排在周武王前面的，故而用以表示开端的是周文王的正月，而不是周武王的正月、换句话说，文治永远比武功重要、那么该用什么来大一统？武王之道显然排在第二位，文王之道才是第一选择，亦即通过思想文化实现大一统、我们知道，《春秋》记载历史是分层次的，《公羊传》阐述得很明确，那就是以鲁国为内，而以中原其他诸侯国为外；又以中原其他诸侯国为内，而以夷狄为外、什么意思呢？何谓中国？中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亦即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对而成、中国与蛮夷的区别，无关乎血缘宗族，或者地域民族，只在于文化、也就是说，只要承认、接受和传播先进文化者即为中国人，反之，即便生活在中原，若仍是披发左衽或者断发文身，没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那就是蛮夷、这是文化分层的概念，也是大一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直白地说，那就是只能通过思想文化的吸引让大家心悦诚服，并不是倚仗武力讨伐征服、这一点对当今世界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这个时代仍不太平，诸如民族、宗教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而优秀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扩大影响力，或许有助于消减这些纷争。

第二，文化的大一统并不是文化的大统一、我们通常说，儒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但这背后隐藏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儒家原本只是诸子百家之一，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为“显学”（《韩非子·显学》），但这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并非得益于外在的助力、直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采纳，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一个高明的双赢策略，国家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为其提供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以及治国所需的诸种思想资源，同时国家保证儒家的独享地位，使得其他诸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更谈不上与儒家自由竞争了、董仲舒的策略与重新阐释，或许比较接近汉武帝时代的需要，也的确大力推动了儒家的发展，但未必契合孔子那个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活力与思想火花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靠的是文化的大统一吗？不，靠的恰恰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例如孟子很喜欢跟人辩论，甚至喜欢骂人，但他对别家学说的批评，主要是从义理上将其驳倒，而不是先验地凌驾于他人之上，或者专横地以消灭别人的存在为己任、孟子不断地与别人辩论，说明真理越辩越明，那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参照作用，思想也是需要一面镜子的、因此，文化的大一统是指通过自由竞争激发文化的原创力，使之获得日久弥新的生命力，从而保持凝聚人心的向心力。

不过，值得警醒的是，百家争鸣是无序竞争而非有序竞争，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自由竞争的态势难以长期独立维系，反而是被动地随着政治军事的走势，逐渐走向了反面，集权思想终于占了上风，秦朝转身迈入了专制时代，标志是“朕即国家”，君主的个人意志成为国家意志，民众只有无条件服从、虽然《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从制度设计来看，这只意味着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设定及相应的义务，只要按礼法办事即可，并不需要把君主的个人意志深入贯彻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宋朝灭亡以后更是进入了极权时代，标志是“朕即真理”，君主的个人意志成为是非判断的标准，民众的思想言行只能在这个框框之内而不可越雷池一步、君权独断虽然在专制时代得到了彻底贯彻，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由读书人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并反过来形成了对君权的制约、到了极权时代，民众已没有任何自由思考的空间，自主的地盘大概只剩呼吸了吧。

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质和性格、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思想才会有创造力，文化才能不断自我更新、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推行愚民政策，钳制思想，这对统治者而言很有诱惑力，因为它会得到眼前的驯服和稳定，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常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这种暂时得来的稳定无比脆弱，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秦朝正是二世而亡、二是愚民政策培养出来的多是暴民，他们缺乏理性，更容易出现政治的动荡、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而现代法治国家尤其需要理性的公民，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有所修正，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国策虽然对维系统治至关重要，也使儒家得到迅猛发展，但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让儒家在把竞争者排挤出局的同时，失去了永葆青春的助力，魏晋以来儒学的衰落即是明证。

归结起来，《春秋》开篇短短六个字，强调的是重视开始，这样才有可能始终如一，而重视开始要从砥砺自己的德行以及保证思想文化的自由做起、按照儒家的说法，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治政！也就是说，政治规则的设定，包括所有的底线和原则，首先是为了规范精英，尤其是为了规范政府，而不是如何治理老百姓、儒家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但请别忘记，等级越高的人，对应的要求也越高，所以儒家对帝王的要求是最高的、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帝王时时修身立德，影响身边的大臣，进而在首都建立首善之区，以此影响老百姓、从这个过程来看，政治的要害之处不是从上到下的治理，而是对政府和精英的有效制约、只有上层人士率先做出表率，老百姓才能有所从，才能明是非、知荣辱，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变得更美好、而且，老百姓即使犯了错，甚至是犯了罪，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相对而言也更小一些、儒家的这种立场，对于理解现代政治，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