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兄弟阋墙：权力与人性
一 郑庄公与太叔段的是非恩怨
我们知道，儒家和墨家的伦理起点是不一样的，墨家主张兼爱，也就是平等、无差别的爱；儒家恰恰相反，主张等级、有差别的爱、也就是说，与自己的血缘关系越近，所给予的爱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因此，孟子批评墨子主张兼爱，认为这相当于把别人的父亲等同于自己的父亲，可以视为“无父”（《孟子·滕文公下》）、由此可见，儒家特别重视血缘伦理，而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之中，父子和兄弟都是从血缘而来、父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连君臣也是父子的进一步推演；兄弟作为父子的派生，同样是儒家伦理十分在意和看重的、儒家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兄弟层面要求哥哥对弟弟友爱，弟弟对哥哥恭敬、然而，这只是理想状态，回到现实当中，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当兄弟之间掺入权力关系以后，事情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这是因为，权力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就一般人性而言，总是很难避免争夺权力的诱惑，此时自然不会是兄友弟恭，而是兄弟阋墙了、这样的故事，几乎称得上是历史的常态，《春秋》便是这样开篇的。
翻开《春秋》，第一个著名的兄弟阋墙的故事是鲁隐公元年（前722）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发生在郑国，郑国的始封国君是郑桓公，他是周宣王的弟弟、这说明相对于其他主要诸侯国而言，郑国受封较晚、不过，郑国最初三位国君（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在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
进入春秋时期，郑国国君是郑庄公（名寤生），他的父亲是郑武公，母亲是武姜（夫君谥号加自己姓氏），还有个弟弟叫太叔段、一般来说，父母更容易溺爱幼子，但对长子总是抱有更大的期望，可能会更加偏爱、不巧的是，郑庄公出生的时候是“寤生”，也就是说，小孩子出生时头先出来是顺产，脚先出来是难产，即寤生、武姜受到了惊吓，故而一直不喜欢大儿子，而是偏爱小儿子、郑武公在位时，武姜就不断吹枕边风，鼓动废长立幼，但郑武公没有听从、郑庄公继位后，武姜仍不死心，各种小动作不断，不仅把郑国的另一个重要城邑“京”请封给太叔段，而且纵容乃至支持太叔段违背礼制做了不少僭越臣子本分的事情。
当然，郑庄公身边也有很多能人，不止一人看出事态的苗头不对，提醒郑庄公及时采取措施以防不测、出人意料的是，郑庄公每次都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过去了、直到得到太叔段将要起兵的确切日期，以及武姜将会作为内应的消息后，郑庄公才果断地下令讨伐太叔段、结果当然是郑庄公大获全胜，而太叔段的下落，有的说被杀了，有的说逃走了。
关于这件事情，《春秋》经文只有短短六个字、然而，《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一字寓褒贬”，亦即用笔惜墨如金，但每个字都包含了孔子的态度和评价、作为范例，这短短六个字，至少包含了以下四点：
第一点是“郑伯”、郑国是伯爵，郑国所有国君都可以被称为郑伯、此处为何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呢？按照《春秋》笔法，这是表达贬斥的方法之一、因为郑伯是通称，郑庄公才具体到个人，现在不称谥号而使用通称，意味着不承认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以此表示贬斥、为什么贬斥郑庄公呢？三传的说法并不太一致、《左传》认为，这是讥讽郑庄公没有及时教导好弟弟，因为按道理来讲，哥哥，尤其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承担着教导好弟弟的道义责任、现在弟弟陷于不义的境地，哥哥也是有责任的，理应受到批评、可以说，这种批评是较为轻微的、《公羊传》和《穀梁传》的批评更重一些，认为这是为了突出郑庄公的错误，因为杀弟弟是十分过分的举动。
第二点是“克”、“克”是杀的意思，但为何用“克”而不用杀呢？按照《左传》的记载，太叔段最后没有被杀，而是逃走了，但仍用“克”这个字，意味着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反倒像两个国君在相斗，兄弟之间已没有任何情义可言了、《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记载是太叔段最后被杀：《公羊传》认为，哥哥杀弟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用“克”正是为了彰显郑庄公的这种错误；《穀梁传》的解释不太一样，认为这表明太叔段的势力很大，不是一般人所能解决的，只有国君才能把他杀掉，故而用了一个较重的字。
第三点是“段”、古人有名、字、号等不同称呼，而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也是表示贬斥的、这里直呼其名“段”而不称之为弟，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弟弟完全不像弟弟，没有遵守应有的行为准则，与国为敌，故而不承认他的这重身份、在这一点上，三传的批评大体一致。
第四点是“于鄢”、“鄢”是地名，即河南鄢陵、为何记载这个地点呢？《左传》认为，记载讨伐的地点而不是出奔的地点，这是因为，若只记载出奔的地点，则仅仅表示贬斥太叔段而没有贬斥郑庄公，这就很难下笔，所以后面没有写太叔段出奔到哪里，而只写能对两人均加贬斥的“克段于鄢”、《公羊传》认为，记载这个地点是《春秋》的一种体例，因为太叔段与国为敌，所以记下这个地点、而且，在国都之内作乱不记，在外则记，太叔段符合记录的体例、《穀梁传》的解释较为不同，认为“鄢”这个地方已经很远了，但郑庄公还是追过去把太叔段杀了，实在太过分了，意在批评郑庄公。
从以上四点来看，《春秋》对郑庄公和太叔段均加贬斥、有人认为，郑庄公好冤呀！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他的，武姜和太叔段采取种种手段图谋夺位，郑庄公属于正当防卫，这有什么不对呢？《春秋》经传为何都批评郑庄公呢？这大概是因为，权力应当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力征服别人、现在弟弟反对你，你把他杀掉，那么妈妈呢？难道也要杀掉吗？要真是这样的话，你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
当然，《春秋》三传不只是批评，也有建构、换句话说，郑庄公到底该怎么办呢？《春秋》三传按照事态发展的不同程度分别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事态可控之时，哥哥就应教导好弟弟，让他知道自己的本分，不做僭越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应当采取实际的办法限制他的权力，而不是纵容他、为什么批评郑庄公？因为从《左传》的故事发展脉络来看，让人感觉这是一场阴谋，亦即郑庄公故意让弟弟的势力坐大，然后借机将其一举歼灭，这样做显然是不对的、那么在事态已然失控之后，《穀梁传》指出，即使弟弟起兵，也应当缓追逸贼、意思是说，尽管弟弟背叛，也不能急着追赶，而应给出时间让他逃走，不至于杀了他，毕竟他是你的亲弟弟呀！
关于这一点，《左传》给出了一个较为美好的结局，亦即太叔段最后逃走了、对于武姜，又该怎么处理呢？郑庄公可谓憋了一肚子气，故而他在气头上的时候发誓说，不到黄泉，勿相见也、意思是到死都不要再与自己的母亲见面了、可是等到事情过后，气消了一些，他又后悔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然而，郑庄公是堂堂一国之君，他已经把这个话说出去了，怎么办呢？有人提了一个建议，让郑庄公挖一条隧道，在隧道里相见，因为隧道里有黄色的泉水冒出来，所以不算违背此前的誓言、这是利用汉语构词法的灵活性而玩了一个小把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自欺欺人，但这是出于孝道的目的而解决言行矛盾性的有效手段、郑庄公采纳了这个建议，母子和好如初、这个结局相对圆满，但《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记载较为悲剧，即哥哥杀了弟弟，也没有提及如何处置母亲。
从这个故事来看，儒家想要表达什么？那就是权力必须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之上，武力和智谋等手段都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最好是不使用、兄弟之间关系密切，在权力争斗中往往如影随形，而这恰恰极好地体现了权力基于德行的合法性。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按照《史记》的说法，“六经”都是孔子编订，那么它们理应是统一的整体，但“六经”之间显然是有矛盾的、从《春秋》来看，太叔段是极其负面的形象，但《诗经·国风·郑风》之中有几篇作品，例如《叔于田》《太叔于田》等，恰恰是赞美太叔段的，夸他不仅长得帅气，擅长骑马射箭，而且深得民心，出猎时民众纷纷围观、这是让经学家十分困扰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经书中，同一个人的形象可谓截然相反、这也是留给后人思考的问题，或许，人性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把世界分为非黑即白，把人分为非好即坏、这种贴标签的行为，反而暴露出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过于简单，也映射出我们应对世界的手段同样过于简单、归结起来，权力很复杂，人性也很复杂，而儒家所弘扬的理想是，德行才是判定是非的终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