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系列”方法的深层剖析与批判（上）

面对上述充斥着哲学和辩证色彩的错误方法，马克思是如何评价与回应的呢？他是从观念论本身出发，以“正统”的观念论来对抗“模仿”的观念论，用黑格尔辩证法来驳斥“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98页。），还是以新的方法去回应和批判？显然，马克思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他作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来揭示蒲鲁东“系列”方法的实质及非现实性。

（一）逻辑范畴和绝对方法的生成过程及其实质

对于“系列”方法的无逻辑性与非现实性这一弊端，马克思有着极为清楚的认识。马克思在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所作的“第一个说明”中首先摘录了《贫困的哲学》中关于“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论述，并丢下“冒牌的黑格尔词句”的字眼来进行嘲讽。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试图说明分工、信用和货币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的生成过程这一政治经济学未解释清楚的问题，但他使用的却是“普遍理性生成经济范畴”这一毫无现实依据的教条。他的这种做法连政治经济学家都不如，毕竟后者还是依据“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为“材料”来揭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99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就存在将一切事物最终抽象化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只学到黑格尔辩证法“皮毛”的蒲鲁东的方法更是漏洞百出。只要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中绝对抽象化的实质及错误，那么“冒牌的黑格尔词句”就会不攻自破了。（注：关于这种批判方法，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作过类似的论述：“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这一著作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dialectique sérielle〔系列辩证法〕，即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因此，同黑格尔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是实在的，而不是幻想的类似。所以，对于已经批评过黑格尔辩证法的人来说，要批评蒲鲁东的辩证法是不难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27页））

我们知道，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给自己规定了两项任务，即改造传统形而上学与旧的逻辑学，他认为前者缺乏形式，后者缺乏内容，主张把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起来。黑格尔对逻辑范畴的建构从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最抽象的和最普遍的“有”（“纯有”）开始，经历了无、质、量、度、必然、偶然、现象、本质、统一和差别等一百多个最普遍的、最基本的和最共同的逻辑范畴的过渡、映现和发展，最后达到最复杂的和最具体的“绝对理念”。在黑格尔那里，逻辑范畴的规定是极为严格的，它是客观的、纯粹的和具体的。之所以说逻辑范畴是客观的，是因为它既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又存在于离开人的头脑以外的所有客观事物之中；之所以说逻辑范畴是纯粹的，是因为它是最普遍的、撇开了具体事物的，它在逻辑上而非时间上作为前提而存在；之所以说逻辑范畴是具体的，是因为它们之间是具体地统一在一起的，比如“有”离不开“无”，“质”离不开“量”，这里的“具体”是相对于将逻辑范畴割裂、分离起来的“抽象”而言的。每个作为理性存在的范畴都在其自身规定中将自身区分出对方，并重新复归自身。每个逻辑范畴都经历着设定自己、自相对立和自相合成的过程，即正题、反题和合题，从而构成逻辑范畴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由于每个逻辑范畴都与它的自我展开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逻辑范畴之间就构成了一个群，群的辩证运动就产生了系列，系列的辩证运动又产生了整个体系。这样，整个世界就从逻辑上以范畴的设定、对立与合成的形式而存在。那么，黑格尔为什么要把逻辑范畴作为起点来解释整个世界呢？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人的认识过程是相反的，具体的发展过程总要是从抽象开始的，要从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开始，逐步达到具体的、多样性的范畴。据此，黑格尔有理由认为越是前面的逻辑范畴，就越抽象；越是后面的，就集合得越来越多，越具有多样性，就越真实，越接近现实的具体事物。逻辑概念的展开，就是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贫乏空洞到丰富深刻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正—反—合”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提出“正—反—合”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中“非此即彼”的认知方式，正如他所说：“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注：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梳理黑格尔关于逻辑范畴的生成过程和方法的论述之后，再审视前文中蒲鲁东的“系列”方法，“冒牌的黑格尔词句”的说法便不言自明了：第一，蒲鲁东未能把握黑格尔辩证法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史背景，只是简单地剥离出普遍理性与各种经济范畴，丝毫没有论及普遍理性生成经济范畴的复杂过程与合理性。第二，他将“正—反—合”的辩证运动简单理解为“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割裂了逻辑范畴之间有机统一的联系，忽视了逻辑范畴在合题中复归自身的阶段。第三，他主观地把一些经济学范畴，如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对外贸易、信用等当成逻辑范畴，丝毫没有提及它们成为能自我展开的逻辑范畴的缘由。姑且不论上述事物本身能否作为同一类范畴而存在，单表范畴之间的联系就是极为混乱的和毫无逻辑的。第四，由于上述三个原因，蒲鲁东建构的经济进化的系列只是将经济范畴编排了一下次序，根本无法按照逻辑范畴的辩证运动产生系列的方式自圆其说。我们在此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能诠释黑格尔与蒲鲁东的异处所在：如果说前者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是以“纯有”为中心、半径无限扩大和呈螺旋式上升的无数个“同心圆”的话，那么后者所描绘的就是以普遍理性为起点向各种经济范畴不断延伸的诸多“线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克思又是如何揭示逻辑范畴与绝对方法的生成过程与实质的。他首先论述了逻辑范畴能够自我设定的原因就在于其纯粹性，即它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与之对立的客体和与之合成的主体。这样一来，作为理性存在的逻辑范畴实际上只能在自身周围颠来倒去，根本无法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来接近、描述具体的客观事物。“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99页。）马克思指出，将逻辑范畴及其展开过程作为一种解释世界方式的弊端是把一切事物最后都抽象化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若把黑格尔的方法“颠倒过来”进行推演，房屋就被逐步抽象成为“物体”、“空间”和“量”。依此类推，人或物等一切主体在被抽去全部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偶然性”之后只剩下了作为“实体”的逻辑范畴，整个世界的全部事物都成了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由此可见，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不是通过逐步展开具体事物来呈现它们的多样性，而是离它们越来越远；其方法亦不是对整个世界进行分析，只是抽象。既然一切事物在黑格尔那里都被抽象为逻辑范畴，那么现实的运动自然也成为了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即自我设定、自相对立和自相合成，亦即正题、反题与合题。这显然是一种绝对方法，如同逻辑范畴与事物的现实形式越离越远一样，绝对方法也和事物的现实运动完全脱离。黑格尔并未实现他所说的通过思想运动来建设世界，他只是用绝对方法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改组和排列而已。

同理可言，蒲鲁东依法炮制的经济进化的系列也毫无价值与现实意义，他所做的仅是将人们熟知的经济范畴用哲学化的语言加以修饰和编排次序。他试图用二律背反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但却只看到了经济范畴各自“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即简单形式的正题与反题。因此，“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2页。）。所谓“爬上过两次”，是指经济矛盾的体系中的分工与机器、竞争与垄断这两对经济范畴的相关描述。其中，竞争与垄断属于同一类型，且它们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有着内在关联和作为一对“正—反题”存在；而分工与机器则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与使用机器固然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后者在解放劳动力和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更简化了劳动者的职能，但它们绝非同一类型的范畴，机器本身和机器的应用是两码事——这就是“有一次还跌了下来”的意指所在。至于税收、对外贸易、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经济范畴，它们其中任意相邻的两个都无法构成一对“正—反题”。事实上，马克思之后的行文也佐证了这一点，《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章的第二、三节所论述的正是“分工与机器”、“垄断与竞争”，而且第三节结尾写道：“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税收，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搜索枯肠制定的理论……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这些章节进行认真的研究了。”（注：同上书，638页。）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这套完全忽视社会现实复杂性的理论根本无从解决贫困问题，以哲学家自居、宣称用哲学方法解决贫困问题的蒲鲁东向人们呈现的却是哲学方面的贫乏。

总而言之，马克思以批判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和绝对方法的形式完成了对蒲鲁东“系列”方法的总体批判，他之后评判的自然是这种形而上学方法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向读者呈现蒲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降低到怎样极其可怜的程度。

（二）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蒲鲁东将经济范畴看作是普遍理性在社会中的具体呈现，现实的生产关系只是这些范畴的化身；马克思却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注：同上书，602页。）。从内容来看，“第二个说明”只有5段话带有结论性质的语句，其要义可以简单归纳如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由于社会生产关系是暂时的和历史的，所以经济范畴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历史的产物。尽管上述表述极为简短，但还是经常为研究者所引述。笔者据此认为有必要弄清这些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具体内容，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哲学的贫困》一书“导言”的《致帕维尔·瓦里西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这封信向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的一把“钥匙”。

秉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马克思在这封信的开头就揭示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社会历史结构：生产力→生产、交换和消费形式→市民社会（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政治国家。在这样的历史结构中，现实的个人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因为他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3页。）。马克思认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人类过往活动的产物和既得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永恒不变和无限制性，它要同时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具体社会条件和他们之前一代人已取得的生产力成果及所处的社会形式。不同时代的人们以持续使用生产力成果服务新生产方式的形式，形成了他们在历史中的联系，不断地创造着人类历史。社会形式亦非一成不变，它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当人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他们往往就会改变所继承的社会形式；新的生产力往往会促使人们改变生产关系及与之共存的经济关系，人类社会也随之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由此可知，社会形态更替的动力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不是观念或普遍理性，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及交往方式——这正是蒲鲁东没有理解的和证明的，他所描绘的不是历史的实在进程，而是观念的历史。作为社会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在蒲鲁东那里只能置身于社会和历史之外，最终沦为观念或普遍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

马克思进一步剖析，蒲鲁东未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的真实结构，他所构建的经济进化的系列不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和“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注：同上书，44页。）。举凡：蒲鲁东没有看到分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与作用，亦没有谈及分工所带来的9—12世纪的德国出现的城乡分离和17世纪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等（注：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分工的作用与其表征的历史过程就作出过论述：“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0～521页）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笔者将在本书第五章中作具体展开，在此不再详述。）；他根本不懂得机器的发展史，以至于荒谬地将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说成是同分工、竞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注：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6页。）；他将所有权定性为一种独立关系、特殊范畴或永恒观念的做法更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为每一时代的所有权之间是异质性的，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发展而来的，封建所有权与资产阶级所有权绝非同一回事。马克思借此总结出蒲鲁东所犯的双重错误：一是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二者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特质；二是思维方式的极度抽象，错误地将经济范畴视为现实的生产关系之外的独立事物，没有看到经济范畴是受社会生产关系决定、只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且只在现实关系存在时才具有真实性。这样看来，蒲鲁东重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范畴当作是一种永恒的和超历史的观念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蒲鲁东始终无法理解社会生产关系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决定着经济范畴作为历史暂时产物的属性，只能将经济范畴视为与人分离的普遍理性的生成物，不断进行着“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美妙的同义反复！”（注：同上书，50页。）这种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3页。），无法像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和观念的形成的那样不断运动，唯有停滞不前。

（三）社会形态必然依附于整个社会机体之上

针对蒲鲁东“特定经济范畴与具体社会形态相对应”的论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机体”的说法。他指出，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都会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而“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3、604页。）。要言之，社会形态必然依附在社会机体之上。尽管蒲鲁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如“社会天才”、“普罗米修斯”等）来对待，但他所谓的“整体”是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而具体的社会形态在他那里无足轻重，只被用特定经济范畴来表征。由于经济范畴在蒲鲁东所建构的逻辑顺序中是逐一生成的关系，所以他在具体考察某一社会形态时只能依靠其他的社会形态和本身决定着经济范畴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这一做法必然会产生矛盾，当蒲鲁东不得不依靠其他社会生产关系来解释说明某个社会阶段时，这些社会关系却在“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中尚未生成。“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注：同上书，603页。）

依照马克思的解释，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总要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它本身所包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并构成“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同样，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理论表现之各种经济范畴，诸如分工、竞争、垄断和所有权等，亦在同一具体社会形态中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自诩在堆满材料的工地上建设“政治经济学大厦”的蒲鲁东，所“构筑”的不过是毫无现实根基的、用经济范畴简单“搭成”的“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他的这种把社会机体中的各个环节割裂成同等数量依次出现的社会形态的做法，只能离现实越来越远，永远滞留在抽象的和孤立的状态，因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社会机体。

需要指出的是，以批判蒲鲁东的方式提出来的社会机体说成为了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不断深化的方法。诸如：《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著名论断，即“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72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1页。），这表明社会不是个人的机械组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基础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整体；而到了《资本论》中，他又强调“现实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注：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13页。）……可以说，马克思对这一提法的反复思考，不断深化它的深广内涵和意蕴，构成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坚实基石。较之蒲鲁东将观念、范畴的运动当作社会构成的方式，以特定经济范畴表征具体社会形态的做法，较之斯宾塞最初提出的“社会有机论”以生物机体作简单类比，以支配生物机体的运动规律来取代社会运动规律的做法，更具有超越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四）经济范畴本身固有矛盾的“矛盾”

总的来说，蒲鲁东在将黑格尔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时存在把它简单理解为“善恶辩证法”、即把“正—反—合”的辩证运动简化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谬误。在他看来，“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4页。），人们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好的方面”和消除“坏的方面”。经济进化的系列正是他通过这种办法构建的，其中的每个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为了消除前一个经济范畴的“坏的方面”而被“社会天才”创造出来。马克思认为，这一虚构的理论毫无现实意义，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向却无法应用于实践这个矛盾，一经具体现实问题的检验便呈现出来。以分析、解决奴隶制为例，若依循蒲鲁东的方法，它同分工、垄断和竞争等一样，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经济范畴——“好的方面”是以极大促进棉花生产的方式推动了现代工业的运转和殖民地经济的极大发展，进而促进了世界贸易与大工业的形成；而“坏的方面”则是同自由之间的对抗性。既然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即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那么它就因有了现实基础而内化于社会制度。至于奴隶制问题的解决，这在蒲鲁东看来只能靠折中的办法，寻求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保存奴隶制的“好的方面”和消除其“坏的方面”。然而，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对抗却是奴隶制本身所引发的，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消灭奴隶制方能使奴隶真正获得自由。奴隶制的消灭是一场现实运动，它要在具备一系列复杂现实条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行动”来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直到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国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5页注释1。）历史的真实进程佐证了这一点，始于19世纪初的美国废奴运动，历经半个多世纪才最终通过南北战争而实现。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黑格尔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解释世界的认知方式，它无须提出任何问题，蒲鲁东却试图将它变作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手段，即用以改造世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蒲鲁东的“系列”方法还只是“冒牌的黑格尔词句”，只是从黑格尔辩证法那里借用了术语，机械地划分出好坏而已。在陷入理论与现实之间显现的“鸿沟”的同时，蒲鲁东所构筑的经济范畴的固有矛盾在逻辑推演中也出现了矛盾。马克思无不辛辣地写道，不妨将蒲鲁东看成是一个范畴，其“好的方面”是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贫困问题，并试图通过重组政治经济学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普遍享有社会福利；其“坏的方面”则是胡乱编造经济范畴的固有矛盾，除了重新捏造一个新的具有内在矛盾的经济范畴，解决经济矛盾的体系中的前一个经济范畴的矛盾以外，别无他法。这样，蒲鲁东就陷入经济范畴固有矛盾的无限循环之中，用一个范畴消除另一个范畴“坏的方面”的做法等同于切断了辩证运动，因为辩证运动就是矛盾的两方面共存、斗争和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

上述理论内部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对抗与矛盾，无时无刻不困扰着蒲鲁东，尽管他在《贫困的哲学》中一再强调人类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他只能不断用“跳”出经济范畴固有矛盾的方式来将这一问题延续下去，于是，“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注：同上书，606页。）。以运用矛盾分析法自居的蒲鲁东不是从事物的矛盾本性出发来认识社会矛盾，而是随意地编造矛盾与制造那些不切实际的“消毒剂”。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用税收消除垄断的缺陷、用对外贸易消除税收的缺陷以及用土地所有权消除信用的缺陷等做法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美妙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