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系列”方法的深层剖析与批判（下）

（一）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蒲鲁东把辩证运动简化为好、坏两个方面的做法有着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消除了逻辑范畴的自我运动这一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使逻辑范畴无法自我设定、回归自我和分解为下一个范畴。在蒲鲁东那里，普遍理性所生成的经济范畴在经济进化的系列中成为起点后，就与这一理性系列没有了任何关联，这个系列在实际应用中只作为蒲鲁东通往解决贫困问题境地的一个“脚手架”。“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7页。）由于蒲鲁东背弃了黑格尔辩证法，所以他只能承认经济进化的系列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这样，蒲鲁东既没有描述现实的历史进程，又不能解释清楚观念推演的历史，只能叙述出他本身自相矛盾的历史。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马克思作了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他假定蒲鲁东“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历史是成立的，那么就会得出“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这个结论。众所周知，每个原理都有它出现的时期，诸如11世纪的权威原理和18世纪的个人主义等，这样表现出来的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如果按照蒲鲁东的这一思路继续追问，权威原理与个人主义原理为何各自出现于11世纪和18世纪，而不是其他的某个世纪，就须对以下问题一一作解答：一是11世纪和18世纪的人们怎样生活；二是他们的需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处于何种水平；三是上述条件造就出人与人之间怎样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要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历史。这就是说，即使“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这一结论能够成立，其前提必然也是要探究现实的和世俗的历史，这种结论与前提的相左反证出结论的不成立。与蒲鲁东将普遍理性当作社会的前提和历史的出发点相对的是，马克思强调只有把现实的个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8页。），才能找到历史真正的出发点；只要理解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这一双重地位和作用，就能揭示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实质与虚构性。

（二）“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虚构性

为了阐述“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虚构性，马克思在“第六个说明”中对蒲鲁东的论证思路作了进一步总结，指明后者所陷入的巨大理论困境：一方面假定普遍理性能够生成先于社会生产关系而存在的经济范畴，结论就是停滞不前的抽象运动，这毫无历史可言，即便有也是观念中的历史；另一方面把黑格尔辩证法简化为善恶辩证和把一个经济范畴当作另一个的“消毒剂”，这意味着对辩证法的内核即逻辑范畴自我运动的否定，使“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8页。）。蒲鲁东原本可以用这些“影子”和“运动”制造出某些类似于历史的东西，他却没有这么做，反而将自己的无能和困境归罪于历史。这样一来，蒲鲁东只能在否定历史的前提下说明“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寻求一个公式“跳”出一切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出了蒲鲁东“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具体展开：第一，将人类社会比作通过普遍理性创世的“社会天才”；第二，经济范畴是“社会天才”通过普遍理性创造出来的、本身不完备的和含有矛盾的萌芽，作为经济范畴的现实表现的经济关系亦天然地包含着矛盾和好坏两个方面；第三，“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范畴和排除二律背反的唯一公式，不断从一个经济范畴“跳”往另一个；第四，由于“社会天才”走向矛盾的终点时会发现一切矛盾都是由价值的二律背反所引起的，所以只要找到解决价值问题的公式即构成价值理论，一切矛盾便迎刃而解；第五，蒲鲁东运用“系列”方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正义、公平和平等，而矛盾的呈现方式则又可被表述为以平等为原则的分工、机器、竞争和垄断等经济范畴在事实中却造成了贫困和不平等（注：这种论述手法是典型的对康德式的二律背反的模仿，在蒲鲁东的诸多著述中皆可见到，特别是《什么是所有权》一书。蒲鲁东的立论是以平等（正义）为原则的所有权却带来了事实的社会中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直接表现为贫困现象）。马克思后来评述说：“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知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知性所不清楚的事情。”［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7页］），简言之，就是固定观念与现实运动之间存在着矛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没有头脑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1页。）

由此可见，天命和天命的目的成为了蒲鲁东解释历史进程的方式，但它只是诸多解释方式中的一种，它与真实的历史之间不能画等号。马克思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苏格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例阐释了这一论点，他将上述历史事件的真实进程简述如下：英国工业的发展→羊毛的销量和需求量剧增→地产集中与耕地变为牧场→小农庄被消灭及租佃者离开家园。若按照蒲鲁东解释历史的方式，“羊群赶走人”就变成了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目的和必然性。殊不知，蒲鲁东这种做法表明他只看到了作为历史进程结果的既成事实，没能看到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用天命解释历史无非是虚构的和主观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同时指出，否定蒲鲁东的天命历史观并不意味着否定平等观念，诉诸平等毕竟是19世纪西方社会的主流趋势，而将天命视为实现平等所必须遵循的方式则是要被彻底否定的——这种天命观意味着把过去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不同需求和生产资料全部当成依天命行事，意味着人们在依照天命而用新的生产资料代替过去的形式，割裂了旧生产力所取得的产品与新生产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前一代人按照当时生产力所取得的产品是后一代人从事生产的必需原料，这个经济学家通晓的常识，蒲鲁东竟全然不知。若遵照蒲鲁东的天命观类推下去，甚至会得出封建主的出现“是为了达到把佃农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2页。）这个结论。这显然是在承认封建主剥削佃农的合法性，使佃户甘愿遭受封建主的压迫，其现实后果丝毫不亚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三）合题的实质：“一种合成的错误”

深入剖析“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后，马克思重点批判了蒲鲁东寻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合题的做法。马克思认为，理论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与时代的“印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即使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能构成一个合题，那么采用的方式也不是简单地“去利存弊”，而是在深刻理解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然而，一旦采用了这种方式，就会发现：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充满差异性的、内容形式多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它们在各自领域内尚且无法达成统一，理论领域之间的合成就更无从谈起了。蒲鲁东期许实现合题的愿景，注定只会是“一种合成的错误”。

与政治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制度以及将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规律视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等不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背景及现实过程。他指出，每个社会制度中都存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恰是出自封建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胚胎”中。封建生产有着两个对抗性的因素即人们普遍所言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所引发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运动，催生出资产阶级学说。若没有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制、特权、无政府状态等阴暗面，当时的无产者就不会采取斗争的形式，也不会在斗争中逐步壮大成为能够实现社会变革的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就更无从谈起。资产阶级在得势后会把封建主义生产力全部掌握起来，废除一切旧的经济形式、旧的市民社会关系和旧的政治制度。这充分表明，“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注：同上书，613页。）。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一形成就有与之相伴随的、本身亦为封建时期劳动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起初，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引发的对抗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也在其内部孕育而生，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逐步扩大，呈现出从局部的破坏行为向社会革命演变的趋势。这种对抗是由两个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引起的，而利益上的对立又是由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二重的：一方面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新的被压迫阶级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与日俱增。上述二重性表现得愈明显，为了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而不断作尝试的政治经济学内部之间、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就愈明显。于是，在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为清楚起见，笔者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谨列表如下：

（注：马克思在使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时是带有具体历史语境的，诸如：在《共产主义与奥格斯堡总汇报》中，他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嗤之以鼻，对社会主义理论则情有独钟；在“巴黎手稿”中，他将共产主义看作通向社会主义这一理想制度的必经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重点批判了带有“德国式”思维方式和国民性色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到了《共产党宣言》中，他又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形态；直到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才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说法的雏形。至于马克思在创作《哲学的贫困》时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概念的，我们可以在恩格斯1890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找到一些线索，他指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页））

依据上表审视蒲鲁东的寻求合题的做法，其谬误就显而易见了：一是蒲鲁东只看到每个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好坏两方面，便误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好的方面”，社会主义者揭示“坏的方面”，没有看到产生这种对抗性的具体过程与现实因素；二是蒲鲁东未能认识到各种学说间的复杂差异性，只是借用了政治经济学家将经济范畴当作永恒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者揭示社会贫困的做法，就自以为实现了合题；三是蒲鲁东企图以科学权威做靠山，天真地以为运用科学公式就能解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对抗性，完全忽视了变革社会的现实的运动。事实上，自认为同时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蒲鲁东，其实远在这二者之下。“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7页。）以上就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般观点所作的基本判断，直至蒲鲁东去世、要对他盖棺论定时，马克思仍认为这一判断尽管严厉，但“每个字都是正确的”（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21页。）。

（四）批判背后所昭示的唯物史观

梳理完马克思对“系列”方法的批判后，我们可以看出，在剖析批判对象的理论的过程中折射出马克思对社会和历史的不同理解，昭示出在诸多可以上升为社会历史观的鲜活思想，如社会历史结构的揭示、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机体理论和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等。这些新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那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唯物史观思想呢？

当前国内学界中存在一种关于《哲学的贫困》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地位的通行表述，即对唯物史观更为精确的论述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经济范畴的本质的科学揭示；二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科学表述；三是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的阐述，等等。（注：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532～55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值得肯定的是，上述论点对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建构是不容置否的——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称作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01页。）之一。然而，就一种思想体系而言，其展现形式应该是“鲜活”的，不应只通过对基本概念或观点进行概括、推演来完成，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亦应如此。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化首先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追溯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运演、具体阐发和论证逻辑，这是比原理性的表述更为‘鲜活’的思想史佐证、评判依据和发展基础”（注：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418页。）。

遵循上述思路，就《哲学的贫困》而言，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对唯物史观的具体阐发主要是通过批判蒲鲁东之方法的形式来完成的，不是采取直接表述原理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对批判对象本身思想的描述，难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展现出马克思思想的深邃性与丰富性。这种深邃性与丰富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及其前提的理解。它不是永无谬误的普遍理性，而是现实的个人。既然个人是构成社会的“细胞”，那么社会就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生产范围的扩大以及个人之间生产活动的联结构成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第二，社会历史结构的揭示。在人们的交往和生产活动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形式和消费形式。在上述生产、消费、交换活动的基础上，就会产生相对应的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即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又决定了作为其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由于个人之间生产活动的联结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运动，因此，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就处于一个联结的关系之中——这恰恰是蒲鲁东所无法看到的，他的错误不在于他用一种“可笑的哲学”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在于“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注：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2页。）。第三，社会变革方式的呈现。与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更替看作真实的社会运动，社会变革必然要通过“行动”来解决，单纯依靠理论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必然是空论。蒲鲁东完全忽略了现实历史的真实存在性与复杂性，他只是简单地用范畴在“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社会变革所要经历的“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一言以蔽之，社会变革的实现是要有现实基础的，“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注：同上书，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