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上述两种哲学方法的总体评述

总括地看，马克思与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方面的分歧聚焦在对社会、历史和经济范畴的理解上。伴随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的变化，马克思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转变，由最初的褒扬与肯定到最后的嘲讽与批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变化？如果继续追问这一问题，就需要回答如下问题：蒲鲁东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在这段时期思想上又发生了哪些转变，原因又是什么？该如何评述二者的方法？笔者认为，导致二者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差异与他们各自介入政治经济学的殊途相关，尽管他们都以批判政治经济学为起点。蒲鲁东最初从现实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出发，通过批判所有权的方式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最后却偏执于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力图将形而上学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与之相反，马克思则出于对“物质利益”的关注，逐步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思辨哲学的清理与超越。由此可见，马克思最初对蒲鲁东的高度赞扬主要是源于后者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与政治经济学将私有财产当成前提的否定。马克思此后转变态度的根源就在于与蒲鲁东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对思辨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理解社会现实和经济现象的程度，最终导致他们采用两种截然相反甚至是对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说：“他（蒲鲁东）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9页。括号内容系笔者所加。）。因此，我们可以就二者的上述差异评述其哲学方法。

（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思辨哲学是一种以绝对者或神性为研究对象并诉诸直观或先天洞见的超验学说，高度的思辨性是其典型特质和认识与解释世界的先决条件。不同于康德将思辨理性置于经验限度内的做法，作为思辨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区分了日常生活中和哲学意义上的两种思辨形式：前一种形式具有主观任意的特点，常用来表示揣测或悬想；后一种形式则表征辩证法最本质的意思，即“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注：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39页。）。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进一步揭示了思辨哲学和辩证法所昭示的认识过程：首先，抽象或知性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主要强调对立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及互斥性；其次，辩证理性或否定理性发现了对立概念之间的互存性，并致力于否定它们之间的差异，但却在走向它们的反面时存在否定任何概念的趋势；最后，思辨理性或肯定理性则致力于辩证理性或否定理性的“纠偏”，在对立概念间的相互否定中看到它们的相互肯定。上述三个部分是互相联系和缺一不可的，它们“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一般说来，亦即是每一概念或每一真理的各环节”（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真正内涵所在。此外，这三个部分还带有针对性，其中，抽象或知性指传统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辩证理性或否定理性针对的则是康德的“先验辩证论”，即在强调辩证法与二律背反作为理性必然性、破除“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同时，又将它们理解为否定的东西而加以排除；思辨理性或肯定理性则是黑格尔本人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它们能够破除单纯否定的阴影而得出肯定的成果，进而超越经验界限。正因如此，黑格尔辩证法具有了强大的历史感并以其为基础，这是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异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诚如恩格斯所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02页。）。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全部否定，而是重点剖析它同社会现实的脱节及在“物质利益”问题面前的软弱性。这种认识伴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程不断地深化着，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驳了黑格尔在思辨思维中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做法，注意到“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3页。），并开始深入到作为逻辑学内核的辩证法的批判中。到了创作“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立足于异化劳动来分析错综复杂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他在力求实现异化观的变革时将矛头指向黑格尔整个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指明黑格尔所描绘的历史辩证运动是对现实运动的抽象且思辨的表达，其实质不过是哲学精神“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2页。）。《神圣家族》中所揭示的“思辨结构的秘密”更为我们所熟知，正是“果品”这一实体的自我活动，才创造出现实中具体形态的水果，“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80页。）。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所在：一是用思辨理性的形式回答一切问题，把全部现实问题转化为思辨问题；二是将绝对观念视为历史的前提，割裂了现实的个人同历史之间的原本关联；三是把现实的个人仅当作是观念的运动中的一个抽象环节。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尝试“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着力解决自我意识如何展开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唯有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的唯物史观才能从根本上扬弃与超越思辨哲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6页。）。

正是历经上述思想“沉淀”的过程，马克思才能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系列”方法这一“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指明其谬处在于将原本用以解释世界的黑格尔辩证法简化为善恶辩证法，并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作为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凸显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将一切事物抽象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在正确理解社会真实历史结构、廓清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实现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始终未放弃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他批判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极度抽象化和脱离现实的极端倾向，反对将其用以改变世界，并不否认它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方式的合理性。诸如：黑格尔能够在思辨结构中清晰地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和现实的叙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80页。）；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5页。）；黑格尔“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190页。）等。在19世纪50年代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马克思更注重借鉴黑格尔的方法来加工政治经济学的材料（注：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958年1月1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3页。），强烈反对拉萨尔片面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做法。（注：参见上书，146～147页。）到了写作《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专门摘抄了黑格尔《小逻辑》中关于“存在论”的部分，并以此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马克思甚至计划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以阐明其实质与作用（注：参见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1868年5月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88页。），尽管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相形之下，蒲鲁东自始至终沉醉于应用和模仿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他早在《致贝桑松学院的报考信》中即已表露将哲学实证化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意愿，并认为“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完全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传统哲学”（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65页。）。在创作《什么是所有权》时期，蒲鲁东曾写信向友人自评“第一次在哲学上采用了一种真实的方法并且用一种适当的分析法真实地说明了用直觉或摸索所永远找不到的事理”（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3页。），他在著述中模仿康德二律背反的手法，从以平等为原则的所有权却带来现实中不平等的矛盾出发来批判政治经济学。到了《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蒲鲁东宣称发现了能够在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新的革命的“新形而上学”即“系列”方法或“系列辩证法”，这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存在的原则。他认为由于社会是由其成员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与系列，因此，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将“系列”方法发挥到极致，他把这种形而上学方法简单套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构建出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经济进化的系列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可见，不论蒲鲁东怎样努力，都无法超越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只是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康德所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罢了。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态度，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表明，再次审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批判是极为必要的。笔者认为，这次批判只是与蒲鲁东拙劣模仿黑格尔辩证法这一个案有关，且他批判的只是黑格尔辩证法将一切事物抽象为逻辑范畴、将历史的真实运动抽象为绝对运动等极端倾向，并不否认它作为解释世界方式的内在合理性。较之学界过去对《哲学的贫困》研究得出诸如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拯救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阐明辩证运动的实质和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阐述等大而化之的理解而言，上述梳理就显得具体而深入些了。

（二）把握社会现实的程度

这里首先要明确“社会现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现实）的内涵，质言之，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某种现存事物、某种社会现象抑或正在经历的种种事件等，是否是真正的社会现实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中，真正的现实往往被“遮蔽”起来了。比方说，当我们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就会自然看到它们的形态与功效，至于其背后所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形色色的生产关系与环节等，是无法被直观感受到的。这些所谓的“背后”的东西恰恰构成了现实的真正表现。由此可见，现实本身能否积极呈现出来，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人们的思维方式或者某种哲学定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蒲鲁东对思辨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态度和取向，决定了他们把握社会现实的程度。

为了解决现实中物质利益所带来的“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开始对思辨哲学进行全面清算，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贴近社会现实。在分析私有财产的具体形式如工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时，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反而越贫穷的事实，揭示出现实中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积极探寻扬弃私有财产、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出路。在剖析具体经济范畴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阐明了社会历史的真实结构，主张从现实的人出发来关注社会与历史，诚如他所言：“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97页。）。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人归结为物，从而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从物的角度把握社会现实；黑格尔则将人归结为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因而把社会现实描述成“观念的自我运动”。马克思超越了李嘉图和黑格尔，他从人本身出发来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及社会现实的运动过程。反观以社会现实的洞察者自居的蒲鲁东，他却错误地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与观念推演的顺序等同起来，把经济范畴当作具体社会形态的表征，完全忽略了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有机统一。蒲鲁东虽然认识到资本本身无法创造财富的一面，看到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集体劳动创造的产品的盗窃行径与丑恶嘴脸，批判了“先占先得”、“劳动创造财富”和“谁出资谁获益”的信条，但他却始终无法把握社会现实的本质，只能不停地呼吁和证明正义、平等原则，诉诸普遍理性，苦苦追寻所谓科学的公式，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系与学说之间来回摇摆。

（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

不容置否的是，马克思与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都有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旨向，即寻求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找出社会变革的途径与道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通过剖析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论证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9页。）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蒲鲁东则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寻求社会的活动规律为己任，通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创造人类的福利以及一切与福利同义的事物”（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172页。），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然而，蒲鲁东太过偏执于思辨哲学解释世界的运思方式，使他误以为只要找出感性世界背后人类活动的规律，就能用以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革命行为，特别是组织劳动的做法。他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不止一次表露出这一观点。例如，他在讨论分工的必要性与对抗性后果时指出，贫困是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任何劳资联合、旨在提高工人福利以及教育的组织劳动行为都无济于事，它们在改善一部分人的贫困状况的同时加剧了另一部分人的贫困。又如，他在探讨防治垄断的灾难时列举了英国罢工行为减少的事例，以此说明旨在通过调整供求关系获得工资增长的罢工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工人的处境。他甚至还将工人罢工行为称作违法行为，社会绝不允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在蒲鲁东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是找出存在于人类普遍理性中的科学公式，它能够同时满足社会利益与个人自由、协调劳动与垄断、防治经济范畴的一切危害性后果等。要言之，它能够把一切经济矛盾协调起来，“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进行殊死的斗争，完全是徒劳之举”（注：同上书，537页。）。蒲鲁东早在那封给马克思的著名回信中就表达了相类似的提法：“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用文火把私财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注：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219页。）革命或“行动起来”的做法被蒲鲁东视为对私有财产一种“屠杀”，这会毁掉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那些没有弄清楚社会发展规律而进行的革命不外是诉诸强力、横暴，与乱动（secousse）无异。人类完全用不着将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完全可凭借理论或社会科学的方式完成社会变革。由此，蒲鲁东自认为有理由反对一切性质的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完全否决了蒲鲁东的上述社会变革方式，指出其错误根源在于把范畴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将调和范畴之间的矛盾与寻求平衡的公式作为社会变革的任务。秉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现实社会正处于一个异化状态，而扬弃异化的方式就是共产主义，它需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否则，社会要么就是因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复燃沉浮污浊的东西，要么就因无法建立普遍的交往而使共产主义只能成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9页。），它必须要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形成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使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变革社会的行动。通过对比我们业已看出，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间，一个是偏执于思辨哲学思维方式，主张依靠理论来完成社会变革，另一个则是超越解释世界的思维框架，在深度把握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行动起来”改变社会现状。在通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道路上，孰优孰劣，不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的吗？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思想比对的形式，完成了对马克思和蒲鲁东各自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的梳理与评价，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结论。这也告诉我们，在对文本思想进行阐发时必须要充分注意到文本的完成形式，特别是《哲学的贫困》这种带有明显针对性的批判性著作，更要在充分理解作者批判对象本身思想的前提下展开其思想议题。至于二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其他诸多议题，诸如破解所有权之谜、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具体经济范畴在社会现实中的展开方式、诉诸“文火”与“行动起来”的差异等，笔者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作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