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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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与演变

亚美尼亚人问题是跨国家、跨地区的问题,至少涉及土耳其、伊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亚美尼亚人的家园在亚美尼亚高原,地理上又分为南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北地区两个部分,历史上亚美尼亚被分割为东亚美尼亚和西亚美尼亚。由于南高加索属于苏联范围,那里的亚美尼亚人问题习惯上被当作苏联和当今独联体内部的民族矛盾,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在当代仍然时有发生。[52]安纳托利亚东北地区属于地缘政治概念上的中东,这里的亚美尼亚人问题主要围绕着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伊朗人的民族矛盾而展开,并掺杂着宗教争端。因此,亚美尼亚人问题在中东地区被认为是仅次于阿以冲突和库尔德问题的另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

(一)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人

公元前16世纪时亚美尼亚人的先祖就已生活在亚美尼亚高原,当时接受阿尔马丹国(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的统治。其后,除了曾受到乌拉尔图人和亚述人的侵略和统治外,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亚美尼亚人先后臣属于波斯帝国和塞琉古王国。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亚美尼亚人建立统一的“大亚美尼亚国”,进入文明社会,国势一度强盛,但后来为邻国所征服,整个亚美尼亚高原的居民被罗马帝国征服。公元2世纪,继南边的强邻安息王国衰落后而兴起的萨珊王国,与罗马帝国展开对亚美尼亚高原的争夺。到337年,萨珊王国趁亚美尼亚人发生内乱之机占领了亚美尼亚地区,罗马帝国极力要夺回失地,双方战争不断。到萨珊王国沙普尔三世时期(383~388年在位),亚美尼亚被瓜分,萨珊王国获得东部亚美尼亚,罗马帝国获得西部亚美尼亚。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亚美尼亚属于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的领土。7世纪阿拉伯国家兴起,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644~656)打败了拜占庭和萨珊王国,夺取了对整个亚美尼亚地区的控制权。当时生活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库尔德人,当穆斯林大军围困该地区时,大部分库尔德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亚美尼亚人仍然信仰基督教。阿拉伯帝国统治初期,亚美尼亚人的生活是安定的。10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弱及四分五裂,亚美尼亚地区又成了周边强邻征服的对象。11世纪,一支操都兰语的游牧部落入侵者进入小亚细亚,把亚美尼亚人驱散到更广的范围,尤其在陶鲁斯山背面及北叙利亚等地,这支游牧民族入侵者在那里建立过“小亚美尼亚”王国,但存在的时间很短。11~13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了西欧教俗封建主组织军队远征东地中海国家(主要对象是伊斯兰国家)的事件,史称“十字军东征”。为了反抗阿拉伯人的压迫,亚美尼亚人把“十字军”的到来看作天赐良机,于是加入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十字军的行列。这一行为引起了当地其他民族对亚美尼亚人的憎恨,亚美尼亚人同邻居库尔德人、土耳其人、波斯人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这也是亚美尼亚人与邻族之间产生不信任并发生冲突的开始。历史上进入过小亚东北高地的不同民族(包括游牧民和武装征服者)中,多个世纪以来保持其民族特征直到20世纪仍未中断其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只有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此后,亚美尼亚人又先后被蒙古人、塞尔柱人、帖木儿征服。亚美尼亚人或接受奴役,或离乡背井,异地求生,几个世纪里任人宰割,生活动荡不安。到了14世纪,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强迫亚美尼亚人离开故土迁到叙利亚、埃及等地,这是亚美尼亚人较大规模迁徙的开端。到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地区大部分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也就是说,亚美尼亚人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表现为亚美尼亚人多次被外族奴役,多次被迫迁徙,甚至集体被强制迁移,同时,亚美尼亚人与邻居库尔德人的矛盾逐步加深。反映世界民族问题和民族历史的各类书籍中,对于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根源,一般都要追溯到11~14世纪。

(二)15~19世纪早期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演变

奥斯曼帝国征服亚美尼亚之初,当地基督教居民被迫在“米勒特”制下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当时,亚美尼亚人没有武装,也不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服役,亚美尼亚人还是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53]奥斯曼帝国任命东正教主教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管理,亚美尼亚成为中东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绝大多信仰格列高利教,属于基督教一性论派;一部分信仰天主教,属东仪天主教派;也有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属逊尼派。总之,在宗教信仰上,亚美尼亚人属于这个伊斯兰帝国的异教徒。

前文提到,亚美尼亚人善于经营,在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和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他们掌握欧洲语言知识,有财力,有商业经验,“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在管理层各机构中都占突出地位,尤其在财政、内务、外交、教育、司法、公共工程各部门以及在邮政、电信、统计、铁路等部门均起了重要作用。[54]而且,亚美尼亚人“不仅为奥斯曼帝国本地人带来东方的知识,也有助于把西欧社会的宗教与本地的宗教连接起来”。[55]所以,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亚美尼亚人的生活也是相对稳定的:当时帝国统治范围内秩序稳定、法律有效、商业流通顺畅,亚美尼亚的上层人生活得相当好,手艺人可以谋生,农民的生活至少和中世纪欧洲大多数农民差不多;亚美尼亚村社数量增长,一度景象繁荣,亚美尼亚商人致富,从政者在帝国政府里也得到高的职位。[56]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社区,少数富人结成社区的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亚美尼亚人已融入了传统的奥斯曼社会。在行省的农村地区,亚美尼亚人不占多数,他们散布于库尔德血统的穆斯林农民和游牧民中间,生活条件与当地人差不多。[57]总体上说,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眼里还是顺民,土耳其人对其没有实行过于严厉的压榨政策。

但是,随着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亚美尼亚人面临着新的威胁。由于亚美尼亚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16世纪兴起的伊朗萨非王朝很快把这里看作争夺的目标。萨非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展开了对亚美尼亚的争夺。1603年双方作战时,伊朗萨非王朝强迫居住在两国边境的亚美尼亚人迁往马赞德兰和伊斯法罕,不愿迁居的亚美尼亚人即遭到屠杀;迁到马赞德兰的亚美尼亚人有3万户,因气候不适而大批死亡。1639年,伊朗萨非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君士坦丁协定”,两国瓜分了亚美尼亚,西亚美尼亚归奥斯曼帝国,东亚美尼亚归伊朗萨非王朝。伊朗国王阿巴斯一世将拥有高超手工技艺的亚美尼亚人强行迁移至伊斯法罕近郊,在这里形成亚美尼亚人聚居的新朱尔法市。[58]从18世纪起,沙皇俄国将侵略矛头指向南高加索,插手亚美尼亚事务。俄罗斯人很快征服了高加索,然后与伊朗展开直接的领土争夺。1813年和1826年,俄国和伊朗之间发生两次战争,亚美尼亚支持俄国人,结果伊朗战败,亚美尼亚人害怕伊朗政府的报复而大批外逃。俄国最终夺取了伊朗统辖下的东亚美尼亚地区,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东部建立了一个俄国人统治下的亚美尼亚。

18~19世纪的另一个变化是,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弱,商业和手工业大范围停滞,农民和商人的财产安全均得不到保障,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也逐渐增加。[59]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及巴尔干基督教徒的革命运动,都感染了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也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希望,鼓舞了他们当中的精英,唤醒了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意识。19世纪30年代,美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东,他们在亚美尼亚人和当地基督教徒中间建立传教使团和学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展起新教社区。受传教使团的影响,在天主教和新教社区出现了亚美尼亚人民族文化的复兴,亚美尼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中心、恢复了对古代亚美尼亚的研究,发展了大众化的新语言文字。许多富有的亚美尼亚人把子女送到法国留学、接受法国文化的熏陶。这一代回国后,不仅要求不触动“米勒特”制的政治改革,还要求实行彻底的世俗化和区域自治。尽管倡导亚美尼亚独立的人占少数,他们的影响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并受到格鲁吉亚教派和富裕的亚美尼亚商人、官员的反对[60],但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抗意识在亚美尼亚人中间确实在日渐增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同时,1707~1759年,信奉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信奉格列高利教派的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在城市里几乎每年都发生。1828年希腊革命期间,信奉基督教的希腊革命党人屠杀穆斯林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愤怒。此事演变为一种传闻,说所有的基督徒计划起来反对穆斯林,亚美尼亚教派成员正密谋反对素丹,由此导致官方的逮捕和非官方的屠杀。[61]此外,俄国人是带着瓜分甚至夺取西亚美尼亚的野心鼓动和利用亚美尼亚人的,但客观上“鼓励”了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他们开始强调政治目标,亚美尼亚人革命团体亦在帝国内纷纷建立起来,并在俄国境内以及欧洲的许多城市的亚美尼亚富人中发行期刊、使用广播和通过外国邮局往奥斯曼国内传递信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梯夫里斯等地组建起来,并从境外运送枪支弹药给国内的组织。[62]这样,到19世纪早期,亚美尼亚人内部已经在酝酿着反抗奥斯曼政府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

(三)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扩大

东亚美尼亚归入俄国版图后,俄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吞并西亚美尼亚。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直接影响着居住在俄土疆界两边的亚美尼亚人。俄国军队的入侵和在东部高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报复,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急剧升级。1878年柏林会议前夕,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他们拟订自治议案,寻求列强的支持。6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时,西亚美尼亚人的一个代表团赴柏林参加会议,他们提出方案,要求建立经列强同意、由奥斯曼政府委派总督管辖下的自治的亚美尼亚。由于英国施压,在柏林会议达成的《柏林条约》中,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第61条款声称:土耳其政府应毫不迟疑地按亚美尼亚本地需求实行改革,改善条件,确保亚美尼亚人不受强邻的侵扰。根据《柏林条约》,除英、法、俄三大国,其余列强也承担了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义务。[63]但是,亚美尼亚代表团要求自治的方案没被考虑。事实上,在呈递给柏林会议的秘密请求中,亚美尼亚人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愿望,只请求仿照黎巴嫩模式设立基督教的总督,但列强只在安全保障和改革方面做出了模糊的许诺,使亚美尼亚代表团很失望。在奥斯曼帝国内,亚美尼亚人变成了素丹怀疑的对象,土耳其人和别有用心的俄国人都声称“要从那些不受欢迎的商人中辨清亚美尼亚危险”。[64]

由于民族独立的愿望受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强迫富有的亚美尼亚人支持他们,并且有意激起穆斯林对亚美尼亚人实行报复,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促成英、俄政府来进行干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攻击奥斯曼帝国的税官、邮差、法官,屠杀村民,迫使亚美尼亚农民和商人躲藏起来,或因恐惧而支持这些革命者。[65]由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多,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对他们的活动持淡漠态度,所以行省警察足以应对他们。不过,自此以后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数代人并肩相处的局面彻底被破坏了。素丹阿布杜·哈米德害怕亚美尼亚高地的六个或更多的东方省区以及西亚美尼亚从帝国分裂出去,为了消除成立一个亚美尼亚国家的可能性,素丹对亚美尼亚人的反抗活动进行了坚决镇压。

1894年夏末,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军队的支持下,摧毁了24个亚美尼亚人村庄,用残酷手段屠杀了他们所能发现的每个亚美尼亚人。[66]1895年9月30日亚美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蜂拥而至,加入其中,扰乱了首都的安宁,激起更大的暴乱和流血冲突。哈米德二世准备派警察恢复首都秩序,但因外国大使们指责素丹单方面镇压亚美尼亚人而没有采取措施,于是首都混乱持续多日,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情况。[67]同年10月至整个11月,亚美尼亚人被大批屠杀,几乎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遭到浩劫,埃德萨、凡城也遭受洗劫。1896年8月,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住处遭到暴徒袭击。1905年、1909年、1915年亚美尼亚人又先后遭受屠杀。这些暴行不仅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威信,而且也动摇了这个政权的基础。[68]哈米德二世受到欧洲人的谴责,被称为“血腥的素丹”。其实,问题比想象中的更复杂,即使在哈米德二世下台后,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热情则更加高涨。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影响扩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英、法两国认为,只有保持奥斯曼帝国不被肢解才能确保自己在中东和印度等地的利益,因而俄国吞并西亚美尼亚的企图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反对,并遭到了他们的竭力抵制。这样,亚美尼亚人问题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东方问题”很敏感的一部分,俄国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其次,由于亚美尼亚人遭屠杀而使奥斯曼帝国陷入持续的混乱,威胁了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最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革命虽被镇压,但国外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仍未停止,法国、瑞士、俄国都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在活动。国外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与其他反对奥斯曼政府的民族主义组织联合,尤其与那些来自马其顿、克里特和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宣扬革命的书刊通过外国邮政系统被送进帝国,炸弹在公共场合爆炸,官员在办公室被暗杀,这些活动甚至招致了穆斯林游牧民和村民对亚美尼亚人的报复,大批亚美尼亚人被杀,事态进一步恶化。哈米德二世不想给予西亚美尼亚自治权,竭力防止亚美尼亚行省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他反对任何对帝国东部行省事务的干预,对于《柏林条约》所要求履行的条款采取拖延办法,引起列强的不满。总之,这一时期的亚美尼亚人问题已经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范围。

(四)亚美尼亚人问题评析

弱小民族群体遭受外族入侵、长期接受异民族统治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由此产生的民族问题亦有其共性,即问题的根源总体上都是由于统治他们的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最后造成不同民族间的矛盾、隔阂甚至仇视。但在中东地区,亚美尼亚人问题又有其特殊性。首先,亚美尼亚人在向世界各地流散的范围及规模、受迫害的程度及时长无法与犹太人相比,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后与阿拉伯人冲突的激烈程度也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亚美尼亚人在自己家园被动地遭受外族侵略的次数、被列强肢解的次数更多,历史积怨和仇恨并不少于犹太人。其次,亚美尼亚人虽像库尔德人那样长期得不到政治权利,但库尔德人近代以前遭受的欺凌远远比不上亚美尼亚人,而且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信奉同一种宗教,库尔德问题主要是政治地位问题,没有亚美尼亚问题那么复杂。亚美尼亚人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异教民族,历史上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存在宗教矛盾,加之亚美尼亚人内部天主教与格列高利教派的冲突十分剧烈,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给仇视亚美尼亚的外族人可乘之机。最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冲突远比他们与统治民族土耳其人的矛盾更持久。从7世纪起,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放债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游牧民就长期处于冲突状态。[69]19世纪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先发生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始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冲突,而不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镇压。

通过分析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及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造成该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亚美尼亚人始终是弱势群体。这个民族生性和善,只满足于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维持生活,而不喜好通过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武装,不能保护自己(亚美尼亚人只有少数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历史上,亚美尼亚人几乎没有建立过长期的武装力量以抵抗入侵者。亚美尼亚人居住在高原地区,村庄比较分散,城镇里的亚美尼亚人则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总体来说势单力薄。然而,周围的邻居库尔德人是剽悍勇武的民族,亚美尼亚人受到欺侮是避免不了的。[70]而且,亚美尼亚人内部不团结,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始终是有限的。土耳其政府采取分化措施时,一些亚美尼亚官员重新被任命到新岗位任职,亚美尼亚商人和农民恢复旧业,另一些亚美尼亚人则离开了奥斯曼帝国,去了其他国家。

第二,亚美尼亚高原北依高加索山,东临里海,西北靠黑海,位于欧洲和亚洲的连接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对于亚美尼亚人多次遭受侵略的原因,一些西方学者解释说:“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小亚细亚东北部高地在历史时期对周边的所有强大邻国都至关重要,亚述、古波斯、亚历山大希腊、罗马、帕提亚(安息)、阿拔斯哈里发、拜占庭皇帝,先后都考虑过对这一高地控制的问题。”[71]该地的区位重要性,也决定了奥斯曼政府对该地控制的程度与其他地区不同。对土耳其人来说,亚美尼亚解放运动是所有威胁中最大的一个,正如著名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所指出:“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人的地方,不管土耳其人怎样不愿意,他们倒还能从那里后退,还能够放弃远方的省份,把帝国的边疆缩短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但是,亚美尼亚人在由高加索边疆直到地中海沿岸横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正好处在土耳其人故土的心脏地带,如果宣布放弃这些地方,那就不仅仅意味着缩小了土耳其版图,而是瓦解这个国家。”[72]因此,当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方式威胁到帝国的完整时,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坚决镇压。

第三,大国争夺是亚美尼亚人问题不断激化的重要原因。亚美尼亚人总是把自身的解放寄托于外来力量,给列强以可乘之机。在11世纪时亚美尼亚人首先寄希望于欧洲的“十字军”解救自己,后来又先后求助于罗马教皇、俄国、英国、法国等,但均未获得成功。相反,没有哪个列强真心帮助亚美尼亚,它们只想利用亚美尼亚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从未真正帮助亚美尼亚人获得独立。亚美尼亚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往往被列强利用,这些国家在支持亚美尼亚人争取民族权利的幌子下,把亚美尼亚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正义要求引入歧途,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流血冲突,制造了诸多悲剧。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延续和难以解决是历史上亚美尼亚人多次遭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累积所致。这些积怨既有亚美尼亚人与其他相邻民族的矛盾,又有宗教层面的争端。而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近代列强在亚美尼亚高原的争夺又加剧了固有的冲突。其结果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当今解决亚美尼亚人问题最大的阻碍因素,它困扰着南高加索和中东存在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国家,也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延续

当奥斯曼政府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情绪。他们认定,土耳其军队很快就会被强大的俄、英、法军队打败,这样一来亚美尼亚会得到有利的机会。然而,亚美尼亚人估计错了。由于战争持续,1915年4月土耳其政府决定把亚美尼亚人从东安纳托利亚迁出,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如叙利亚、伊拉克进行重新安置,以防他们在东部边疆生事或倒向俄国。亚美尼亚人进行抗议,而搬迁工作在5月展开。政府颁布临时法令,让军队监督这次搬迁。政府声称:亚美尼亚人搬迁会得到财产和物资的补偿,以保证他们在新的地区按照原来的生活标准生活。然而,这次的迁移安置对亚美尼亚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缺少交通工具、食品和临时住所,加之天气恶劣,疾病流行,使大批亚美尼亚人丧失了生命。报复行为、强盗抢劫,也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次迁移中亚美尼亚人有20万人死亡(悉纳·阿克辛等学者认可斯坦福·肖的估计)。[73]亚美尼亚人的问题到帝国瓦解都没有解决。这也就是世界通史中提到的,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军队一度占领奥斯曼土耳其的凡城等地,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发现通敌叛国者为名颁布遣散令,大批屠杀和驱逐亚美尼亚人,数十万亚美尼亚人被迫逃离奥斯曼帝国。1917年,随着“一战”的进程,土耳其军队和英国军队占领了东亚美尼亚。

战争结束后列强忙于各自的事务而无暇东顾,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乘机于1918年建立了亚美尼亚共和国。1920年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认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合法性,规定土耳其必须允许亚美尼亚独立。但是,土耳其拒绝退出占领区。苏俄军队在这一年里收复了东亚美尼亚(许多书中称“解放了东亚美尼亚”),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亚美尼亚仍在土耳其统治之下。两年后,《色佛尔条约》被废除,这里的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愿望没有实现。

1922年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外高加索联邦。1936年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74]另外有大约131.5万亚美尼亚人分布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库曼等中亚国家。苏联境内亚美尼亚人问题的焦点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简称“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十几个世纪以来“纳-卡”地区都是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区,18世纪伊朗(萨菲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分割亚美尼亚时,“纳-卡”地区既不属于伊朗,也不属于奥斯曼帝国,是亚美尼亚人的最后一块家园。1920年亚美尼亚国家建立时,“纳-卡”地区划归亚美尼亚,但1923年苏联政府又把“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卡”地区面积为4400平方公里,居住着18万亚美尼亚人。[75]

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建立的土耳其新政府继续执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民族高压政策。在此情况下,亚美尼亚人被屠杀,成立仅两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被剿灭,许多返回家园的亚美尼亚人又被迫陆续外迁;留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只得隐瞒身份,称自己是土耳其人,不敢公开承认真实身份。这就使得土耳其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的数量锐减。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土耳其政府的民族政策有所变化,许多亚美尼亚人返回家园,一些亚美尼亚人公开身份,亚美尼亚人的数量才有所回升,达到20万~30万人。[76]当时,在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数量分别为40万、30万、16万,塞浦路斯等国也有少量亚美尼亚人。[77]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伊朗等国处于社会底层,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为摆脱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决权”或“民族区域自治”,他们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纷争从未间断,但他们寻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尚未实现。历史的积怨是不容易消解的,亚美尼亚人问题一直是困扰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只是由于阿以冲突的严重程度和国际影响都远远超出亚美尼亚问题,库尔德问题的地区影响也超过亚美尼亚人问题,再加上中东地区50多年来战火连绵不断,暂时掩盖了亚美尼亚人的问题,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目前亚美尼亚人约570万,主要分布于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土库曼等国。


[1] M.E.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1792-1923,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7,p.11.

[2]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1,p.273.

[3]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273.

[4] 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82.

[5] 赵锦元等主编《世界民族通览》(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519~521页。

[6]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Cambridge University,1977,pp.200-201.

[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8]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9]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

[10]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75.

[11]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p.82.

[12]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87.

[13]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pp.89-90.

[14] Suraiya N.Faroqhi,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2006,p.256.

[15]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88.

[16] Benjamin Braude and Bernard Lewi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the Function of a Plural Society,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2.

[17]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p.92-93.

[18]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p.95-96.

[19] Suraiya Faroqhi,The Cambirdge History of Turkey,Vol.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256.

[20]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p.139-140.

[21]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Trade,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1987,pp.31-32.

[22] 土耳其语millet从阿拉伯语milla转化而来,《古兰经》中指“宗教”,后引申为“宗教社团”,奥斯曼帝国时期指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等有组织的、得到法律认可的宗教团体。

[23] Albert Hourani,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t Antony’s College,Oxford,1981,p.9.

[24]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Ann Arbor,Michigan:Univo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9,p.114-115,121.

[25]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45.

[26]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45-146.

[2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75页。

[28]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31.

[29]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30]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p.93.

[31]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89.

[32] Res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p.28.

[33]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p.16-17.

[34]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pp.89-91.

[35]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p.155.

[36]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85.

[37] 曹宏举:《利用外资须固守主权——西方资本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西亚非洲》2000年第6期。

[38] 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Chicago University,1980,pp.13-14.

[39]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p.140.

[40]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p.137.

[41] Charles Issawi,“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1815-1914: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Albert Hourani,The Middle East:A Reader,London:I.B.Tawris & Co.Ltd.p.187.

[42]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p.138.

[43]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p.299.

[44] Albert Hourani,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p.14-15.

[45] M.Riad EL-Ghonemy,Affluence and Poverty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78,pp.31.

[46] Stanford J.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47]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30.

[48]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21.

[49]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p.427-428.

[50] Berch Berberaglu,Turkey in Crisis:From State Capitalism to Neo-colonialism,London:Zed Press,1982,pp.6-9.

[51] 何叔涛:《试论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52] 例如,1994年5月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停火的“纳-卡冲突”,就是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人自治”问题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至今尚未彻底解决。

[53]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London,1959,pp.118-119.

[54]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55]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

[56]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20-121。

[5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0-201.

[58]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5~26页。

[59]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19.

[60]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1-202.

[61]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14-115.

[62]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2-203.

[63]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15.

[64]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p.427-428.

[65]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2-203.

[66]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429.

[6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4.

[68]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孙硕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425~436页。

[69]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17-118.

[70]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427.

[71]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15-116.

[72]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第375~376页。

[73] Sina Akşin,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Hurst & Company,London,pp.109-110.

[74] 1945年,苏联强制迁徙数万亚美尼亚人到西伯利亚居住,违背了亚美尼亚人的意愿,但没有引发大的民族事件。1990年8月,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国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1991年,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国家宣告成立,并加入独联体。

[75] 由于阿塞拜疆人对亚美尼亚人实行民族歧视,亚美尼亚人的愤懑和反抗情绪一直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1985~1991)推行“民主化”政策,亚美尼亚人要求解决历史问题的呼声很高,终于爆发了1988年的大规模冲突,苏联政府为平息这一事件做了努力,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纳-卡”冲突就演变成了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国际社会调解下,1994年5月双方停火,但国际社会提出的解决方案双方均不能全部接受,该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只是被搁置起来了。

[76]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第25页。

[77]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