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王金涂塔与阿育王塔形制关系考辨
王敏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佛教历史上，帝王造塔分舍利的事件，著名的约有三次：第一次也是首创者，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分舍利造八万四千塔之事；第二次是中国的隋文帝杨坚，他于仁寿年间分舍利于全国三十州建塔之事；第三次是中国五代时的吴越王钱俶造八万四千金涂塔之事。吴越王钱俶仿效阿育王造八万四千金涂塔，人们将这种塔称为阿育王塔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将吴越王所造之塔的形制与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形制进行对应则存在问题。将二者所造之塔的形制相对应的，最早见于明代史料，近人观点则见于《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等文。该文根据P·2977号敦煌文献，结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其他文献及现代考古发掘，详细梳理了被认为是阿育王所造塔中，建于中土的19处古塔的地点及兴废情况，并在文末考察了阿育王塔的原型问题，认为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仿阿育王事迹所造的八万四千金涂塔，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其主要证据有二，最重要的一条是，2008年南京长干寺（大报恩寺）出土的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舍利塔（图1），此塔形制与金涂塔一致，与塔同出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铭文上明确写着“……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1]如此便坐实了阿育王塔形制即为金涂塔形制的事实。另一条间接一些的证据是明州县（浙江宁波）在西晋时被刘萨诃发现于地下的阿育王所造之塔，原塔于北宋初不知所踪，该文认为现存于阿育王寺舍利殿中的金涂塔形制的木质舍利塔，是宋代仿原塔形制而制作的（图2），理由是“西晋时代的县阿育王寺舍利殿中的阿育王塔即属于小型宝箧印塔（即金涂塔，笔者注）。该小木塔（宋代仿制品）之形制与佛典所载之塔有些相似。塔身系印度风格，与钱俶所造八万四千宝箧印塔极为相似。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发现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宝也属于小型宝箧印塔”。[2]
图1 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佛塔
（图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文博》第三十一辑，第35页。）
图2 宁波阿育王寺舍利殿小木塔
（图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文博》第三十一辑，第35页。）
图3 金华万佛塔地宫金涂塔
（图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文博》第三十一辑，第35页。）
图4 绍兴大善塔附近出土金涂塔
（图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文博》第三十一辑，第35页。）
图5 雷峰塔出土金涂塔
（图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文博》第三十一辑，第35页。）
金涂塔是一种塔身方形，顶部带有四个高大受花的单层小塔，其比较重要的发现有三次：1957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了钱俶所造之塔15座，其中铜塔11座、铁塔4座，是历年阿育王塔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铜塔的塔身内壁铸“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4行题记；铁塔的底板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4行题记（参见图3）。1971年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现大善塔附近）出土的铁塔，底板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参见图4）。2000～2001年对杭州雷峰塔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废墟天宫及塔基地宫中各出土银制此种小塔1座，这两座银塔是钱俶专为雷峰塔特制（参见图5）。[3]这三批出土的吴越王钱俶所造之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且均有铭文，材料可靠。通过图片不难看出，宁波阿育王寺舍利殿内的小木塔，以及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的舍利塔，的确与钱俶所造之金涂塔形制相同，更加有长干寺地宫碑记铭文为证，认为阿育王寺舍利殿小木塔是对刘萨诃所发现之阿育王原塔的仿制便顺理成章。尽管表面看来证据充分，但其中仍有不少疑问。首先，阿育王所造之塔究竟为何样，何以仅凭塔名就认为吴越王金涂塔样式就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样式？其次，吴越王早在五代便开始造金涂塔，而不论是长干寺塔还是阿育王寺的小木塔制作的时间均晚于吴越王，焉知它们不是对金涂塔的模仿？再次，刘萨诃所发现的阿育王塔究竟是什么样子？除了一些模糊的文字记载，并无其他证据，而认为小木塔是对刘萨诃发现之阿育王塔的模仿，其最终依据也是长干寺出土碑记上的“七宝阿育王塔”铭文，因而长干寺宋塔成为其最关键的证据。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种塔身方形、塔顶四角有形似马耳的高受花的佛塔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原因就在于长干寺塔的碑记铭文。再加上这种塔式，异域色彩鲜明，所以便认为当年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样式即是此塔的样式。然而考古证据表明，阿育王所造之塔并非这种方塔，而且这种方形小塔即金涂塔的形制也不源于印度，它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于中土，有一个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以下本文共分四部分，前三部分围绕以上三点质疑逐一讨论，最后一部分则从金涂塔铭文入手，探讨人们为何会将金涂塔称为阿育王塔，并将二者形制混淆。
一 关于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形制
阿育王所造之塔究竟为何种形制，本文以为不当在中国寻找答案而当在印度。阿育王（Ashoka，音译阿输迦，意译无忧，故又称无忧王，约前304～前232）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国王，最大功绩是除迈索尔地区外基本统一了整个印度。由于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屠杀，心生悔意从而皈依佛教，并将佛教推向印度全境，成为其王朝的国教。由于阿育王强调宽容和非暴力，在他的文治武功下，孔雀王朝达到了鼎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阿育王统治了这个王朝达41年之久，成为人们心中理想君主的楷模，佛教中的转轮圣王。
在佛教界，阿育王最著名的事迹当属其分舍利造八万四千宝塔之事。据西晋安息三藏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记载，阿育王取出当年阿阇世王所埋之舍利，造八万四千宝箧、宝瓮一一盛之，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阎浮提造塔供养。[4]在这八万四千塔中，据佛教史料记载中国有19处，志磬《佛祖统纪》卷34载：“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处。大士告刘萨诃。洛阳（圣冡）、建邺（长干）、阴（玉几）、临淄、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今十九处不可备知。而考之五处，独阴之塔显示世间可获瞻礼。信乎海濒群生末代值佛之幸也。”[5]不过在敦煌文献以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广弘明集》中也记载了这19处塔，详见杨富学、王书庆在《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一文对该19处佛塔的整理表。[6]根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这19处阿育王塔14座始建于北周和隋，其余5座分别建于西晋、东晋、姚秦、石赵和北齐。[7]时间最早的西晋也与阿育王的时代相差几百年，不难看出其中附会之处。[8]
南北朝时期，阿育王信仰曾经十分流行，所以在中国多建有阿育王寺，四川成都还出土了南朝梁的阿育王造像。不仅如此，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的画家还画过阿育王像，如张僧繇的高足弟子郑法士，就曾画过一卷阿育王像。[9]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记载中，这些传说中的阿育王塔绝大多数已经倾颓，原貌无从得知。虽然在中国的阿育王所建之塔无法得见，但在古印度，在阿育王的治下，却保存着大量的古代佛塔，这些塔才最应该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
印度桑奇（Sanchi）1号大塔，是与阿育王时代最为接近的佛塔。这种塔形似一个倒扣着的碗（覆钵），所以一般也被称为覆钵塔（图6）。不过这种塔在印度并非一成不变，后来其塔身主体即覆钵部分，逐渐向高耸方向发展，不再像桑奇塔那样塔身低平。但不管怎样变，覆钵特征始终没有变过。例如印度东部9世纪的一尊佛像背面的线刻佛塔，高耸的覆钵图7，时间与金涂塔相去不远。不仅是在印度本土，包括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等佛教国家，其佛塔到后来虽有了不少变化，但覆钵式塔的基本特征均保留着（图8、图9）。至少它们的形制与金涂塔没有关系。
图6 桑奇大塔1号塔 印度公元前3～公元1世纪
（引自玛欣德尊者著《图说洁地》，西双版纳法住禅林，2015，第123页、第154页）
图7 线刻佛塔 印度东部9世纪大英博物馆藏
（引自玛欣德尊者著《图说洁地》，西双版纳法住禅林，2015，第123页、第154页）
图8 斯里兰卡佛塔传公元前3世纪
（引自玛欣德尊者著《图说洁地》，西双版纳法住禅林，2015，第123页、第154页）
图9 泰国佛塔15世纪
（引自玛欣德尊者著《图说洁地》，西双版纳法住禅林，2015，第123页、第154页）
在印度北面犍陀罗地区的佛塔也多是覆钵较高耸的这类，且在覆钵下部出现了分层（图10）。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主要有南北两路，其中南线古称“罽宾道”，尽管有的地域道路险阻，但由于其路途较近，一直为人们所沿用。若从我国出发，则其具体路线“是由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皮山县向西南，经红其拉普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的洪扎河谷，接着是吉尔吉特河谷和印度河谷，最后到达白沙瓦、士（斯）瓦特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10]在这条路线上发现了大量岩画，其中有不少反映的是佛教题材，覆钵塔亦在其中。如约为公元1世纪的契拉斯2号岩礼拜佛塔的岩画（图11）和约为公元6～7世纪的塔尔潘覆钵塔摩崖刻画（图12），若将这两处覆钵塔与犍陀罗佛塔相比，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一目了然，同时也可以看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呈现的演化痕迹。6～7世纪的塔尔潘覆钵塔塔身下出现的双层带收分的塔基，大约在公元1世纪的呾叉始罗（又译作塔克西拉Taxira）覆钵塔上出现[11]，可见这种样式延续了近5个世纪。
图10 犍陀罗塔
（图10引自田栗功がング～ラ美術I，图538，第259页；图11、图12引自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图2～28，第168页和第204页。）
图11 契拉斯2号岩覆钵塔
（图10引自田栗功がング～ラ美術I，图538，第259页；图11、图12引自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图2～28，第168页和第204页。）
图12 塔尔潘覆钵塔摩崖刻画克什米尔地区岩画6～7世纪
（图10引自田栗功がング～ラ美術I，图538，第259页；图11、图12引自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图2～28，第168页和第204页。）
佛教继续向东传播，经新疆进入甘肃敦煌，由此算正式进入汉地。甘肃酒泉、敦煌等地出土的北凉小石塔，可以说是受犍陀罗佛塔影响且在中国出现时间也较早的覆钵塔。这种覆钵塔从印度本土到犍陀罗，再到中国，其大体发展演变过程如图13所示，最后一图为北凉小石塔。
图13 印度——中国佛塔演变示意图（笔者绘）
以上所列是覆钵式塔从印度到中国的一个演变过程，再结合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佛塔的情况，可知覆钵佛塔始终是印度佛塔的主要形式（这里需要注意印度古代庙宇建筑与佛塔的区别），所以从印度本土的佛塔背景上看，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样式不会超出覆钵塔式之外，也不可能造出金涂塔那种方形小塔，因为那不是古印度人对于塔的概念。佛教典籍称阿育王一日夜间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中国有19处。当然这里的神话色彩不言而喻，但作为佛教忠实信徒的阿育王遣人四处造塔是可能的。但根据考古发掘，阿育王所立石柱以及其他碑刻铭文主要分布在印度次大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最北端不超过坎大哈（kandahar），而最北端的一处碑铭石刻遗迹则在拉格曼（laghman）地区。从已发现的阿育王铭文碑刻遗迹上看，阿育王的势力从未越过兴都库什山脉。[12]所以，在中国的19处阿育王塔，实为附会之说，多数是随着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流行而出现，而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也应是类似桑奇塔的那种覆钵塔。
二 吴越王金涂塔形制源流
吴越王钱俶（929～988）本名钱弘俶，为避父讳改名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第三代君主，太平兴国三年（978）降宋，死后谥“忠懿王”。钱俶信奉佛教，五代十国战争频仍，局势动荡，然吴越之地偏安江南，在钱氏祖孙三代的经营下社会相对稳定，佛教兴盛。钱俶效法阿育王造八万四千佛塔之事，亦造八万四千金涂小塔（八万四千为佛教成数，实际造塔未必如其数，但这说明钱俶造塔数量不少）安奉舍利、经卷等。钱俶分两次集中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相隔10年。第一次乙卯岁，即显德二年（955），周世宗灭佛之当年，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金涂塔。第二次乙丑岁，即宋太祖乾德三年（965）。[13]之所以名为金涂塔是因为此种小塔表层涂金，而实际的材质则有铜、铁、银等。此外，它还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阿育王塔，一个是宝箧印（经）塔。1971年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现大善塔附近）出土了乙丑年制作的这种金涂小塔，而塔内藏有纸质写经，全卷长182.8厘米、高8.5厘米，共220行，楷书。卷首题刊“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制塔时间与制《宝箧印经》[14]的时间对应。因塔内藏宝箧印经，所以此类小塔也被称为宝箧印（经）塔。[15]
这种塔由基座、方形塔身、塔顶四角突出似马耳的受花，及带有相轮的塔刹组成，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关于这种塔的形制渊源，杨富学和金申两位先生都将其追溯到北魏云冈石窟的单层塔。
北魏的单层塔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覆钵式，这种塔与印度和犍陀罗覆钵塔有着明显的关联。图14-1中云冈第6窟上层塔柱，其四角的小佛塔都是这种单层纯覆钵塔的形式。此外，南禅寺北魏石塔四角的小塔也属此类。这种塔式在敦煌的发展更为清楚，图14-2、3、4、5、6是从北魏一直到盛唐的这种单层纯覆钵塔的情况，其中最早的两例是北魏塔，这种覆钵小塔以塔刹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式屋宇建筑上，两种文化结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直到盛唐，这种单层纯覆钵小塔一直都存在。
图14 云冈及敦煌莫高窟中的佛塔
1云冈第6窟上层塔柱；2莫高窟257窟北魏塔；3莫高窟257窟北魏塔；4莫高窟301窟北周塔；5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佛塔（初唐）；6莫高窟217窟佛塔（盛唐）
另一种是上有覆钵顶，但主体塔身则是正方体或纵长方体形式的佛塔，也就是说这种单层塔是由覆钵塔顶和方形塔身两部分构成，或可将其暂命名为单层方形覆钵塔。这种塔在云冈和龙门比较多见，但在敦煌北魏石窟中则尚未发现。由于这种单层方形覆钵塔的塔顶也有一个半圆形覆钵顶，所以有的研究者也称其为覆钵塔，当然这并无不可，只需注意其与纯覆钵塔在形制上属于不同类型。以下为云冈及龙门单层方形覆钵佛塔表。
云冈及龙门单层覆钵塔表
从单层方形覆钵塔时间的发展序列上可以看出，云冈覆钵塔覆钵较高，塔檐单层，而到了龙门，覆钵虽略显底平但仍较为明显，塔檐为三层或多层，叠涩层层向下收分。当然在南方，在南梁约中大通年间也已经出现这种方形小塔，[16]南北方各具特色。到了北齐、北周这种单层方形覆钵小塔融南北之特征继续发展，塔檐的变化更多，再加上四角高大的受花，形制越发接近吴越王的金涂塔（图15）。
图15 南梁、北周、北齐单层方形覆钵塔
（1.为南梁约中大通年间单层覆钵方塔，引自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图19，第13页。2、3.覆钵塔为陕西药王山所藏北周石塔，图为笔者所绘。4.为北魏晚期—东魏方形覆钵塔，引自青州博物馆编《青州青龙寺佛教造像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图206，第210页。5为南响堂第7窟门楣上佛塔，引自唐仲明《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堂山石窟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56页，图3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朝末期政权中特别是北齐，它的单层方形覆钵塔除了沿袭原有发展脉络外，还吸收了外来因素——粟特建筑因素（参见图16）。关于此，孙机先生在《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一文中有详细论述。[17]
图16 粟特式建筑与南响堂第一窟单层塔
1.安阳出土北齐石棺床雕刻中所见粟特式建筑；2.天水隋唐墓出土石棺床雕刻中之粟特建筑；3.南响堂山第一窟浮雕石塔[引自孙机《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第429页]。
唐代方形覆钵塔的实物，较集中的一处要数河南登封嵩山大法王寺的三座单层塔（图17），三座塔虽然基本形态一致，但是细节处颇具变化，反映出唐代单层组合式塔的丰富性。
图17 唐代组合式单层塔嵩山大法王寺唐代单层佛塔及塔顶局部
五代时这种单层方形覆钵塔即吴越王金涂塔的形制，同样也受到外来因素影响。造型上最明显的就是出现在塔顶四角的高大受花，而且塔顶的覆钵变得更加低平，以至于最后消失，成为平顶，样子非常接近罗马时代的一些青铜小容器（见图18）。宋代周文璞《尧章金铜佛塔歌》云：“白石招我入书斋，使我速礼金涂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钱王禁中物。上作如来舍身相，饥鹰饿虎纷相向。拈起灵山受记时，龙天帝释应惆怅。形模远自流沙至，铸出今回更精致。”[18]“形模远自流沙至”是说金涂塔的形式来自西域，与那个罗马时代的青铜容器相类似或者完全相似的器物是可借鉴的一种形式。此外，出土于阿拉伯泰马属纳巴泰文明的两件石香炉的形制，也与金涂塔及罗马容器有相类之处（见图19、图20图像，笔者摄），笔者在考察佛塔受花来源时也曾追溯到纳巴泰文明，[19]可见这种源自西方的器物形象对中国产生影响并非不可能。另一个来自流沙的证据是金涂塔基座上的一排以柱子间隔的佛像，如雷峰塔出土银塔基座上的图像。此排佛像均是通肩袈裟，禅定印，两佛之间隔以柱头带花叶的柱子，柱身饰有长方形短凹槽。这种形式与犍陀罗佛教石刻如出一辙，见图21中的对比图。柱头上顶着花叶的形式其实是古希腊三大柱式之一的科林斯柱式，在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中常常被用来分隔画面。中国早期佛教受犍陀罗影响较多，类似基座的这种图像，在云冈还能看到一些痕迹，但云冈之后鲜见。吴越国能从西域得到这些图样并不奇怪，五代至宋往来中原和西域的僧侣不断，吴越国虽远在东南，但它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外交上吴越国还结交契丹与之保持往来，因此嗜好佛教的吴越王，如果想从西域得到一些佛教艺术方面的图像并非不可能。史料就曾记载天台智顗所写的《法华言句》二十卷因五代兵乱而亡失，钱俶听说高丽有本，便以重金由商人从高丽购得，后一直盛行江浙之事。[20]尽管金涂塔“形模远自流沙”，但那并不意味着西域有现成的这种单层方形覆钵塔被吴越王直接引进，并且也不一定是吴越王的首创，而是吸收了外来因素，在中国已有这类单层方形覆钵塔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在吴越王造八万四千塔之前在民间已有这种金涂塔的制造，详见后文。试想，如果中国无此类单层小塔，当时的人们面对的只是一个类似罗马铜容器的箱子，恐怕一时之间也不会想到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佛塔。所以吴越王金涂塔的样式虽吸收了外来因素，但形成于中国，而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样式，也不会与一千多年后在中国形成的佛塔样式有什么关联。
图18 罗马时代青铜容器[21]
图19 纳巴泰石香炉公元前1～公元1世纪
图20 纳巴泰石香炉公元前1～公元1世纪
图21 雷峰塔出土银塔基座与犍陀罗石板雕刻对比图[22]
三 关于刘萨诃所见之阿育王塔
传说中的19座阿育王塔中，排名第一的是明州县阿育王寺塔，即今宁波阿育王寺中被西晋刘萨诃发现于地下的阿育王塔。唐高宗麟德元年（664）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关于此塔记载如下：
……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踊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周天铃。中悬铜磬，每有钟声，疑此磬也。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23]
杨富学先生认为现藏于阿育王寺中舍利殿的那座宋代舍利木塔是仿这座似石非石的阿育王塔制作的。仅凭上面这段文字很难准确勾勒出这座佛塔的样子，但是道宣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即这座塔“似西域于阗所造”，于阗即今我国新疆和田。新疆早期的佛教艺术主要受犍陀罗影响，其佛塔的形式也主要是覆钵式。图22是出土于Tumshuk（图木舒克）的木塔，时间已在公元5～6世纪，还有一件Kumtura（库木吐拉）出土的木塔，时间在7～8世纪，形制与此塔基本一致。另外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出现了与之类似的佛塔（图23），时间多在6、7世纪之前。克孜尔205窟壁画中所呈现的佛塔显然也是覆钵类型，虽然它的覆钵下似乎是个方形塔身，但参照库木吐拉出土的小木塔看，那方形更可能是个佛像靠背，形制与金涂塔相去甚远，尤其是没有高大的受花，而塔顶四角的高受花，正是吴越王所造小佛塔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但新疆早期的佛塔中都没有受花，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古代佛塔上也都没有受花。受花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在中国佛塔上新出现的构件，它形成于中国，主要出现在汉传佛教的佛塔艺术中。形成时间约在公元5世纪后半期，即北魏孝文帝时期，约相当于云冈二期。[24]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刘萨诃发现阿育王塔在西晋太康二年（281），时为3世纪末，那时不仅新疆一带流行的是覆钵塔，而且佛塔受花也尚未出现，不可能有金涂塔上四角那种高大的受花。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现存舍利殿的小木塔也不可能是刘萨诃所发现之塔的仿制品。另外，道宣也说那座塔似为于阗制作，可见不是阿育王所造，而且塔上有佛像，作为常识，我们知道阿育王时代是没有佛像的，此亦可证县阿育王塔乃为附会之说。
图22 木塔Tumshuk（图木舒克）出土5～6世纪
（引自Art of central Asia，P.l420）
图23 克孜尔205窟佛塔
（引自宿白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第17卷，文物出版社，2006，第75页）
除《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外，比之稍晚的另一份文献也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件刘萨诃发现的阿育王塔。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十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真人元开（淡海三船）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详述了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法的非凡经历，文中也描述了鉴真曾寓居的县阿育王寺中阿育王塔的情况：
其阿育王塔者，是佛灭度后一百年，时有铁轮王，名曰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之一也。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刻缕非常；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上无露盘，中有悬钟，埋没地中，无能知者。唯有方基高数仞，草棘蒙茸，罕有寻窥。至晋泰始元年（265），并州西河离石人刘萨诃者，死至阎罗王界，阎罗王教令掘出。自晋、宋、齐、梁至于唐代，时时造塔、造堂，其事甚多。[25]
之后文中又记载了鉴真带到日本的经像等物，其中涉及一座小塔：
……水晶手幡以下皆进内里。又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26]
两份关于刘萨诃所发现阿育王塔的记载颇有些出入，除了二者时间上的差异，一个是太康二年（281）、一个是泰始元年（265）之外，首先是材质上，道宣只说是似石而非石，而后者关于此塔材质的描述则复杂很多，且一眼看去便知不是石头，可见二者在材质上应有差异。其次是塔身图像内容方面，道宣说塔身“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而《唐大和上东征传》则记载的是四个佛本生故事。道宣一代名僧，且著有《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这类佛教史传类著作，应谙熟佛教典籍掌故，不会看不出塔身上的本生故事。如果二者的描述都是事实的话，那只能说明在从道宣的描述到鉴真这期间内，刘萨诃发现的那座塔已经不是同一个了。从《东征传》的记载上看，鉴真他们当时所见的阿育王塔与后来吴越王的金涂塔确实有几分相似，如塔有四面，每面雕刻佛本生故事。但这并不代表鉴真所见之塔与吴越王金涂塔完全相同。上文在梳理单层方形覆钵塔演变过程时谈到北周、北齐以及唐代的这类小塔，它们是单层方塔整个演变过程中的一环，形制当然与吴越王金涂塔相似同属一类。当鉴真所见之塔遗失后，[27]宋初便以吴越王金涂塔之式重制，所以我们看现存阿育王寺的小木塔与吴越王金涂塔形制是如此的一致，便是这个道理。每个时代制作的器物必然会带有时代的痕迹，且不论阿育王寺的塔是否有阿育王时代那样久远，即便是唐代所制，即便那小木塔是唐代的仿制品，也势必会与五代、宋的金涂塔在形制风格上有所差异。至于阿育王塔之名，黎毓馨举出《东正传》中“又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之句，说：“所谓‘阿育王塔样金铜塔’，应仿自县阿育王塔。可见盛唐时期已有铜阿育王塔制作，其名称即为‘阿育王塔’。”[28]说盛唐时已有这种铜的方形覆钵塔的制作是可能的，它是唐代特征的方形覆钵塔，是五代此种塔的前身，笔者以为，原文并未说这就是“阿育王塔”，而是说“阿育王塔样金铜塔”，明确表述是仿阿育王塔样式制作的。这或许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阿育王所造之塔方称得上是“阿育王塔”（明州县阿育王寺的阿育王塔不管是不是史实，但长久以来的传说认为它是阿育王所造之塔），否则直接写做“阿育王金铜塔一区”即可。
四 关于钱俶所造金涂塔的阿育王之名
阿育王为推广佛教，令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一一盛之舍利广布阎浮提，由于阿育王是此项活动的发起者，所以这些塔也被称为阿育王塔。其丰功伟绩彪炳佛教史册，成为后世崇信佛教之帝王的楷模。分在中国的19座塔，尽管是传说，但称之为阿育王塔亦无不可。然而这19座塔的原貌早已不可知。
公元955年，距阿育王的时代一千多年以后，五代吴越王钱俶仿阿育王事迹，造八万四千宝塔盛放舍利或经咒，五代时便已有称吴越王钱俶所造的金涂塔为阿育王塔的。一些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资料表面上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既然同是“阿育王塔”，于是人们便将传说中阿育王所造之塔，和吴越王钱俶仿效阿育王事迹所造之塔相联系，认为吴越王所造之塔的样式就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样式。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今天才有，早在明代，著名的高僧憨山德清大师就这样认为，《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五《钱吴越忠懿国王造铜阿育王舍利塔记》记载：
昔世尊入灭，茶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分作三分。天上人间龙宫，各建塔供养。尔时阿育王亲受一分，散阎浮提。震旦国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塔，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灿烂，光明变现，随人各见不同，亦有不见者，盖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后，五代时，钱吴越忠懿国王，承先业，敬事三宝，如式造小铜塔，八万四千座，埋藏国内名山，世未有知者。我明万历初，常熟顾耿光，造其父宪副茔地中，掘出一小铜塔，高五寸许，如阿育王塔式。内刻款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年记，一十九字。外四面镂释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则毗尸王割肉饲鹰救鸽，后则慈力王割耳然灯，左则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右则月光王捐舍宝首四事。[29]
再晚一些的资料，如清代悔堂老人的《越中杂识》：“吴越钱忠懿王金涂塔凡有二，一藏萧山祇园寺，一藏山阴世袭云骑尉陈广宁家。塔高今工部营造尺四寸三分，其式类阿育王塔。外四面镂释迦往因本行示相，内有题名四行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十九字。”[30]
这两条材料说明在明清时人们已认定吴越王钱俶所造塔式即为阿育王所造之塔式。另外两个说明五代、宋时已称吴越王所造之塔为阿育王所造之塔式的出土文物证据，一是前文已提到的2008年长干寺地宫出土的大中祥符四年的“七宝阿育王塔”，其《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中明确称地宫中的舍利塔为“阿育王塔”。另一个是1984年浙江平阳宝胜寺东塔第二层北面壁龛内出土的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初刻，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重刻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文中有“育王铜塔盛贮”的铭文。尽管实物和文字资料都言之凿凿，似乎金涂塔形制就是阿育王塔的形制，但我们却发现，在吴越王造塔的铭文上他从不称自己所造之塔为阿育王塔（或育王塔），而只是写“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两个出土实物证据也都是吴越王造塔事件（955）之后的物件，也就是说那些称这种塔式为阿育王塔的，很可能都是仿效吴越王金涂塔样式所造之塔。下面再看钱俶造塔之缘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此事。
日僧道喜于日本康保二年（宋乾德三年，965）所作《宝箧印经记》，记吴越王造塔缘起，因吴越王钱俶杀戮过重，身缠重病数月，病中常诳语刀剑刺胸，猛火缠身，后经一僧指点，要他造塔，写《宝箧印经》安置其中供养。关于钱俶发心造塔一节，《宝箧印经记》原文曰：“……随喜感叹云：愿力无极，重病忽差。于时弘俶思阿育王昔事，铸八万四千塔，折此经，每塔入之。”[31]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记载：“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此经咒功云。造像造塔者。奉安此咒者，即成七宝。即是奉藏三世如来全身舍利）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今僧寺俗合有奉此塔者。”[32]资料显示，钱俶造塔是因为杀戮太重，与阿育王经历相似，于是“思阿育王昔事，铸八万四千塔”。但造塔本身不是目的，核心在于写《宝箧印心咒经》安放塔中供养，方可消灾增福，核心在经咒。下面看《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的记载：
……今特发心舍净财烧造砖瓦，雇/召工匠，于宝胜寺大佛殿前建造宝塔两所，东西二塔之内各请得天台/赤城山塔内岳阳王感应舍利，又备银瓶并育王铜塔盛贮，并铜尊像阖/家眷属共赎宝箧陀罗尼及造功德经等十二卷，诸般珍宝、宝盖、宝镜/金银、随年钱、发愿文口，永充镇塔供养……乾德三年乙丑岁十月八日记。[33]
在碑文提及育王铜塔后还有一句“阖/家眷属共赎宝箧陀罗尼及造功德经等十二卷”，可见碑文所记造塔赎经之事乃是深受吴越王钱俶的影响，称盛舍利之塔为“育王铜塔”也是与吴越王钱俶有关。碑文题记“乾德三年乙丑岁十月八日”，这年正是吴越王钱俶第二次造塔及陀罗尼咒经之时，即公元965年。再看长干寺的“七宝阿育王塔”，志磬说吴越王造八万四千塔，塔中藏宝箧印经的功德是“奉安此咒者，即成七宝”。由此便不难明白长干寺地宫出土的北宋佛塔为何被称为“七宝阿育王塔”了，这也与吴越王有关。
除了上面两条材料外，不仅吴越王本人不称金涂小塔为阿育王塔，在民间制造的此类塔也多不称阿育王塔。在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一文中，共收录了17座历代制作的这种样式的佛塔，其中有明确纪年且提及塔名的有七座，其中包括长干寺北宋“七宝阿育王塔”，除此还有六座，现整理材料如下表：
阿育王塔
续表
以上民间所造佛塔的题记中多称这种形制的小塔为“塔”或“真身舍利宝塔”，未称阿育王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前三条材料中涉及的小塔，这三处塔的题记时间分别为（后汉）乾祐三年（950）、乙卯（后周显德二年955）十月和“丙辰岁”（周世宗显德三年，956）。乙卯岁，即显德二年（955），是吴越王第一次造塔的时间，在它之前的五年，之后的一年以及乙卯当年都有民间造此类小塔的实物出现，这说明吴越王所造的这种形制的小塔在五代时是比较流行的用来供奉佛舍利的塔式，[34]在钱俶造“八万四千塔”之前便已存在，而且此塔在当时并不与特指的“阿育王塔”有何联系，这从大量的此类小塔的题记上可以得到证实。像吴越王自己所造之塔就从未称过“阿育王塔”，大量民间造塔也不这样称呼此种小塔，称这种单层方形覆钵塔为“阿育王塔”是在吴越王钱俶仿阿育王事迹造“八万四千塔”的行为之后才逐渐产生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将“阿育王塔”之名与钱俶所造金涂塔联系起来的呢？
吴越王造塔之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影响颇大，“今僧寺俗合有奉此塔者”。凡吴越王所造之塔，均有这样的铭文：“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或“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造八万四千宝塔”是阿育王的典型事迹，看到“造八万四千宝塔”，第一时间让人联想到的是阿育王，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这便出现了相应概念的置换，即“八万四千（宝塔）”=阿育王，于是吴越王仿效阿育王事迹敬造的“八万四千宝塔”便成了“阿育王塔”。但当时人们这样称呼金涂塔恐怕只是对吴越王仿阿育王事迹所造之塔的一种简略称呼，这种称呼与其他名称并存。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民间制作的这类小塔上看到，有的称其为“阿育王塔”，但多数还是称其为真身舍利塔或宝塔的原因。南京长干寺塔之所以称阿育王塔，可能还与原长干寺塔本身就是阿育王遣鬼神在中国造的19座塔之一有关，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都是阿育王。
综上所述，五代后称这类金涂小塔为阿育王塔，并不是因为在形制上跟阿育王所造之塔有何关系，而是因为钱俶造八万四千塔的事件，及塔上“造八万四千宝塔”的铭文。
五 结语
关于吴越王钱俶所造金涂塔的形制与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形制之关系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我们还原历史情境，根据考古实物的材料证据细心梳理，便不会为史料记载的种种名相所迷。根据考古或实物遗存，本文梳理得出古印度之佛塔主体特征为覆钵式，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当为此种样式，与吴越王所造之单层方形覆钵塔，也就是金涂塔在形制上并无关联。这种单层方形覆钵塔是在中国发展出的一种佛塔样式。五代时金涂塔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塔式，在吴越王造“八万四千塔”之前便已经存在，吴越王仿效阿育王造塔之事加强了这种小塔的流行程度，并使人们将其与阿育王联系起来，逐渐冠以“阿育王”之名。
[1]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5期，第14页。
[2]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第85～86页。
[3]参见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第三十一辑。
[4]（西晋）安息三藏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1，T50，No.2042，p.0101c。
[5]（宋）志磬：《佛祖统纪》卷34，T49，No.2034，p.0327c。
[6]杨富学、王书庆在：《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第69～70页。
[7]杨富学的考证基本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相同，个别考证，如白马寺，汉时已有塔。
[8]在其表中，我们注意到前三栏所记19塔顺序相同，独最后一栏《广弘明集》所记与前边的顺序差别很大，而且所记寺、塔也多用阿育王之名。《广弘明集》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同出道宣之手，比对文字差别较大，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要翔实得多，二者细节方面的出入，如郑州超化寺塔，《广弘明集》记此塔在“州南百余里”，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则记为“在州西南百余里密县界”，成书时间只相差4年，一人所记内容却差别如此之大，笔者以为原因可能是所依资料不同，《广弘明集》虽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晚几年成书，但用的材料可能是比较早的，所以寺、塔之名是原始的阿育王之名。而敦煌文献P·2977所记的寺塔之名，有一些甚至沿用至今，而这份文献的书写时间比《广弘明集》要晚很多年。
[9]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9页。
[10]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第165页。
[11]〔英〕马歇尔：《塔克西拉》第一卷，秦立彦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34～335页。
[12]Upinder Singh，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12 the century， New Delhi：Dorling Kindersley Pvt.Ltd，2009.，pp.326-328.
[13]参见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第三十一辑，36页。
[14]全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即积聚一切如来全身舍利功德之陀罗尼，出自唐代不空译《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略称《宝箧印陀罗尼经》，收在《大正藏》第十九册）。
[15]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第三十一辑，第37页。
[16]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第16～17页。
[17]孙机：《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
[18]（宋）周文璞：《方泉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19]王敏庆：《佛塔受花形制渊源考略——兼论中国与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交流》，《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59～61页。
[2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七，经籍考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21]图片引自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东南文化》2002年第2期，图12。
[22]雷峰塔银塔图片引自何秋雨《浙江省博物馆藏五代吴越国阿育王塔》，《收藏家》2011年第3期，第35页。犍陀罗石板雕刻引自Shanti Lal Nagar，Buddha in Gandhara Art and Other Buddhist Sites，Delhi：Buddhist World press，2010，p.257。
[23]（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T52，No.2106，P.404。
[24]参见王敏庆《佛塔受花形制渊源考略——兼论中国与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交流》，《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65页。
[25]〔日〕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载《游方记抄》，T51，No.2089.P989b-c。
[26]〔日〕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载《游方记抄》，T51，No.2089.P993b。
[27]这座阿育王塔并非一直放在宁波阿育王寺，“阿育王塔也几度转移，唐会昌毁佛之际，移往越州官库，宣宗时又移往越州开元寺，后又移回阿育王寺，贞明二年（916）吴越王钱谬及弟钱桦又将此塔迎往杭州罗汉寺，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降宋，翌年僧统赞宁又奉此塔移往汴京，此后便下落不明。”（〔日〕安藤更生：《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平凡社昭和三十五年。转引自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东南文化》2002年第2期，第46～47页。）
[28]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第三十一辑，第46页。
[29]（明）福 善、通 炯编《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5，X73，0641b。
[30]（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185页。
[31]转引自陈平《钱（弘）俶造八万四千〈宝箧印陀罗尼经〉（上）——兼谈吴越〈宝箧印陀罗尼经〉与阿育王塔的关系》，《荣宝斋》2012年第1期，第49～50页。
[32]（宋）志磬：《佛祖统纪》卷43，T49，No.2035，P.0394c。
[33]陈余良：《浙江平阳宝胜寺双塔及出土文物》，《东方博物》第2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80页。
[34]黄岩灵石寺乾祐三年小塔虽然只残存塔座，但样式与瑞光寺塔出土乙卯题记铜塔、萧山祇园寺石塔出土的“戊午显德五年（958）”铜塔的须弥座相同。由此可知乾祐三年小塔的完整样式与这两尊小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