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学者们对书院改制的反思及对书院制度的借鉴，社会各界对书院的研究也渐次展开，如1923年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2]的发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底，国内学者已发表有关中国书院的论文、资料3000余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80余部[3]，可谓成绩显著。兹将历年论文成果分年（代）统计如下（见表1、表2），从中可见书院研究的轨迹和态势，亦可感知书院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表1 1920～2013年书院研究论文分年代统计
表2 2003～2013年书院研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分年份统计
续表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经过学者们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探索，书院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改革开放以后，书院研究呈迅速发展势头，并且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研究学科——“书院学”[4]。
如此丰硕的书院研究成果，大概而言，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在此举其大要，作简单回顾。
（一）书院资料整理研究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资料，历史研究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书院资料整理方面看，第一部工具书类著作是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该书共收词条3683条。其中书院类1565条，人物类1083条，文献类598条，制度及其他类437条。书末附录有三，其中书院名录共收集了从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全国各地的书院7300余所[5]，依据今天的地名，按照省、市、县分别列举，一目了然。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6]凡十六册，选收中国历代的书院志、书院章程、课艺、书田志等史料115种，以影印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书院古籍史料的原貌，同时极大地方便了后来研究者查阅相关资料，是现代学者书院研究必备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7]也是书院资料整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其特色是按内容和时间先后分章节编排，以精当、全面、系统的史料，展现了中国书院形成、演变、革废乃至新型书院崛起的大致脉络。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8]是一部专门对历代书院学规、章程进行汇编的著作，全书共三大册，收录学规数量众多，开辟了书院资料整理专门化的一个新方向。这些丰富的史料整理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书院史研究
关于书院发展历程的梳理和研究，一直是书院研究的重点。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胡适《书院制史略》[9]、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10]、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11]、陈东原《书院史略》[12]、吴景贤《安徽书院志》和《安徽书院沿革考》[13]、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14]、钱穆《五代时之书院》[15]等。其中，胡适《书院制史略》开启了书院史研究的先河，文章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胡适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学者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由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注意，民国报刊上不断有研究书院的文章陆续发表。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一文具有标志性，该文于1929年至1930年连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其显著特色体现在，广泛搜集史料尤其是地方志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方法，从时间分布与地域分布两方面考察了宋元明清历代书院的发展及分布，同时又考证了在书院创设、兴复、改造过程中不同力量所起的作用，关注不同时期书院建设中官力和民力的变化。其统计数据与结论，至今仍为众多研究者引为论据。
20世纪80年代，书院史研究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专著。如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16]一书，在详细探讨书院的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宋元明清历代书院建置的沿革、书院学术传播内容之演变、书院教学方法和学术传授方式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并对历代书院学风进行了总结。其主要特点在于将书院与学术密切结合，讨论学术变迁对书院发展的影响。这一做法，对之后的书院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书院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层出不穷。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17]，对唐代至清代书院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该书特色之一，是采取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论述每一个时代的书院发展之前，先总论该时代书院发展的特点，而后再对书院与不同学术派别的关系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特色之二，是重点着力于书院发展与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将书院制度与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有学者称赞该书“可以视为中文世界自民国早期以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18]。此外，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9]和邓洪波《中国书院史》[20]均是书院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白著以资料丰富、统计详细见长。作者从以地方志为主的三千种史籍中，爬梳钩稽出与书院相关的资料，并按照每个朝代的不同时期和区域进行统计，展现出了古代书院发展的整体图景。白著对清代书院的考察尤为着力，篇幅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二。邓著对从书院的起源到早期书院的分布及宋元明清以来书院的发展历程做了详细的分析，该书分为六章，基本包括了书院自产生以来各朝代发展的详细情况。作者写作此书时，已经有了二十多年书院研究的积累积淀，资料库庞大，分析也颇为细致，并且屡见新见。例如，其著第五章分析明代书院的繁荣与辉煌时，观察到明代书院发展的新动向是“面向平民”，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是“儒学诠释的平民化”。[21]又如，第六章考察清代书院与科举关系时，提出“和而不同”的观点，并且认为清代书院“并不是简单地适应科举制度，成为单纯的科举训练机构，而是在注重通过教授‘有本之学’——道学，使生徒的道德和学问都能显著提高的同时，进行应试教育。这既能满足科举考试选拔‘德行与道艺之实’人才的要求，也能满足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仕的愿望，书院教学与应试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认为“和而不同”是“清代书院存在合法性之所在，也是其区别于官学的主要特点。”[22]
上述著作属于书院通史的研究成果。此外，断代书院史、地方书院史及个案书院史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其中代表性的包括民国时期的一批作品，如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23]，考证了自宋代至清代河北省各府州县255所书院的概况，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地方书院研究专著。另有王兰荫《山东书院志初稿》[24]一文，研究框架基本类似前者，详细介绍了山东书院发展史。容肇祖《学海堂考》[25]则以更详尽的篇幅，对阮元于道光年间在广东创建的后来影响甚大的学海堂书院作了全面的专题性研究，该书分创建人考、书院建置考、规制考、书院学长考、肄业生考、集选人名考、所刻书考等七部分，是一部考察翔实的书院研究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代表作有徐梓《元代书院研究》[26]，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27]，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28]，胡昭曦《四川书院史》[29]，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30]，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31]，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32]，陈瑞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古书院》[33]，李伟《山东书院史话》[34]，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35]，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均从不同程度、不同视角促使书院史研究走向深入。
（三）书院制度研究
有关书院制度的研究，早期成果中以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36]为突出代表。该著作以时间为线索，对历代书院的各项制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内容包括藏书、祭祀、讲学、学田、山长选聘、执事设置、生徒招收及书院师生的日常管理制度等方面。书中将书院的“三大事业”概括为藏书、祭祀和讲学，在书院制度研究中影响很大，经常为此后研究者引用。对于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该书也有详细论述，尤其将清代书院分为讲求理学之书院、考试时文之书院和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三类，重点分析清代书院的考课制度，认为“书院舍讲学而尚考课，说者谓起于明盛于清”，得出清代书院为科举服务已经形成了制度的结论，这一观点得到了书院研究者的广泛认同。该著作堪称中国书院制度研究领域中的开山之作。
此后，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37]以广东地区书院为研究对象，对广东书院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开启区域书院制度研究之先河。该书共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书院的起源与变迁、分布的形态、院舍、行政及组织、经费、师生、课程与训导，以及书院制度在社会的地位、书院制度的设置等，分析丝丝入扣。该书的一大特点是统计法和图表法的运用，在很多结论之后均附有相关表格，给人以直观、生动的印象。是书实为作者1938年向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吴康在其序中称：“虽以粤省为立论中心，而旁征博引、沿流溯源，两宋以来庠序教育咸萃于是。方今海夷（指日本）入寇，中原板荡，宗国文物，日以陵夷。刘君此编，详述故制，寻两宋以来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励民族复兴之心，作新邦建设之助，倘亦为谈抗战教育所不可废者与？”[38]
台湾学者孙彦民在研究宋代书院制度时，注意到“中国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完备于两宋。自是而后，士子读书均以猎取功名为目的……迨安定、泰山首开讲座……其后凡欲正人心，明道学之儒者，往往于山水之胜处修书舍以授生徒，书院之制成矣。翻阅宋人典籍，处处可见反科举精神。”[39]
20世纪80年代以后，书院制度研究仍为书院研究的重点领域，成果层出不穷。代表性著作为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40]。该书分门别类地对书院的类型、等级，书院的职事类别，书院的藏书、刻书、经费管理，书院的考试制度等方面做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书院制度的研究。
港台学者有关此方面的代表作，如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41]，该书对中国书院的起源、演变和历代著名书院的兴废沿革，阐述綦详，资料丰富，印证翔实。其书附录一中，对清初讲学书院之三大儒孙夏峰、黄梨洲与李二曲的生平和学术做了详细介绍。张正藩先生是台湾学者中进行书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其书一经出版，引起此后台湾教育界、学术界对书院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四）书院与文化、学术和科举关系的研究
除了梳理书院自身发展的历史和书院制度的演进、变革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有关书院与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42]、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43]、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44]、朱汉民等《长江流域的书院》[45]等。其中，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是较早、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为《中国教育与文化研究丛书》系列著作之一。作者认为“从更为深广的角度考察，书院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使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反映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走向”。所以作者希望通过考察古代书院与传统文化如何的休戚相关，“去思考教育的文化功能以及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46]书中探讨了传统文化对书院形成的影响、书院对儒家学术文化发展传播的推进作用、中西文化交织下的书院变革等问题，重点论述书院与佛道的关系、书院与西学的关系。该书拓展了书院研究的领域与视野，是书院史和文化史中的杰作。
有关书院与学术、学派关系的研究。1933年，陈东原发表的《清代书院风气之变迁》[47]一文，当为该时期断代书院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后，此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如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48]、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49]、朱文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50]、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51]、王建梁《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52]、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53]、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54]等。其中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是近年来书院与学术关系方面研究之力作。作者独辟蹊径，循清代书院发展之轨迹而论清代学术之变迁，主要讨论理学传统在书院的展开、乾嘉学术与书院的关系、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学术示范以及晚清书院学术取向的演变。书中新见迭出，例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书院是科举之所，于学术无足轻重。但是，作者细加审视清代书院资料，开宗明义地提出论点，“延至清代，尽管书院的主体部分是考课式书院，服务于时文、帖括，但书院本身依然是所在地区汇聚士人的中心，而主持者也多是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在没有讨论会和公共刊物等学术平台的时代，无疑仍会起到交流传播学术成果的作用，且对于学派、学风的形成有促进之功”。[55]
（五）书院改制研究
书院改制是20世纪中国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的第一件大事。自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将“公私现有之书院、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56]开始，书院改制运动在戊戌维新时期就被提倡。1898年5月22日清廷谕令各省：“将现有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各县的书院及民间祠庙改建为初等学堂”[57]，大大推进了传统书院向近代学校转变的过程。1901年9月14日，慈禧重新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58]（又称“书院改制诏”），使书院改学堂的热潮迅速在全国达到顶峰。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出现问题，学者们开始从源头寻找答案，积极思考晚清书院改制对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59]、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60]等是其中的佳作。田正平等人考察了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进程，肯定了书院改制在教育近代化初期的积极作用[61]。2011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设专栏纪念“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发表学者对书院改制的不同观点，引发热烈的讨论。
刘少雪在对比书院与学堂的异同后指出，“书院与学堂内在本质上的差别，没有其名称上的差别明显，且这种差别是可以改变的，从这点上说，书院完全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实质内容的转变。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书院与学堂这两种不同的名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将书院改为学堂在教育上的意义是，以近代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同时也是中国士人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反思、对西方近代教育内容和制度予以认同与接纳的过程反映”。具体来说，她认为“书院自身的衰败、自我调适的不力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涌入是导致清末书院改制的内外动力”。[62]
张传燧、李卯《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63]一文，更侧重于分析晚清书院近代转型的自身条件，文章从自成系统的书院体系、造真才济时用的办学宗旨、中西并重的近代实用性课程设置、近代意义上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大量介绍近代科学教育等知识的图书资源等方面，重点分析“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书院转型的主观内在条件”，为书院近代转型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思路。
（六）传统书院教育对现代学校教育之影响
关注书院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影响，是目前书院研究的重点，更是书院研究的现实意义和落脚点。邱小云《书院教育的校园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地位》[64]、张宇《古代书院教育特点及其现代启示》[65]、张辉《复修懿范，继美前贤——论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人文理念及现代启示》[66]、陈谷嘉《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理念及人文精神再论》[67]、谭曙光《古代书院的人文特质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68]、王娟《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活力探源》[69]、周景春等《中国书院教育的理念及其现代启示》[70]等论文对书院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蒋春洋《书院教育传统与当代研究生教育》[71]、于华梅《书院教育特色及其对高校研究性学习的启示》[72]、魏军兰《论书院的教学特点及对研究生培养的借鉴意义》[73]等文，分别从教育目的、师生关系、人格教育、学术研究、教学模式等方面展开论述，强调书院教育对现代研究生教育具有极大的启示，可为今天所借鉴。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官志隆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书院教育与教材教法》[74]特别指出书院发展应起源于战国时期，并阐述了书院教育对教材教法的影响。林凌的硕士学位论文《古代书院教育对于现今课改的启示》[75]中全面论述了书院的特点对于现今课程改革的影响与启示。
此外，书院建筑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源，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例如，杨慎初《中国建筑艺术全集：书院建筑》[76]中列举了大量的书院建筑图片、样式，资料翔实。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77]通过分析大量的台湾书院资料后得出书院建筑设计在整体现实系统与教育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结论。程勉中《中国书院书斋》分析了风格纷呈的书院建筑艺术。杨慎初《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78]指出书院的文化特色与建筑特征，并提出了对于现存书院的保护建议。中国书院的对联情思精巧灵妙，意境新颖独到，手法别具风姿，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喜爱。邓洪波《中国书院楹联》[79]一书中辑录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书院的著名楹联，无论从整理文献、研究学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从发展文化旅游事业的角度而言，都是比较有意义的。梁申威《中国书院对联》[80]中罗列了全国33个省（区、市）197所书院的对联，并简单介绍了对联的特点，是了解书院对联文化的通俗读物。
二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突出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明清以来，书院制度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一种先进的教育模式被海外广为移植和模仿，尤其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韩国书院史专家金相根20世纪60年代初留学中国台湾，以《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81]作为硕士论文，全面介绍了韩国书院的历史沿革、分布状况、制度渊源等，该书是系统研究韩国书院的第一部专著，1966年出版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其他如闵丙河1968年发表的《朝鲜书院的经济构造》[82]、李春熙1969年编纂的《李朝书院文库目录》[83]、崔完基1975年发表的《韩国书院考》[84]、丁淳睦1979年出版的《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85]等都是这一时期韩国书院研究的代表作。日本20世纪书院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和朝鲜的古代书院。林友春、大久保英子、渡部学、鱼住和晃等都是书院学领域的大家。尤其是大久保英子的《明清时代书院的研究》对中国学者研究明清书院及商人与书院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书专列“清代商人与书院”一章，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清代经济发展中商人与书院关系的图景。并且特别讨论了“安徽商人与书院”的关系，认为“新安商人在经济富裕之余，除资助宗族乡党内的俊秀者参加科举外，还大力支援了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此外，在两淮、两浙地方，安徽出身的商人相当活跃，为帮助客商于他地的自己子弟肄业，他们对当地的书院也多有捐资”。[86]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用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书院进行专题研究，如毕乃德所著《上海格致书院——给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尝试》[87]，布什·亨里奇的《东林书院与它的政治、哲学意义》[88]，万安玲 （Walton Linda）的《南宋书院与社会》[89]等，在当时美国的汉学界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国外学者对中国清代书院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Benjamin A.Elman（本杰明·艾尔曼）。他在From Philosoph to Philosophy： Intellectual and Socia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从哲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90]一书中详细梳理了清代考据学派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书院是发展知识界及考据学的一个主要因素。书院帮助改良了研究环境，并且使经学的进步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考据学与书院的密切关系，既使学者被学术与教学的生涯所吸引，也使职业化的学者大大增加而很少涉及仕途。不仅改变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而且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学术经过考据学复兴之后的一个重要传统。[91]
三 关于安徽书院研究
关于安徽书院的研究，民国时期《学风》杂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0年10月15日，安徽省立图书馆《学风》杂志首次发行，创办宗旨为“提倡学术，介绍书报，增进阅读兴趣，促成良好学风”。该刊邀请胡适题写了刊头词，且把胡适的创刊建议作为发展导向。胡适作文答复陈东原馆长时提出，一要先征集志书；二要收集通志与府志，可先将各府的儒林、文苑和艺文各部分，详细列表并排印成书；三要特别注意安徽的安庆、宁国和徽州三府和桐城等文献保留与学者较多地区，可就近访问，以补志书之不足。最后指出，应广泛收集资料并甄别整理，不可先入为主存嫌多之心，若能就以上三方面孜孜努力，必可做出贡献。以此为基础，陈东原馆长和吴景贤等人担任了这份杂志的重要撰稿者，经过不断努力，到1935年，这份杂志已由侧重宣传历史文化知识的教育普及刊物发展为注重学术研究的理论刊物，发刊宗旨也进一步扩大为：“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培养民族意识，倡导良好学风”。其中，陈东原的《书院史略》《清代书院风气之变迁》；吴景贤的《安徽书院志》《安徽书院沿革考》《紫阳书院沿革考》《洋川毓文书院考》等系列书院研究文章及其引发的对现实教育问题的讨论，为我们今天系统考察安徽书院的发展历程，反思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提供了观察窗口和思想资源。
此后，学者们关注安徽地区书院的研究，先后撰写了相关论文，如张雨青《安徽书院考》[92]、宋良文《安徽历史上的书院》[93]、白新良《安徽书院考述》[94]、刘秉铮《论徽州的书院》[95]、卞国金《亘古教育话书院》[96]等。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只是简单地列举安徽古代的书院及其建置，缺少系统的分析和新颖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徽商”与“徽文化”研究热情的高涨，一些学者也着手于徽州教育的研究。李琳琦作为“徽州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对明清徽州书院的研究颇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徽州书院的论文，史料翔实，视角别致。例如，《略论徽州书院与徽州学术思想之演变》[97]《徽州书院略论》[98]《清代书院的教学和经营管理特色》[99]《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100]《明代安徽书院的数量、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101]等。尤其是，李琳琦关于徽州书院官学化途径的见解突破了学界的一般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学术界普遍认为，官府对书院掌教聘任权的控制，官府对书院经济、田产的控制和干涉是书院官学化的两个主要途径。但是，李琳琦经过对徽州地区书院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后认为，徽州书院官学化的途径不是表现在官府对掌教权和经济权的控制，而是表现在：其一，书院的招生被纳入官学化的轨道，其招生自主权丧失；其二，书院生徒管理的官学化。此外，李琳琦的专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102]及《徽州教育》[103]中还设有徽州书院研究专章。其余相关研究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庄华峰《明清徽州书院考述》[104]，陈孔祥《论学术名流与徽州书院的兴盛》[105]《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办学成功的因素》[106]，陈瑞《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107]，江小角《姚鼐主讲安徽书院述略》[108]，江小角、王蔚林《敬敷书院与皖江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思考》[109]，汪青松《敬敷书院与皖江文化的和合内涵》[110]，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111]，阳光宁《池州书院的历史文化考述》[112]，等等，均对安徽书院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
综上所述，经过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书院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既有书院沿革和书院制度层面的梳理与总结，又有对书院进行深层次和交叉领域的综合研究，包括区域书院、书院个案、书院与学术学派、书院与教育、书院与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研究为学界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毋庸置疑，视角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从内容上而言，现有成果偏重于书院制度的演变、书院与学术的发展、书院的学规和章程，且大多集中于著名书院的研究，或侧重于书院相对发达地区的研究。其次，书院研究的视角有必要创新，书院的创建和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联系紧密，只有将书院研究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科联结起来，才能将书院研究放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进行研究。再次，书院内部管理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对书院外部发展研究不够，尤其是对书院社会功能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书院存在于地方社会，其讲学促使儒学平民化的功能；书院化民成俗、教化地方，书院的社会控制功能等值得重视。最后，区域和时段研究存在不足。应把书院置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目前书院研究的时段集中于宋代，明清断代书院研究不足。书院在传播文化、促进学术、推动教育、培养地域化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书院的研究应逐渐由宏观整体的研究转向局部专题的研究，对书院发展的区域性和时段性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