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移民发展趋势研判
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国际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方式更为多样便捷，呈现鲜明时代特点。（1）国际移民在绝对数量上呈较大增长态势，2017年全球移民数量达到2.58亿人（2010年为2.2亿人，2000年为1.73亿人），这反映出当今世界人口跨境流动性依然强劲，但移民数量占总人口数比重未见明显提高（1990年为2.9%，2013年为3.2%，2017年为3.4%）。[3]（2）国际移民流向更加多元，其中南北流动与南南流动是主要形式。与区域间流动相比，国际移民在区域内（如亚洲内部）流动更为频繁。（3）国际移民的性别比例相对均衡，且国际移民多处于工作年龄阶段。2017年国际移民年龄中位数为39岁，比2000年38岁稍长。（4）国际移民数量占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比例要高于占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2017年，64%的国际移民生活在发达国家，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为36%。与2000年相比，前者比重略有上升，而后者则呈下降态势。[4]
面向未来，国际移民的发展趋势可能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国际移民数量继续增加，但占总人口比例变化不大
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中东北非等地区局势动荡，一股强烈的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然而，结合过去数十年的国际移民变化轨迹来判断，未来国际移民的绝对数量将进一步增加：一方面，国际移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无论是从移民文化建构还是移民网络的形成，抑或是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等，都为国际移民的持续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5]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性、全球人口增长与分布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劳动力与资源供需等方面的矛盾，人口跨境流动必然是一种调配资源的重要手段。颇为吊诡的是，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移民赤字”状态，大量的“人才流失”现象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全球发展失衡，并进而令国际移民长期处于不对称流动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实现人口的循环流动是一项重大研究课题。不过，相对于全球人口总数，国际移民数量在世界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应不会有太大变化。
（二）国际非法移民数量总体保持稳定，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态势有望缓解
国际非法移民主要集中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就美国而言，21世纪以来，非法移民数量持续走高，并在2007年达到顶峰，2007年到2010年呈下降态势。2010～2014年非法移民数量保持基本稳定。[6]之所以保持相对稳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大量减少。据皮尤研究报告估算，墨西哥非法移民数量从2007年的690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640万人，2014年再次下降到580万人，约占总数的52%。[7]美国墨西哥非法移民减少的原因具有结构性特征，即墨西哥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经济发展。1970～1975年，一位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6.5个孩子，而2010～2015年减少到2.2个。同时，墨西哥人均收入水平也有较大提升，2011年达到13245美元。随着墨西哥经济前景向好，很多在美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愿意回国就业，而那些原本打算非法移徙的墨西哥人也打消了念头。[8]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9月的研究报告显示，那些表示即便没有合法许可也愿意在美国居留或工作的人数比例从2015年的20%下降到2017年的13%。[9]
此外，特朗普政府加强移民执法与边境管控等措施也是美国非法移民减少的重要因素。例如，2017财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新增执法人员1477人，比2016财年增加14%。[10]在严格边境执法的背景下，穿越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也呈下降趋势。同时，特朗普政府国内执法力度不断加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自2017年1月20日到9月的拘捕案例数达110568例，比2016年同期增长42%。[11]
近年来，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虽保持相对稳定，但从结构来看，来自中美洲地区的非法移民数量大幅增加，其中较大部分是无陪伴未成年非法移民（见表1）。2014年，美国西南部边界的拘捕数据显示，当年中美洲地区的非法移民拘捕案例数首次超过了墨西哥非法移民拘捕案例数，2016年这一现象再次发生。[12]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防范来自中美洲地区的移民借道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已成为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墨西哥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甚至表示要将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与北美自贸协定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加强美国的移民执法力量，如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西南部边境地区部署国民警卫队，为边境巡逻队的移民执法行为提供后勤与情报支持。[13]
表1 2009～2016财年无陪伴未成年人入境数量
欧盟将国际移民视为重大挑战，“欧洲国家倾向于十分紧张地将国际移民视为对其领土、组织、理念的挑战，也是对它们考察自我和他者思维方式的挑战”[14]。2009年，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公众将移民视为三项主要关注的议题之一。[15] 201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欧盟成员国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接受度要远低于美国。[16]另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同样反映出这个特点：56%的美国人认为多样性将令生活更美好，而选取的10个欧盟国家持类似观点的比例均值仅有22%。[17]但是，对欧盟而言，如果考虑到未来的人口结构，则国际移民可能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与此相适应，非法移民问题也有可能会变得缓和。
欧盟成员国的人口结构极不合理，人口老龄化加速，适龄劳动人口锐减，这将使欧盟的生产力、竞争力面临重大挫折，并会引发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可持续，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连锁反应。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研究报告表示，2015～2030年，欧洲人口数量可能有轻微下降，从7.38亿人减少到7.34亿人。同时，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2000年年龄达到或超过60岁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20%，2015年这一数值接近24%，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近30%。[18]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人口数量缩减已不再遥远，而成为一种紧迫的现实。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国际移民报告2017摘要》显示，欧洲2017年的人口规模增长2%，但如果不考虑移民因素，则2017年欧洲的人口数量将萎缩1%。[19]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2014年9月18日，欧盟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联合报告宣称，欧盟不但需要减少性别差异、提升劳动力市场就业效率，而且更重要的仍然是劳动力流动和移民迁入。报告显示，2013～2020年，欧洲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的人口预计将减少750万人，下降2.2%。在移民迁入净人口为零的假设前提下，欧盟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同期将减少1170万人，降幅达3.5%。[20]可见，未来欧洲社会的活力、经济竞争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将与国际移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非法移民将不再是欧洲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吸引移民才是欧洲最重要的挑战。
（三）国际难民问题恐将更加突出，难民保护与治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难民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军事、政治、民族、宗教等纷争与冲突而产生的世界性问题。二战后，国际难民及其保护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相关行动陆续展开。1951年联合国在日内瓦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1966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成为难民保护重要的国际制度基础。这部分难民通常被称为“公约难民”，其主要对象是有正当理由（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等原因）受到迫害的人。然而，由于各国对于“难民”的界定存在政策上的差异性，那些因经济崩溃而形成的“经济难民”、因战乱而引发的“战争难民”、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环境难民”也被许多国家接纳。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某些地区不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如一些小岛国家存在“灭顶之灾”的现实风险；由于国际力量配置出现了分化组合的新态势，大国围绕重点区域的战略博弈明显加强，因此而引发的地缘动荡造成了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如欧洲近年来所经历的移民与难民危机；鉴于历史等原因，一批无国籍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弃儿”，这也构成了国际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南亚的罗兴亚人。
如果说合法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是主动性移徙人口，那么难民（以及流离失所者）则是被动式迁移人口，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更明显。[21]截至2017年底，全球难民（Refugee）总数达到2540万人，比2016年增加290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22]不仅如此，当前难民构成中未成年人也占到了约一半的比重，更加凸显出难民的脆弱性、敏感性。[23]或许正源于此，基于人道主义与保障人权等层面的考量，国际社会逐步建立起国际难民保护机制，并明确了难民保护的若干原则，如宽容和便利原则、不推回原则等。
然而，当前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缺少执行力与保障机制，反映出明显的外部依赖性与脆弱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国际难民的主要安置者（世界前10大难民安置国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9个，其中4个为最不发达国家），但它们的安置能力与经验有限，从而降低了国际难民保护的效率。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发展中国家在2017年安置了经由其认定的难民总数的85%，比2016增加了1个百分点，其中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干达安置难民的数量都在100万人以上，土耳其更是达到了3500万人，连续四年排名第一。同时，最不发达国家为难民提供庇护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达到了联合国难民署托管难民总数的63%。[24]
另一方面，欧美等国在难民安置方面的态度总体消极。为了应对全球移民与难民问题，尤其是应对欧洲难民与移民危机，2017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难民与移民问题纽约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在2018年达成两项全球契约，即“全球难民协议”和“安全、正规和有序的移民全球协议”。然而，2017年12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能支持一个可能会破坏其主权的协议，主张“美国支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主权国家的首要责任是确保移民安全、有序和合法”，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协议》。[25]
无独有偶，欧洲部分国家在面对二战后规模最大的移民与难民潮时不仅不能保障移民的权利，而且还出现了破坏人权的行为，如一些欧洲国家为防止难民涌入，宣称必要时可以对移民开枪射击。[26]一些媒体不断丑化移民（如将移民称为蟑螂）引起目的国民众对移民的恐惧与抵制。[27]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党还将移民与难民视为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在经济形势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民众“反移民”情绪高涨的背景下，这些政党通过大肆渲染移民危机对本国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来激起民众对现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满，从而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民意支持，如2013年成立的德国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首次参选便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在2018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可见，国际移民权利保护，尤其是不规则移民（Grregular Migration）[28]权利保护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