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书旨在以一种学术争论的视角切入公共行政学术史的研究，因而，本书的基本问题是：以西蒙-沃尔多之争为代表的学术争论在“争什么”：其争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争论”以及“这些争论的影响如何”，它们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问题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它们对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怎样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加以批判地消化和吸收？因而，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依托公共行政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西蒙-沃尔多争论为主线，以民主政治与理性官僚制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核心议题，将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置于以“史”为纵轴、以“流派”为横轴的坐标中加以讨论，绘制一幅基于学术争论的公共行政学说史“图景”。
基于上述研究旨趣，本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发掘公共行政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恢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探讨。现代西方公共行政学之所以得以发生，一方面是基于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为特质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美国独特的“反国家主义”政治传统）的必然产物。这两大背景决定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伊始就面临一种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两极徘徊的逻辑困境，前者构成西蒙路径的哲学基石，后者则构成了沃尔多路径的信念支撑。本书将公共行政理论置于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现代性与行政国家这两大背景中加以阐述，以凸显公共行政研究中厚重的历史感，并为全书提供一个观照学术争论的宏大视野。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察了现代性与行政国家这两大背景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的。如果说现代性是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剧院，那么行政国家就是公共行政理论演出的舞台。
（二）深度阐释公共行政学中两大对立路径——西蒙路径和沃尔多路径——的理论基石、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
如果说前两章展现了学术争论得以“演出”的宏大历史舞台，那么，接下来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微观的角度对西蒙和沃尔多各自的行政思想做了一番“细描”，力图从哲学基础、方法论与价值取向等多个角度展现西蒙路径与沃尔多路径的独特之处。西蒙提出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行政理论尽管遭受到了诸多批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经典的理性行政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且与政治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相呼应，从而成为解决公共行政中效率问题的一种令人兴奋的研究途径，至今依然是思考公共行政的一种基本思路。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沃尔多不仅深入揭示和批判了“正统论”公共行政学所存在的反民主特性，在西方公共行政思想史上率先举起了反对“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大旗，更从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为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发展设定了规范理论的议程，开创了公共行政规范理论的研究，从而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三）展现多元研究路径的持续交锋与竞逐共生的景象
第五章通过一一剖析西蒙与沃尔多之间冲突的焦点，提出西沃之争不过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两种对立的哲学方法论、两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延续。第六章探讨了西沃之争之后半个多世纪来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首先从总体上概述了西沃之争以来的公共行政重建运动，然后力图梳理出西蒙路径与沃尔多路径在这些重建运动中的持续交锋现象，最后认为，在西沃之争的影响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持续争鸣与竞逐，西方公共行政学在今天已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态势。第七章则从超越现代性的角度展现了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对主流公共行政学的批评。
（四）提炼基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行政理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第八章是全书的价值旨归，力图阐述公共行政中的学术争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并希望通过将中国学者的视角贡献给这一争论的过程，表达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中国特色的地方性叙事。本书最后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下，西方式的竞争性选举民主并非唯一可取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能够在国家治理中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那么，这种民主行政的方式将更能直接和具体地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意涵。
[1]〔美〕威尔逊：《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孙艳译，三联书店，2006，序言，第4～5页。
[2]George Frederickson，Kevin Smith ＆ Christopher Larimer，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Primer（Third Edition），Westview Press，2016，p.4.
[3]江明修：《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13页。
[4]〔美〕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63页。译文对照英文版略有改动。丹哈特，通常也译为登哈特，本书一般使用“丹哈特”这一译名，但出于对原译者的尊重，不特意改“登哈特”为“丹哈特”。
[5]〔美〕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63页。
[6]在公共行政学术史上，由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开创的而由古利克（Luthur Gulick）集大成的“正统论”（orthodoxy）公共行政学，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具有库恩意义上的“范式”特征的行政理论，该理论一度曾用大写的“POSDCORB”来表征。沃尔多曾说，“正统”一词恰恰表明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自信与共识（〔美〕沃尔多：《公共行政学之研究》，载斯蒂尔曼（Richard Stillman Ⅱ）编、李方等译《公共行政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异端”（heterodoxy）理论的兴起，公共行政学曾有的辉煌自此黯淡，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正统论”的赢得广泛认同的理论。本书所指身份危机也主要是就“正统论”终结之后而言的。
[7]〔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译者序。
[8]Jay D.White，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The Narrative Foundation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9，p.4.
[9]〔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68页。
[10]Herbert 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Fourth Edition），The Free Press，1997.
[11]Dwight Waldo，“Scope of the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cope，Objectives and Methods ，Monograph No.8：1-26.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hiladelphia，1968.
[12]Robert Golembiewski，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eveloping Discipline：Part Ⅰ，Perspectives on Past and Present ，Marcel Dekker，1977.
[13]〔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14]〔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62～63页。
[15]〔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63页。
[16]Dwight Waldo，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andom House，1955.
[17]〔美〕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8]这里的“进步”一词借用劳丹（Larry Laudan）的用法，它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即“科学在智力追求方面的进步”（〔美〕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8页），而与物质进步或社会进步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19]〔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纽南得序。
[20]马骏、刘亚平：《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1]Cf：Jay D.White，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the Narrative Foundation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9，p.4.
[22]Melvin Dubnick，“Dialogue：Knowledge and Research”，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22（2），2000.
[23]〔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24]〔美〕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3页。
[25]〔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8页。
[26]〔美〕全钟燮：《公共行政：设计与问题解决》，黄曙曜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第15页。
[27]〔美〕全钟燮：《公共行政：设计与问题解决》，黄曙曜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第3页。
[28]〔美〕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9页。
[29]转引自江明修《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4页。
[30]〔美〕全钟燮：《公共行政：设计与问题解决》，黄曙曜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第4页。
[31]马骏、刘亚平：《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2]同上。
[33]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页。
[34]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35]竺乾威：《行政学研究的中国化》，《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1期。
[36]竺乾威指出，中国行政学界是一个团结和宽容的学术共同体，“但我们缺乏的是批评和争论，缺乏的是对现有研究提出挑战”，因此，中国行政学的发展“需要呈现一种学派林立、相互争鸣的景象，以繁荣这一研究”。（竺乾威：《行政学研究的中国化》，《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1期。）
[37]余致力：《论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中的正当角色：黑堡宣言的内涵、定位与启示》，《公共行政学报》2000年第4期。
[38]马骏、颜昌武：《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争论：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9]在英文中，Public Administration既可指公共行政实践，也可指公共行政研究，人们通常采用沃尔多的做法，即用首字母大写（Public Administration）表示作为学科的公共行政，用小写（public administration）表示作为实践的公共行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40]〔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8页。
[41]江明修：《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42]〔美〕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竺乾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39页。
[43]〔美〕万斯莱等：《公共行政与治理过程：转变美国的政治对话》（节选）（黑堡宣言），段钢译，《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
[44]〔美〕纽南得：《序：研究理想与现实》，载〔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5]Herbert Simon，“Guest Editorial”，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8，55（5）.
[46]Herbert Simon，“Guest Editorial”，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8，55（5）.
[47]〔美〕沃尔多：《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颜昌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1页。
[48]Ralph Chandler，A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 ，Free Press，1987；Brian Fry，Jos Raadschelders.Maste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From Max Weber to Dwight Waldo ，CQ Press，2008；〔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美〕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项龙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美〕汤普金斯：《公共管理学说史：组织理论与公共管理》，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9]Brack Brown，Richard Stillman，A Search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Ideas and Career of Dwight Waldo ，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86.
[50]Robert Golembiewski，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eveloping Discipline：Part I，Perspectives on Past and Present ，Marcel Dekker，1977.
[51]〔美〕罗森布鲁姆等：《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2]Barry Bozeman ed，Public Management：The State of the Art ，Jossey-Bass，1993.
[53]〔美〕怀特：《公共行政研究的叙事基础》，胡辉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54]方贻岩主编《西方行政思想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55]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117～118页。
[56]George Frederickson，“Herbert Simon and Dwight Waldo”，PA Times， March，2001.
[57]Ibid.
[58]〔美〕达布尼克：《魔鬼、精神与大象》，颜昌武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59]〔美〕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高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0]〔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88页。
[61]郭正林：《政治学的范式推演与路径多元》，载郭正林、肖滨主编《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62]〔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3]蔡立辉：《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
[64]〔美〕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Robert Golembiewski，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eveloping Discipline：Part I，Perspectives on Past and Present ，Marcel Dekker，1977；Michael Harmon，Action Theor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Longman，1981；〔澳〕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5]〔美〕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
[66]〔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67]Robert Golembiewski，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eveloping Discipline：Part I，Perspectives on Past and Present， Marcel Dekker，1977.
[68]Michael Harmon，Action Theor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Longman，1981.
[69]〔澳〕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0]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71]〔美〕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0，第57页。
[72]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73]〔美〕全钟燮：《公共行政：设计与问题解决》，黄曙曜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第130页。
[74]颜良恭：《公共行政中的典范问题》，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第40页。
[75]李宗勋、谢俊义：《“人文学科”或“设计科学”：民主行政的观点》，《中国行政评论》（台湾）1999年第1期。
[76]〔美〕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8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