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现在丹托艺术哲学思想中的地位

上文中已经提到，国外有不少批评家都指出了再现概念在丹托的艺术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正如马克 罗林斯（Mark Rollins）所指出的，对再现概念的持久关注不仅体现在丹托的艺术哲学中，而且贯穿了他的全部哲学。^[86]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批评家的认同。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论及丹托的行动哲学时也指出，“再现概念的重要性是贯穿丹托著作的一个主题，它把丹托关于行动、知识、语言和本体论的观点与他对艺术的兴趣联系在一起。”^[87]大卫·卡里尔则认为，丹托的再现观是笛卡尔式的，而非黑格尔式或德里达式的。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再现观，主张再现内容与再现形式可以截然分开，并且前者不受后者和历史的影响。于是，在丹托那里，萨特和尼采这两位典型的大陆哲学家的思想可以从其原有语境中剥离出来，并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加以表述。^[88]卡里尔本人则倾向于德里达式的再现观，即再现的内容本身受其所采取的再现形式的制约。

在纪念《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和美国美学学会创建50周年的特刊中，时任美国美学学会主席的彼得·基维（Peter Kivy）将丹托的艺术理论称为“新再现论”（neo-representationalism），认为它是在表现论、形式论、维特根斯坦反理论运动和制度理论依次出现之后对18世纪摹仿论的一种回归。彼得·基维认为，新再现论是一种“宏大风格的哲学分析和理论建构”——它建立在绘画艺术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但其结论企图覆盖艺术全体。在他看来，虽然新再现论在应对当代视觉艺术作品提出的难题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却无法应用于纯音乐作品。对后者而言，它甚至连“最初的可行性都不具备”。因此，以视觉艺术作为范式的再现理论，并不能推而广之到音乐和文学范围。基维指出，只有意识到我们现在所统称为“美的艺术”（fine arts）内部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别，才有可能真正推动艺术哲学的发展。在文中，彼得·基维发出一种契合时代风气的呼吁：抛弃丹托那种宏大风格的理论，走向对艺术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89]

诺埃尔·卡罗尔在《艺术哲学：当代的介绍》一书中沿用了“新再现论”这一名称来概括丹托的艺术哲学思想，并同样认为新再现论并不能作为所有艺术的一种普遍理论。^[90]然而，基维主要是从当前“艺术”概念形成的历史性入手，反对一切忽视艺术内部各门类差异的宏大理论；卡罗尔则并不否定这种普遍艺术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在他看来，这种理论本身应该是一种历史叙述。卡罗尔对历史上古希腊的模仿论、再现论和丹托的新再现论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对比。他认为，在古希腊，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作品来说，模仿论是言之成理的。它因而也在西方艺术传统中取得了持久不衰的地位，并影响了18世纪对“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理论建构。当模仿论越来越难以解释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时，再现论作为其修改版本出现了。和模仿相比，再现并不要求形式上的相似，只需要观众意识到某物是用于代表另一物的。因此，再现比模仿包含的范围更广，再现论也比模仿论更具有阐释力。但即使是再现论，也有无法纳于其下的艺术，例如建筑，又例如装饰性艺术。于是，丹托的新再现论又应运而生了。这是一种弱再现论，因为它并不声称艺术作品一定再现某物，而是用“关涉”（about）取代了“再现”，即它主张，艺术作品一定是关涉某物的。卡罗尔把这种关涉性（aboutness）具体解释为艺术作品都有一个主题并且就这个主题表达观点，这种“语义内容”使艺术作品召唤观众对其做出阐释（interpretation）。新再现论在应对现代艺术的极端范例时尤其有效——关涉性和阐释可以把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区别于普通物品。但卡罗尔反对丹托把它普遍化而推至所有艺术作品——在他看来，仍然有些艺术作品不关涉任何事物。^[91]

与卡罗尔的批评态度不同的是，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则对丹托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再现理论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在《丹托论再现、同一性和难以分辨之物》（Danto on Representation，Identity，and Indiscernibles，1998）一文中，他探讨了丹托的美学和历史哲学如何通过再现这一概念互为裨益。安克斯密特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再现理论——相似理论和替代理论，认为丹托的美学是对替代再现论“最精细、最奥微的辩护”。^[92] 他还指出，丹托的再现论与众不同之处是“再现概念和同一性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也是最值得借鉴的地方。^[93]安克斯密特对丹托的替代再现论进行了辩护，主张“再现应该总是一事物代表其他事物，而不应该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作为模型”；^[94]同时，“再现必须不同于它所再现的对象。”^[95]他认为丹托在这些观点上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其难以分辨之物的方法。但是，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丹托、历史和人类生存的悲剧》（Danto，History，and the Tragedy of Human Existence，2003）中，安克斯密特似乎对如何调解丹托的再现观念和难以分辨之物的方法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丹托的全部哲学都可以看作对下面这一再现问题的研究，即再现与被再现对象如何从难以分辨的最初阶段发展为再现与被再现对象分离而获得其独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地位。^[96] 这样一来，难以分辨之物的方法非但不会与丹托的再现观念相矛盾，反而是后者加以展开的重要工具。

可见，不少西方学者都看到了再现是丹托艺术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基维和卡罗尔直接用“新再现论”来称呼丹托的艺术哲学，安克斯密特对丹托的再现概念进行了颇有启发的分析和研究。笔者也正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得到了写作这篇论文的灵感，并产生了对丹托的再现观以及其再现论艺术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兴趣。因为再现不仅是西方艺术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当代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从再现概念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丹托艺术哲学体系建构的逻辑性，也有助于将他的艺术哲学与其整个哲学体系和西方传统艺术哲学、当代其他哲学思潮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定位和评价。

目前国内对于丹托的研究虽然已有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但都止于对他的理论体系做一个整体性的介绍和梳理，还没有人关注到再现这一重要角度。从再现观念的角度阐释丹托的艺术哲学体系首先能够深化对丹托思想的认识，使丹托研究走向深入。其次，国内对再现问题的讨论，主要停留在传统的摹仿论或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层面。文化研究领域对再现问题的讨论，又往往沿用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偏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考察。因此，对丹托的再现论艺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再现问题的认识，更好地把握西方艺术哲学的传统，同时也为当下国内文艺美学界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之争提供另一种理论视角。再次，丹托的再现论艺术哲学是基于当代艺术实践的一种哲学反思。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当代艺术存在很大的误解，对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艺术哲学界对艺术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传统和经典艺术的范围，这使它与当代艺术实践产生了很大的脱节。因此，对丹托的再现论艺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艺术以及人类艺术整体的认识，还能够提高理论界对当下艺术实践的重视，使我们的艺术理论在当下艺术实践的启发中不断发展和更新。

鉴于以上几个方面，本文旨在研究丹托的再现论艺术哲学思想，探讨丹托如何以再现概念为核心来建构其艺术哲学体系和内在的逻辑以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