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青年马克思精神的进一步追寻
成熟的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那么青年马克思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过程呢？毋庸置疑，马克思在提出自己宗教批判思想的过程中受到了历史上诸多伟大无神论思想家的思想和他那个时代先进思想的启迪，但这同时也是他自己内心不断求索的结果。最终，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实现了伟大的创新，找到了彻底消灭宗教、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但这种转变是具体而痛苦的精神历程。我们首先看看学术界是怎样认识中学时期马克思所处的宗教状态的，进而探寻青年马克思的心灵求索之路。
1.3.1 对中学时期马克思宗教思想的认识
近年来，马克思中学时期的作文受到重视，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宗教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对马克思有无一个有神论时期及相关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不同的学者似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塑造”出不同的马克思，给马克思戴上了不同的“帽子”。
第一，中学时期，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从来不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宗教信仰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宗教信仰，马克思不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们主要从马克思生活的城市、家庭、学校和时代特点来分析。当时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马克思不可能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城市和家庭来看，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宗教氛围很浓，但却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时代，马克思生活的特里尔小城和家庭充满了自由主义气的息。[1]
第二，青年马克思具有自然神论的思想。[2]
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于莱茵省特里尔城。特里尔同法国接壤，拿破仑战争中，德国失败，特里尔划归法国。拿破仑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推行资本主义，因此他随着战争播撒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及理念。在其所到之处，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启蒙思想以及战斗的无神论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浓烈的自由主义思潮。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犹太教的影响。但马克思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有教养的开明人士，很早就摆脱了犹太教的束缚。深受法国启蒙精神的影响，他非常喜欢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莱辛等人的思想。1826年，他改信新教，于是把宗教的名字改成了基督教的名字亨利希。马克思就读的特里尔中学同样盛行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因此，这一切“决定了青年马克思的精神信仰和最初的政治方向的选择”。在他的中学文章中已经表现了“自然神论的启蒙主义立场”[3]。
还有学者如李士菊等则更加强调，中学时期，马克思的中学教师和校长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的进步思想如崇尚科学和理性、反对封建迷信、反对蒙昧主义等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们“努力引导学生追求进步的行为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4]。
第三，青年马克思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许多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秦佳教授认为，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是一名“虔诚的路德派基督徒”，“与成熟后的、战斗的马克思，完全判若两人”[5]。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西方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显然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是西方精神的底蕴。在中学学习期间，宗教读本一直是马克思的重要学习内容。聂锦芳教授认为，在马克思的青少年时期，“神学与宗教一直是他成长和运思的背景或底色”，“说马克思是在神性背景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该是一个恰当的指认”[6]。
张贤勇教授的态度则更为明朗。他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宗教和信仰早渗入他的血管中，而他成年以后对宗教的批判之所以如此到位，恰恰同他早年沉浸其间的经历分不开”[7]。当今社会高唱无神论的人不在少数，但其中很多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对宗教问题及宗教信仰本身的认识过于肤浅。因此，张贤勇教授认为，肯定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宗教情怀，不但没有贬低马克思，反而恰恰能说明“他后来的宗教批判不仅有思想基础，而且有独到的见地”[8]。
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首先，宗教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中，从他的内心深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宗教的影响。文化决定着生活的样态，但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教条，它涉及对人生、世界的全面理解，又影响日常生活的具体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带来对生命、对人生的领悟，影响人生观的形成。对于有执着精神追求，有丰富情感和思考的马克思来说，其青年时期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无不打上了宗教文化的烙印，自然地浸淫在宗教文化之中。
改信基督教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犹太人中并不鲜见。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对很多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很大冲击，随后的浪漫主义进一步加大了基督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使得一些犹太人彻底摒弃了自身的宗教信仰，当时很多德国犹太人“已经完全被德国基督教思想所同化”。[9]所以，对马克思来说，父亲的启蒙主义和脱离犹太教、信奉基督教本身都不能直接影响他自己的宗教情怀。
其次，虔诚作为一种宗教情感，与个体心灵和精神禀赋有很大关系。信仰是人的包括知情意在内的全部本质力量的精神活动和体现，人在信仰中寄托着自身的精神和生命关怀。因此，虔诚的信仰是和个体密切相关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追求。用外在的环境来说明一切信仰现象是不客观的。比马克思稍早的费尔巴哈曾深刻地指出，虚伪是这个时代的本质，政治、道德、宗教和科学，无不充满着虚伪。所谓虔诚的基督徒们表面上肯定基督教，实质则背叛和否定基督教，随心所欲地玩弄基督教，曲解教义为自己所用，以至于没有人真正去追问什么是基督教。所以，宗教情感虔诚并能真正追问、反思基督教信仰的人才是道德的、诚实的。这种文化现象对有深刻的精神思考和真切人生追求的人，必然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感是和个人的心灵相关的。因而费尔巴哈感叹：“出自内在必然性而认真地努力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却反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轻率的一知半解，竟被认为是道德的，而确实可靠的完整彻底，却反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10]费尔巴哈分析了其所在时代的特点，将虔诚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知半解是不道德的，没有虔诚地深入，自然无须努力地摆脱。对宗教问题的真正领悟，必然要有这样一个精神的熔炼和虔诚的宗教浸淫过程。
人必须深入其中，才能获得宗教带来的智慧。只有虔诚的情感和身心的完全投入，才能真正扬弃而不是简单抛弃宗教，身心才能得到洗礼，才能有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今天，在如云的信男善女中，有多少人能从内心深处、从灵魂深处真正皈依宗教、与神合一，在虔诚和敬畏中感悟生命的真谛？许多人只是将宗教当作一种文化习俗，来增添文化生活内容，填充贫乏枯燥的生活，或在宗教组织中寻找一种情感的寄托。没有深信或深入，就没有摆脱和超越。恩格斯在给格雷培的信中曾坦言自己焦灼痛苦的心灵之路：“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11]其实，无神论是宗教的秘密。从神回到人本身、扬弃宗教是宗教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基督教对人的关怀和救世思想伴随马克思的一生。
对人的关注，对人的自由的向往，是马克思主要的精神关怀。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一生的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基督教体现的救世主义。诚如安启念教授所说，马克思并不是简单抛弃宗教，他继承了宗教对人的精神的肯定与弘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由此而来”[12]。
我们从前面对马克思中学时期作文的阐述和对青年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领悟，并感受到马克思的真信、虔诚的宗教态度。上文所引用的几位学者的分析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但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马克思又与一般的虔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点：
首先，大信，走向和基督的合一。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没有从经院学派的角度出发，进行信徒和基督一致的理性主义的学术论证。马克思是用心灵的体悟来论证——信是走向合一的路。“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性绝对必要的。”这是马克思大信的表现，只有通过大信，才能走上和基督的合一。
谢文郁将《约翰福音》15章拉回到历史发生的当下：耶稣即将离开，而在耶稣离开之后，人们如何继续跟随耶稣？耶稣把自己比作葡萄树，把门徒比作葡萄枝，是要说明“门徒在信心中跟随耶稣，如同葡萄树枝和葡萄树同在，完全依靠葡萄树供给养分”。在信心中，在大信中，人的理解力会不断提升。所以，只有信，才能让人和基督走向一致，走向合一。耶稣的道是最有力的证明，信是最好的证明途径。在信心中，放弃后天的经验判断，被动地接受耶稣的给予，“这就接通了生命之源”，“信心是通道”[13]。
马克思把宗教建立在道德上，认为人与上帝的结合由人的本性决定。由于这种结合使人的德行提高到真正神性的程度，所以马克思把个人道德完善、自我实现当成宗教的目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宗教信仰——虔诚主义有明显的不同。
其次，对爱的真谛的领悟。
整部《圣经》可以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爱”。马克思领悟到这至高的真谛。“耶稣进而把这种同在关系等同于爱”，“爱是天父——耶稣——圣灵——门徒彼此同在关系的纽带”[14]。耶稣的爱是门徒的生命源泉，耶稣的爱就是天父的爱。耶稣基督告诫信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上帝就是爱本身，上帝爱人是无条件的。人不可爱的时候，上帝派基督来拯救人，让基督代人赎罪，基督将爱作为一种命令。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领悟。人有了对基督的爱，才能体会人神之间的爱的合一，出于对基督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这使德行成为神性的东西。
最后，透过宗教彰显人文关怀。
追求人的尊严，追求个人和人类的高尚，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落脚点，他一生献身人类解放事业。他认为基督教以为和基督的一致可以让人克服恐惧，使人找到自身的尊严，使人找到大爱，真正达到与基督的合一，使人找到心灵的宁静和真正的快乐。安启念教授认为，人道主义主要体现的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思维精神，这不是体现在某一种理论之中，而是体现在各种理论之中。[15]所以，一方面，我们通过青年马克思对基督教教义的领悟，对基督的信从，可以看到其对人自身尊严的关注，和他通过宗教透出的人道情怀。另一方面，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也能解读出基督教所体现的对人的关怀。
当代一些学者认识到，基督的启示具有人道主义情怀，基督以上帝之名关爱人，关注人的道德完善和精神提升。有学者甚至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人道主义，把基督教和其对立面的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16]对此，我们不展开论述，而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宗教与对人的关怀不是对立的，马克思对宗教的解读充满对人的关怀。
1.3.2 青年马克思的精神追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宗教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和生活态度。但宗教不能满足人的一切精神追问，信仰不是人永恒的状态。诚如费尔巴哈所说，从基督教解放出来，完全是出于“内在的必然性”。确实可靠地、完整彻底地解放出来，才是真正对基督教精神的把握和领悟。但这个过程伴随着精神的追寻和困顿，折射出一个人内在的心灵之路。
首先，我们看看青少年马克思生活的环境以及他的精神世界。
特里尔虽然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但其规模很小。在特里尔居住的犹太人并不多，他们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随着法国人的到来，犹太人希望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1801年，首席执政拿破仑·波拿巴从奥地利手里攫取了莱茵河左岸的领土，法国由此确立了对特里尔的统治。1806年，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在写给维也纳的外交大臣施塔迪翁伯爵的信中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将拿破仑视为救世主。”[17]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成了特里尔的第一位具有律师身份的犹太人。拿破仑失败后，特里尔重归普鲁士，曾经在法国统治下担任官方公职的极少数犹太人被逐出政府机构，马克思的父亲也在其中。于是，马克思的父亲面临着必须在职业和宗教信仰之间做出选择的局面。母亲去世后，终于宣布脱离犹太教，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并因此与自己曾经所属的宗教团体决裂，还与弟弟（特里尔的犹太教教士）断绝了关系。1824年，亨利希让自己的孩子在特里尔的一座路德教堂接受了洗礼。从此，他们与犹太教彻底划清界限。亨利希对文学、哲学与科学充满兴趣，对圣西门的理论尤其感兴趣，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深远影响。父亲的经历和思想深深影响着少年马克思的成长。在高中，马克思接触了德籍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已皈依路德教）的作品，也涉猎了歌德与埃斯库罗斯的著作。[18]当时在法国，封建君主政体摇摇欲坠，各种反抗活动频发。德国也受到极端自由主义的冲击。
15岁的马克思总是与父亲谈论法国、犹太教、上帝、道德以及自由等问题。冯·维斯特华伦男爵也将这个青年人视为朋友，并替他打开了阅读莎士比亚著作的大门。他们一起研究荷马、塞万提斯以及当时刚刚去世不久的歌德的著作，还一起讨论法国经济学家圣西门伯爵的思想。马克思的父亲非常赞赏圣西门的理论和观念。在当时圣西门在8年前去世，他在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有很深的影响。
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不可能不影响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时期马克思宽广的精神世界、聪颖过人的智慧和深厚的思想。思考和聪慧可能伴随着对宗教的虔信，从虔信中解放出来也完全出于内在的必然，但其过程必然带来心灵的激荡。
其次，青年马克思的内心求索和精神困顿。
1835年，马克思抵达波恩，开始了大学生涯。刚开始，马克思学习十分认真，除了法律课程外，还学习文学和美学课程。但后来马克思开始了散漫和放诞不羁的生活，深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喜欢诗歌艺术的创作。在科尔纽看来，这是由青年马克思“经受的深刻精神危机引起的”[19]。但科尔纽认为这个精神危机是爱情所致。内心强烈的精神追求、精神冲突和青春的激情，使得马克思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去做每一件事，“他工作，熬夜，与人爆发口角或肢体冲突——他甚至还开始喝酒。他时常出入于酒吧、舞会，并参与互殴，为了提防宗教的敌手，他弄到了一把手枪”[20]。
第二年，在父亲的坚持下，马克思转学去柏林大学学习。他继续读书、喝酒，还进行文学创作，给燕妮写了许多炽热的情诗，并创作历史小说和悲剧。通过他写给父亲的信，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阅读了席勒、歌德、莱辛的著作，阅读了温克尔曼编著的《艺术史》、卢登撰写的《德国史》以及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马克思沸腾的精神世界和无限的求索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说：“永恒的万物感到了自己的局限，就沉思着默默流向前方，直到那神圣的太初思想，披上了文辞和诗歌的盛装。”[21]
这一年，他与父亲频繁通信，探讨法律、文学、政治，甚至哲学。从马克思与他父亲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虽然在思想上能达到很高的认识，但是其践行与思想不一致，生活上表现出青年人常见的毛病：自我、自负、狂躁、思想忧郁而多愁善感等。他的父亲认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他希望这种信仰能成为马克思成长的真正需要。但天资过人、才华横溢的青年马克思必然不可能在迷信的状态下，在战战兢兢、谨言慎行中，通过外在约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道德和精神的提升。可见，马克思曾有的基督教理想已不能安抚他充满活力的心和执着的精神。因此，在生活中马克思不再循规蹈矩，他的行为和他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他的精神不再依偎上帝温暖的怀抱，而走上了艰苦的探索之路。精神的迷狂必然伴随他走过不懈追求的青春岁月。马克思思想的狂飙突进，超凡的追索让他的父亲不禁对他表示担忧：“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天赋相称？”[22]
在波恩大学和在柏林大学的开始，青年马克思的表现和中学作文的思想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麦克莱伦认为这时的马克思展现的是“一个离群索居天才的取向”。[23]
从马克思在此期间所作的献给未婚妻燕妮的诗作和献给父亲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此时的精神状态。马克思在一年后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焦灼的内心和外在的冲动。科尔纽认为，这些诗作的浪漫主义“表现了他的精神的动荡和发展”[24]。国内则有学者直接认为，此时的马克思“似乎已不再是上帝的虔诚信徒”[25]。马克思的焦虑本身就是由青年马克思和自己生命成长中接受和形成的固有观念和传统信仰的决裂所致，马克思在信中明确地告诉他的父亲：“我最神圣的神被毁掉了，必须用新的神来填补这个位置。”[26]
1.3.3 青年马克思与宗教的决裂意识
柏林大学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大学，其学生非常勤奋。很快，马克思带着极大的热情开始学习。在科尔纽看来，那些诗歌表现出马克思心灵的激荡和感情的冲动，描摹出马克思对自由的向往与对未来和遥远事物的憧憬，而这一切都是马克思“经历的深刻变革的表现，这种变革很快就促使他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27]。
在1837年2月的一封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谈到自己的转变。青年马克思从理性主义转向现实，并力图梳理出现实的观念。马克思意识到，没有哲学，这一切根本无法进行。因此，马克思走进了哲学。
虽然柏林大学是黑格尔思想的中心，但马克思开始并不喜欢黑格尔哲学。几经文学、法学和哲学的辗转，几经理性主义和现实的交错，马克思才真正进入黑格尔哲学。这种转变是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实现的，“从这时起就基本上决定了他的精神发展”[28]。马克思沉迷于《精神现象学》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黑格尔高度赞扬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敢于承担死亡，绝不流于世俗，绝不苟且于被蹂躏的生命。从中可见马克思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担当。他的女婿保罗·拉法格证实：“我时常听到他不断提及他青年时代的哲学老师黑格尔：‘就算是强盗的罪恶想法也比上苍的奇观更加伟大和高贵’。”[29]这句充满无神论精神的格言足以表现黑格尔对他的影响。
当时的柏林大学是那个时代思想斗争的中心。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思想在德国的知识界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黑格尔曾经在柏林大学讲了十几年的哲学课，在逝世后许多讲座仍然由他的学生主持。深受康德、费希特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卢梭思想的影响，年轻的马克思起初反对黑格尔哲学，但后来却成了黑格尔的弟子。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学派开始分裂，他的弟子从他的哲学中引申出大相径庭的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其中一些思想相同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即“博士俱乐部”，研究黑格尔哲学及辩证法。其中有些人在不久后的青年黑格尔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俱乐部汇集了一批最有天赋且最具战斗精神的年轻哲学家，外人很难加入。而作为学生的年轻的马克思，凭借自己具备的渊博学识、精神气魄、辛辣的文风以及果敢的胆识，成为了俱乐部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导人。
当时偏左的黑格尔主义者主张，要区分两个不同的黑格尔：“一个是真实的黑格尔，他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批判现存的制度”[30]；一个则是维护官方利益的黑格尔。当然，青年黑格尔派公开宣称，黑格尔思想中被隐藏起来的深刻含义正是无神论思想。这些年轻人认为，首先要把民众和国家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把宗教批判写在自己的大旗上。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的一员，马克思已经走上了宗教批判的路。
在《爱之书》第一部中的《人的自豪》这首诗中，马克思写道：“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3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战斗精神、马克思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豪情和他的无神论精神。在《黑格尔讽刺短诗》中，马克思写出了对人性伟大的肯定：“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
注释
[1] 参见陈荣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37页。
[2] 学术界看法不一。梅林在《马克思传》中，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没有明确下结论。俄罗斯学者奥伊泽尔曼和德国学者格·门格认为，青年马克思具有自然神论观点。（参见上书，70页。）
[3] 陈荣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71页。
[4] 李士菊、郝瑞斌：《学生时代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变化——从〈中学毕业作文〉到〈博士论文〉》，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5] 秦佳：《找寻马克思宗教思想的演进轨迹》，载《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2（1）。
[6] 聂锦芳：《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观照》，载《求是学刊》，2004（2）。
[7] 张贤勇：《解释：读出与读入——马克思中学毕业宗教作文阅读札记》，载《现代哲学》，2005（3）。
[8] 张贤勇：《解释：读出与读入——马克思中学毕业宗教作文阅读札记》，载《现代哲学》，2005（3）。
[9] 马克斯·比尔：《马克思传：替时代背书的人》，王铮译，25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
[10]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1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1卷，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 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132页。
[13] 谢文郁：《道路与真理》，425页。
[14] 同上书，427页。
[15] 参见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31页。
[16] 参见杜丽燕：《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7] 转引自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8] 参见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15页。
[19]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70页。
[20] 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1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695～69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541页，2004。
[23]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4] 转引上书，75页。
[25] 秦佳：《找寻马克思宗教思想的演进轨迹》，载《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2（1）。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76～77页。
[28] 同上书，109页。
[29] 转引自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陈钥、陈蕊译，19页。
[30] 同上书，2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