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新认知城市的性质
一、城市性质的多元解读
为了增进对城市性质的理解，有必要回顾一下相关学科对城市性质的界定。
建筑学把城市理解为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结合体，凸显了城市的建筑物密集特征。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物及其周围环境的学科，旨在总结人类建筑活动的经验，以指导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改进人居环境体系。在建筑学看来，城市发展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人在精神上的需求，城市建筑需要审慎考虑建筑的规模、材料、通风、采光等因素，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空间。
地理学将城市界定为人类聚落体系的一种类型，即大于村庄、镇的人类居住和生活场所，凸显了城市的聚落特征。人文地理学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村庄—镇—城市—大城市”的聚落体系发展历程[1]。城市以非农活动为主，人口规模大，建筑密度大，社会结构复杂，具有与村庄明显不同的社会特征。城市地理学者理查德·P．格林等指出，“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口密度、较拥挤的空间、较高层次的经济活动，有更广泛区域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复杂的经济组织，蕴涵都市主义和城市价值的社会特征，具有更加有力和复杂的管理”[2]。
在经济学的理解中，城市是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地，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某一区域或国家的经济中心，它凸显了城市的经济要素集聚特征。阿瑟·奥沙利文将城市定义为“在相对狭小的面积里居住着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3]。城市在有限的区域内，集中了大量企业、家庭和居民，是商业、工业、金融、房地产、信息等非农产业的集聚地。城市经济具有随着规模增长而报酬递增效应，当经济规模扩大时，“产出增长大于支出增长”[4]。随着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城市会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使城市比农村更有活力，产业更为齐全。
社会学将城市描述为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居住共同体，凸显了城市的社会分化和人口的异质性特征。路易斯·沃思将社会关系分为初级、次级、第三级关系[5]。乡村社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是面对面的初级社会关系，而城市主要由次级、第三级关系所支配，人们被陌生人所包围。社会学关注于城市社会阶层、民族、种族的多样性，不同的社群不仅生活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而且通常也在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社会学者常用“竞技场”“巴比伦”“波西米亚”“马赛克”“万花筒”“迷宫”“城中村”等词语描述城市人群的多样性[6]。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科对城市性质的理解具有差异性，分别凸显了城市的不同属性。建筑学关注于城市的建筑密度、建筑风格、人居空间布局；地理学关注于城市的人文、经济地理和空间结构特征；经济学聚焦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社会学关注于城市的社会分化、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由于关注的领域不同，上述学科分别提出各自的城市研究议题，构建了各自的知识体系，彼此之间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共同推动着城市研究的理论发展。
斯特劳斯、科宾提出，理论是“通过关系陈述而发展良好的一组相关概念，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整合的模式，而该模式能够用于解释或预测现象”[7]。通常所说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或一组概念组成，用于解释或预测某种现象。概念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元素，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概括或抽象，它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性质的一种认识。对于政府管理来讲，认识城市发展规律，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有必要基于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从最基本的概念界定入手，去把握城市的性质，推进理论发展，促进新理念、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二、城市性质的新理解
在考察城市时，人们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筑密集、工商业发达、交通便捷等视觉容易捕捉到的硬件元素，而忽略那些不易观察到的软件因素，如城市规划、安全防卫、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活动。理解城市的本原属性，需要透过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建筑、景观、经济、社会等因素，把握城市最基本的功能。
芒福德通过考察城市的起源和演变，提出“在城市成为人类的永久性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聚会的地点”，“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而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8]。芒福德提出，城市发展的最初胚胎，是由于一些地点具有特殊的“磁性”，而成为人类的汇聚地点，“这类地点除了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必须具有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因此它们能把许多家族或氏族团体的人群在不同季节里吸引回来”[9]。
城市的“磁性”既有赖于优良的自然条件，也有赖于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构造的人工环境。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看，这种人工环境就是通常所讲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早期的城市普遍筑有封闭的城墙，具有防卫功能。《墨子·七患》曰：“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城外为郭”。《古今注》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除了防御功能外，早期城市还发展出了朝觐、圣地、庙宇、圣祠、仪典、集市、仓廪等功能。
基于上述，我们可将城市定义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聚的地理空间，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城市发展有赖于优质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城市兼有“磁体”和“容器”功能，其中，优质公共服务发挥了“磁体”功能，它吸引人们进城居住，形成人口集聚，促进了劳动分工和工商业发展，城市进而具备了“容器”功能。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贤就指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追求“优良的生活”[10]。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之所以能够提升生活品质，就在于拥有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居民可享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成本，公共服务种类越多、质量越高、配套越好，财政支出也越高。比较而言，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要少得多，服务质量、配套性也不及城市地区。对于边远、落后地区来讲，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仅限于通路、通电（力）、通邮、通电话、通广播、通电视等“村村通”工程，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最起码的民生保障。
早期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有限，仅限于安全、秩序和仪式。而且，早期的公共服务只面向统治阶层，不向普通社会成员开放。芒福德指出，“先古城市最初只是在坚强、统一、自为的领导之下的一种人力集中，它只是一种工具，主要用以统治人和控制自然，使城市社区本身服务于神明”[11]。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城市的功能不断扩展，出现了祭祀、宗教、集市、娱乐、社会交往等专门活动，新的职业类别不断产生，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泛地覆盖普通民众。
注释
[1]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0．
[2]理查德·P﹒格林，詹姆斯·B﹒皮克．城市地理学．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21．
[3]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第六版．周京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4]Brendan O Flaherty.City Econom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12,572573.
[5]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44:324.
[6]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6．
[7]AnselmStrauss,Juliet Corbin.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Sage Publications,Thousand Oaks,1998:15.
[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
[9]同②．
[10]亚里士多德提出：“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7．）
[11]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