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能、勤、绩、廉的意涵
（一）德的概念释义
德，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好的内在品格和价值观。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古今中外对德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提出了相应的关于德的标准。
1.我国古代对“德”的理解
“德”在古汉语中有四种解释：（1）道德、品德。如《广韵·德韵》里说：“德，德行。”就是说“德”字的本意是指道德和品行。（2）恩德、恩惠。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3）德政、功德。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吾不以一眚掩大德。”（4）福。如《礼记·哀公问》中：“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这些解释分别强调了对不同阶级“德”要求的不同方面，其中道德、品德主要侧重于强调普通人在行为处事方面的“德”，而德政、功德则更侧重突出统治阶级在实行政治领导和政策决定方面的“德”。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修养，非常注重对德进行深入考察。在夏商周时期，就对官员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要求。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将“道”与“德”联系起来，“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此处的“道”指的是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德”是指玄妙之德、单纯之德，即“朴德”的意思。“朴德”被后人解释成人世的德性、品行。在儒家看来，一个人的德集中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讲的就是德在治国中的重要性。“道德”一词连用开始于《荀子·劝学》：“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人们如果想达到道德的境界，需要用“礼”来规定行为。这里的“礼”指的是原则、行为规范等。[1]秦代《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对官吏应遵循的道德品行做了比较明确的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2]《唐六典》提出考核官吏的“四善二十七最”法，其中“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考察的是官员的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等内容。《明会要》对官吏的道德做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所有官吏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关心朝政，敢于犯颜直谏，及时纠正决策的失误；为政清廉，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贪污受贿；不得弄虚作假；忠于职守，坚守岗位；有准确的判断力，勇于支持新事物；处理好家庭事务，孝顺父母等。[3]
中国历朝历代对“德”具体内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西周的“六德”包括“知（智）、仁、圣、义、中、和”；秦朝的“五善”，分别为“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强调的是忠顺、廉洁、谨慎、善良、谦让；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中正六条”，即“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侧重忠诚、孝顺、友爱、洁身自好、信义等品质，其中“学以为己”更是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修养的提高和道德生命的完美；唐朝的“四善”则包括“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说明唐朝重视道德、清廉、公平、勤劳等品质，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德”是排在第一位的。总之，各朝代对“德”的定义与具体要求虽不尽相同，但中心思想是一样的：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必须要有良好的品性和正派的行为处事作风。同样地，在不同的领域里“德”字也有不同的含义，分别侧重于不同的品性。如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修身五德，而兵家以“智、信、仁、勇、严”为将之五德。但不管怎么说，“德”总是代表着美好的品质，有了高尚的品德才会受人尊重，所谓“德高望重”就是这个道理。
2.西方社会对“德”的认识
在西方文化中，“德”一般被翻译为“virtue”，而“virtue”的本义是“善行，德行，美德；品行道德和伦理原则；贞操，贞洁；长处，优点；效能，功效”。“道德”一词则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在古希腊，美德最初是被理解为人所特有的角色和功能。[4]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美德在内涵上是一种内化性品质，是人伦型美德；但在古希腊，美德在内涵上是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是个体型美德。古希腊推崇“美德即知识”，侧重外在美德教化，认为美德并不是公民生而有之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获得，只要教化得宜，每位公民都可以拥有美德。古希腊还特别突出了美德对实现城邦幸福的功能，美德可以约束权力，甚至选择权力，因此城邦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公民美德的教育。因此，在思想主调上，中国古代美德伦理思想具有情感主义特点，而古希腊美德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特点。[5]在西方美德伦理学中，“美德”被理解为内在的性格特质。在柏拉图著作中，美德有四种，分别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纠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统治者必须拥有完善的品德。亚里士多德则说：“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好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6]换言之，城邦或国家，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谨慎、正义、仁慈、自我节制等美德。所谓正义不仅包含狭义的和广义的正义所应有的职责，也包括一切别的美德，如谨慎、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7]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道德专指个体的德行、行为和良心，伦理则是指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前者为价值观，后者为角色伦理。要维护它们之间的和谐，需要正义的感觉，即在概念中的抽象客观意志和同样抽象的个人主观意志的统一。[8]在现代西方国家，对“德”的理解的重点放在价值观上，对“德”的评价的标准则侧重于对角色伦理的界定。罗尔在《公共服务、伦理以及宪政实践》一书中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提到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认为公务员的伦理选择分为三类：高尚之路、中间道路和低级选择。高尚之路追随宪法精神和内心对崇高职业道德标准的追求，中间道路从属于组织任务和目标的需求，而低级选择为无原则地听从直接主管的命令和选择。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陆续颁布了各类公务员伦理法规。
3.从古至今对“官德”的认知
“官德”是“德”概念的一个重要分支，“官德”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对于“官德”的认知自古有之。提到“官德”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他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为政以德”和“为官以德”的思想。其中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为官者最重要的法则是要“明德”，要明晓自身本质的德性，弘扬高尚的品德，同时革新百姓使之去恶从善，才能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其进一步指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正心、修身”就是为官的基本要求，是平天下的根本。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最核心的是要提高为官者的道德修养。
各朝代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也离不开对“官德”的要求。西周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与品行，以“六德”与“六行”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对官吏的德行做出了十二条明确详细的规定。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准绳，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秦朝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记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可见秦朝时通过奖惩制度来强调官德的重要性，对官员的道德品行具有激励和威慑作用。汉代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制度，推举人才的标准是“四科取士”。“四科取士”是指任官必须具备的四个标准：“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刚毅多略。”可见，汉代选拔官吏的标准将“德行”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标准。唐朝实行科举考试选官制度，通过科举考试后正式授予官职前，还须经过吏部的考核。根据《通典·选举》记载“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其中的“先以德行”就明确强调了官吏选拔以德为先、以德为重的标准。明清时期则把官德的概念概括为“清、慎、勤”三种品质。清朝的陈宏谋在所著《从政遗规》一书中总结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即指清正廉洁。西晋傅玄在《傅子·曲制篇》中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就是说官吏无欲无求懂得知足，就不会产生贪污腐败，这就对官吏提出了“清廉”的官德要求。“慎”即为谨言慎行。如《礼记·大学》中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儒家讲究的重要概念，是对个人道德水平的至高要求，意思是一个人独处时还能保持谨慎不苟，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勤”就是指恪尽职守。清叶廷琯在《吹网录·三河县辽碑》说：“是时耶律氏国势已衰，而县令犹知勤政爱民。”可见官德思想中提倡官吏要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如果再加上一个“公”，即公正无私，官德的内涵会更加饱满丰富。清初朱舜水在《伯养说》中说“公则生明”，说明为官者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就会光明磊落，不遭人诟病，所以官德思想理应强调官吏公正无私的品质。纵观历朝文献著作对官德思想的种种规定和论述，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官德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公正无私，清廉勤谨。”
“官德”思想发展到现代，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许多专家学者对“官德”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邱小玲（2010）指出：“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也是官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9]柳思羽（2013）认为：“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用权的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为决定社会道德的尺度。”[10]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是认为“官德”就是在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政治权力人员的行为规范，侧重强调官员干部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其他学者对“官德”的内涵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如傅学俭（2011）强调：“德的核心是价值观，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核心就体现为党性。一些领导干部‘缺德’的突出表现是党性丧失、信仰动摇、纪律松弛、责任淡化、生活腐化。”[11]傅永吉（2015）认为：“官德，是社会道德水平的风向标、定盘星。拯救社会道德文化，匡正全社会的道德生态，扭转官德失范是关键。坐到官椅上，就必须遵守道德。具有高尚的道德是为官的起点、根基。”[12]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是认为“官德”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重要反映，官场的权力腐败，都是源于官员干部们“官德”的缺失。
综上，中西方对“德”的概念认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都把“德”看作一个人好的内在品格和价值观。德是党政领导干部人才素质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原则，科学评价领导干部的德也是党长期开展干部考核工作的基本要求。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13]1943年周恩来同志在谈挑选干部的标准时说：“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14]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队伍要实行“四化”时，就把“革命化”放在首位，突出强调遵守政治纪律和服从组织安排。之后，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干部“高素质标准”。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表述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习近平同志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识别干部的德，要注重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15]2011年，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廉洁自律为重点，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干部的政治品质，主要考核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律、党性原则等方面的表现。……考核干部的道德品行，主要考核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由此可知，干部的“德”被划分成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四个方面，这也是绝大多数省市、机构对干部的德进行考核的主要内容。
（二）能的概念释义
能，是指个体或组织能够成功完成工作中各项任务的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中，“能”通常与“才”联系在一起，对能的内涵及其构成的认识也存在多种释义。
1.我国古代对“能”的理解
从原始社会初期到清朝末年，选拔官吏的标准大体上经历技能至上、贤能共举、强者为王、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等时期，但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提高官员素质，进而提高治国执政的能力，巩固已得到的政权。原始社会初期，部落首领往往是发明工具和技术的人，比如有巢氏发明了栖树而居的技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技术造福人类，他们成为部落的首领。远古时代的“贤”首先是多才多艺，能够用才和艺为众人造福，并不是追求没有载体的虚德。原始社会末期和进入奴隶社会后，开始了强者为王的时期，强者一旦为王，就开始强调“德”，在选拔秀士上要求“考其德行道艺”，而后进官学修业，业成为官。[16]《周礼·保氏》记载了周王朝官学要求贵族子弟掌握的六种技艺，“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春秋战国时期适应社会大变革、诸侯争霸的需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孔子提出，君子之道有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中“仁”属于德，“知”和“勇”属于才智能力。古代秦国对于官员有三方面的能力要求，即：通晓法律的能力，处理政务、军务的能力，驾驭百姓、收拢民心的能力。秦律对官吏的能力要求是法家思想“因能而受官”的表现[17]，其官员能力考评标准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西汉选官开始系统强调德才兼备，如“四科”规定：“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18]三国时期，为取得和巩固政权，选官主要看才能。《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对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重用能人，特别是大量重用有才能的布衣之士十分佩服，呼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先后三次颁下求贤令，希望天下贤能之士“吾得而用之”。傅嘏在《难刘劭考课法论》中谈道，“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唐代的“二十七最”是以职业不同划分对二十七种不同职能部门官员履职能力的要求。宋代司马光对德才二者关系的概括堪称经典，“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同时指出，“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即聪慧、明察、刚强、坚毅这一类素质属于“才”，心术端正、诚实正直、中庸适度、宽和仁爱这一类素质属于“德”。[19]
2.关于“能”的多学科解释
《辞海》对能力的解释为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分为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两类，前者指进行各种活动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抽象概括力等；后者指从事某些专业性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如数学能力、音乐绘画能力或飞行能力等。《牛津英文词典》将能力“ability”解释为“a level of skill or intelligence”，即技巧或智力水平。
人类早期的能力研究开始于心理学领域。能力最早是心理学的概念，后来随着其他各类学科的发展，基于不同视角的解释，能力的概念得到扩充丰富。心理学对能力的解释以个性心理特征说最为人们所接受，该观点对能力的释义是：“首先，能力和活动是紧密相连的，离开了具体活动，能力就无法形成和表现。其次，能力是顺利完成某种活动直接有效的心理特征，而不是顺利完成某种活动的全部心理条件。”[20]心理学还将人的能力分为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两个维度，实际能力已经被人获得并能够表现出来，潜在能力是某人可能获得的能力或者达到的水平。哲学领域认为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驾驭某种活动的实际本领、能量，是实现人的价值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生命中的积极力量。韩庆祥教授认为能力有如下特征：经验观察性和可确证性，现实性，全面性，质量性，做事的实效性，一致性，属人性。[21]行为主义的能力概念把能力看成一系列孤立的行为，能力与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相联系，既可以分解，也可以测量，强调任务技能，注重能力目标行为化。行为主义者从一般素质和整合的角度来区分能力概念，前者将能力视为具有普遍操作性的一般素质，是掌握具体的任务技能的基础，也是促进个体能力迁移的基础；后者认为能力是个体在现实的职业工作表现中体现出来的才智、技能和态度的整合。管理学对能力的定义是一系列系统管理技能、领导能力等的总称，从根本上说就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能力，认为管理者须具备决断能力、应变能力、承受压力能力、激励能力、领导能力等。
3.干部的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
领导干部的能力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能，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焦点。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执政能力”概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初步概括。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党的“本领”与“五个方面的能力”两个方面，对党的执政能力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概括：“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五个方面的能力即“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主体上讲，既涉及各级党组织，也涉及党员、干部，还涉及党的整体。从内容上看，既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处理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也指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通过执政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能力。[22]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是其自身思想理论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综合反映，通常表现为实际的工作能力。2010年，习近平同志结合推动科学发展观落实，提出了著名的干部选用“四有论”，即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真正把那些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谋划科学发展有思路、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造就推动科学发展的骨干队伍。
（三）勤的概念释义
勤，一般含义指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勤于政务”，是勤政敬业的工作精神和行为表现。我国古代的勤政思想对历朝的官德规范和治国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1.我国古代对“勤”的理解
“勤”在古汉语中有四种解释：（1）辛劳；劳苦。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勤而无所，必有悖心。”（2）勤奋；勤勉。如李商隐《咏史二首·其二》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3）殷勤。如《训俭示康》中：“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4）努力；尽力。如《孔雀东南飞》中：“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而勤政，就是恪尽职守，勤于政事，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
统治者必须勤政，这是被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了的一个普遍的真理。我国古代勤政思想非常丰富。宋代真德秀在《渝州县官僚》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他还就“勤”对官员的重要性进行了相应阐述：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孤朝寄，而下负民望乎。这表明“勤”是为官者的本分，一要对得起国家给予的爵位和俸禄，二要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寄望。[23]宋代田锡曾说“臣道务勤，勤则职业修而事无壅塞”，认为为臣者要把“勤”作为首要的从政理念，只要“百职如是各举其业，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则何忧事不允厘，何虑民不受赐”[24]。何谓勤？春秋时期的《晏子春秋》中讲，勤谓“尽力守职不怠，奉官从上不敢惰，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元人徐元瑞说：“勤，谓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呈押文字，发遣公事，务为敏速，耻犯稽迟；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25]意即，勤就是要为官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恪尽职守。不懒惰，不懈怠。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民受其弊。清代刚毅在《居官镜·臣道》中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古人认为，勤政不是盲动，不科学的勤政，只能带来更大的失误；勤政必须讲“道”，不顺应客观规律，只能受到惩罚；勤政必须讲“众”，一人独勤，难以进行科学管理；勤政还必须讲“义”，如果只为私利，则容易误入歧途，有损吏治。因而勤政必须讲“勤”、讲“道”、讲“众”、讲“义”。[26]关于如何做到勤政，古代官吏对此也有不同的论述。如明朝张居正推行考成法，一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使朝中政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又如清朝康熙和雍正都认为勤政的核心是务实。康熙曾说：“君临天下之道，惟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清圣祖实录》）雍正也说：“为治之道，要在实务，不尚虚名，朕缵承丕墓，时刻以吏治生民为念。”（《清世宗实录》）清代名臣曾国藩说得更具体，“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经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累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27]。
2.关于“勤”的现代意涵
勤政首先是一种职业态度，它表明为官者承担着职业责任，体现官员自觉完成岗位职责的心态；其次，勤政也是将职业责任化为职业行为的品德。勤政不仅指心中如何想，更重要的看如何行动。这种品德一经形成，就变成自觉行动。所以，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说，勤政是奋发有为致力政务的志向，是不畏艰辛对待政务的精神，是兢兢业业从事政务的行为。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即将执政的共产党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1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党的八大又明确提出要把国家机关建设成为勤勉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这一目标。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上、生活上特殊化的权利。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好干部的20字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勤，便是勤奋，党员干部唯有勤奋，戒懒散，才能把工作做好，要做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人民公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实，便是务实，好的干部，谋发展、求进步，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求真务实、不玩虚招，真抓实干、不务虚功，实事求是、不搞花架子，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的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关键问题上。
勤政中的“勤”，是干部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责任心。考察干部的“勤”，就是要看干部是否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是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否具有坚强的毅力、积极进取，是否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真话、办实事、求效率。对领导干部“勤”的考察要在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构中真正把握它、衡量它，也应本着具体化和量化的原则，注重与实绩的结合，通过干部的实绩来判断干部的工作态度是否认真、工作作风是否扎实，力戒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四）绩的概念释义
绩，一般意义上是指个体、团队或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效果。绩效一词来自西方，原意指表现和成绩，最早在企业中使用。performance通常译为“绩效”或“业绩”，在中文文献中也有人采用“实绩”“效绩”“政绩”等词汇来表达performance的意思。
1.关于“绩”的多学科解释
在社会化生产初期，生产率是衡量绩效水平的唯一标准，但随着管理实践的深入，人们对绩效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逐渐发生变化。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绩效是指成绩和效益；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绩效是组织期望的结果，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包括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两个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绩效与薪酬是员工和组织之间的对等承诺关系，体现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绩效是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薪酬则是组织对员工的承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绩效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社会分工所确定的角色承担他相应的职责。绩效用于经济管理活动中是指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和成效；用于公共管理活动中，则是一个包含多元目标在内的概念；用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是指主体行为或结果中的投入产出比，即一个组织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投入产出情况。因此，绩效是一个多义、多维的概念，观察和测量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2.关于“绩”的典型观点
对绩效概念的探索首先起源于对个体绩效的界定。对于个人绩效的内涵，学者们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绩效是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绩效是行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绩效是行为和结果的统一体（如表1-1所示）。无论是“绩效结果观”还是“绩效行为观”，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把绩效作为结果，会导致行为过程缺乏有效监控和正确引导，不利于团队合作、组织协同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把绩效作为行为，则容易导致行为短期化，使员工拘泥于具体工作，缺乏长远规划，从而使预期结果难以实现。因此，“绩效结果观”和“绩效行为观”都无法全面、完整、准确地描述绩效的内涵。而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绩效更强调一个工作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绩效包括了工作行为及其结果。当我们对绩效进行评价时，不仅要考虑投入（行为），也要考虑产出（结果）。更多的学者提出，应当采用更为宽泛的概念来界定个人绩效，将个人绩效定义为“行为与结果的统一”更为恰当。
因此，绩效应该是行为和结果的统一。
表1-1 关于个人绩效的不同观点及划分
随着管理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深入，绩效的内涵获得了新的发展。由于组织通常由若干个群体（包含部门和团队两类）组成，而群体又由员工组成，对应不同层面的工作活动主体，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不同层面的绩效。因此，按照被衡量行为主体的多样性，绩效可以从组织架构层次角度划分为组织绩效、部门绩效和个人绩效三个层次。尽管组织绩效、部门绩效和个人绩效有所差异，但三者又密切相关。组织绩效、部门绩效、个人绩效三个层次的绩效既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的，又是浑然一体的。一方面组织绩效是管理活动的目标所在，脱离了组织绩效和部门绩效的个人绩效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组织绩效是通过个人绩效实现的，离开个人绩效，也就无所谓组织绩效和部门绩效。由此所谓绩效是指组织及个人的履职表现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是组织期望的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组织不同层面上的工作行为及其结果，它是组织的使命、核心价值观、愿景及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
3.关于干部“绩”的含义
干部的“绩”主要是指其工作实绩，即完成任务目标和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取得的绩效等，包括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和产生的效益。在考“绩”时不仅要考核工作的数量、质量，更要考核其工作为组织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绩的考核要看领导干部是否具有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重点看他们是否在规定期限内按质、按量或超额完成工作任务，是否取得明显成效或突出贡献。对于每一个体而言，其工作过程及其最终结果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绩效不应当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而应该能够通过一定的测量方法或评估技术进行认定。诚然，在政府实践中，有些工作确实因为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在实现绩效考核的操作化方面存在种种困难，例如政府接待工作难以通过接待对象获取准确的满意度评价信息；制度建设工作方面也难以设置合理的评估指标来衡量最终的绩效结果。学者林奇和戴伊在研究美国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时也曾指出，“绩效之不易衡量为公共组织之特征，政府绩效评估在实际中常常存在多种限制，如内部无能、政府绩效的因果关系难以确认、公共组织很少能控制环境因素等”[28]。公共组织绩效评估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有些困难是我们无法通过努力就改变的，如产出的特殊性和目标的多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束手无策，也不能说这些工作就无法衡量，而是要在绩效测量和评价的方法技术上有更多改进和尝试，在绩效内容和标准分析、绩效记录、指标选择和设计、结果分析等环节做到更科学、更细致。
（五）廉的概念释义
廉，是指个人、组织或社会廉洁自律的情况。
1.我国古代对“廉”的理解
“廉”最早是指堂屋的侧边：廉隅（棱角，喻品行端方，有气节）。而后，在《广雅》中有“廉，清也”，把“廉”当作廉洁之意，即不贪污，廉正，廉明。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洪向华认为：“廉就是指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的表现。考核领导干部的廉，就是考核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情况。”[29]本书认为，廉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外在状态，可引申为清、正、廉、洁四个方面，即明辨是非、奉公守法、为政以廉、洁身自好。廉，是道德内容的一部分，源于道德又高于道德，包括政治、思想、组织、生活等多方面，上升为干部考评的一项重要指标。廉作为党政干部考核的内容，始见于200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将对领导干部考察的内容由过去的德、能、勤、绩改为德、能、勤、绩、廉。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提出要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
“民不畏我严，畏我廉，廉生威；民不服我能，服我公，公生明”，讲的是廉洁从政的基本道理。“廉政”的概念不同于“廉洁”。“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含义是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清正廉洁。《周礼·天官冢宰》有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此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产生的标志。[30]赵连章认为：“廉政”一般为廉洁从政之意。“廉”一指廉洁，不腐化，不贪污；二指节约节俭，不奢侈浪费。“政”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也就是狭义上的政府，它还应包括政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我国甚至还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某些企事业单位。总之，廉政就是要求党政干部遵纪守法、克己奉公、公私分明、恪尽职守、勤俭节约，而不是贪赃枉法、私欲横流、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奢靡铺张。
2.关于腐败的理解
腐败是廉洁的反义词，根据《辞海》解释，意指腐烂；败坏、堕落；混乱、黑暗——专门用以描绘某种恶劣状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大辞典》，腐败是指“党政干部利用职权违反法律、纪律或道德规范而背离既定的管理宗旨和目标的现象”。2005年中纪委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列举了如下三种会被看成腐败行为的情形：一是违纪违法的行为；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的行为；三是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透明国际对腐败的界定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31]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认为：随着政体的改变，主宰者违背各得其所的原则来分配城邦事务，把全部或大部分好的东西归自己，把财富看得高于一切，将人民的利益置之度外，这类变态的政体或者“越轨”“偏离”了正宗类型的政体称为腐败。我国学者宋振国认为：“腐败现象，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非法途径来获取额外的物质或非物质的私利，如受贿、索贿、贪污、偷漏税、非法获取政治资金，盗用、侵吞和挥霍国家财产，以不正常的兼职牟利、政治舞弊、政治叛逃等行为。”[32]本书认为，腐败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出自非公共目的运用权力的不法行为，既包括权力者以权谋私，也包括权力者自身腐化堕落。它是对社会法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背离，是对统治阶级政体利益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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