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圣家族》工作的继续与完成
思想业已形成，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述出来，甚或是否需要专门进行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起先并没有做认真考虑和通盘筹划。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心里搞清楚就可以了，马上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以这些思想所表征的方法去具体探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结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向，于是他们急迫地投入了另外新的理论创作。马克思与出版商签订了两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合同，接续起“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写作；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是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作的《英国社会史》中的一部分，在前书出版后，他又在为后者的实际撰写继续做着准备。这些情况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计划中的著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旨在剖析“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后，并没有引起被批评者的马上回应和辩驳。也许由于该书犀利的笔锋确实击中了要害，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才能寻找到恰当的、与这种批判相匹配的反批判方式；或者在被批评者看来，作者出于“只想和鲍威尔进行决裂”的目的而不惜先把其理论变成荒谬的东西，然后指出这些论点的真实意图，并且使用各种贬义的绰号对其进行讽刺，使争论易于进行的著述方式是“言过其实”了，不值得回应也罢。[1]总之，一直到1845年5月，才在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托·吕宁创办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月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对此书的评论，但评论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对象，而是争论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2]，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3]的细节进行讨论。
当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杂志叫《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于1844—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对象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4]在马克思、恩格斯期待它在实质性回应《神圣家族》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1845年6月25—28日该刊第2期[5]出版了。上面刊出的重头文章是费尔巴哈所写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此外，同一期还发表了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这是对《神圣家族》的评论，但仍然是一篇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评论争论双方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直接对手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才出场。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编者按照一般的常识推断，第3期应该出版于1845年的第3季度，所以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起始时间确定为1845年9月。[6]后来有的学者查阅到1845年10月21日的《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第92号，发现《维干德季刊》第3期直到第4季度，即10月16—18日才在莱比锡出版。“这个新发现的出版日期促使人们修正过去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著作的整个形成过程的看法”[7]，它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时间的上限。
《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这可以说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
奥古斯特·科尔纽在其所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曾形象地描述过这个“宗教会议”：
布鲁诺·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概述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发展，从其《论死与不死》（1830）入手，一直谈到他的《未来哲学原理》（1843），特别是提出要把费尔巴哈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放到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中来评价。布鲁诺·鲍威尔还从主观主义立场出发，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客观主义缺陷。他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类”或者“人的本质”同样是某种绝对之物，是“某种无法达到的、无法理解的、无法接触的、神圣的、超验的东西”[10]，因此，在他看来，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间并没有区别。
布鲁诺·鲍威尔在这篇文章中还首次对《神圣家族》做出反应，认为这部作品“毫无意义”。布鲁诺·鲍威尔声称，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是费尔巴哈哲学合乎逻辑的结论；莫泽斯·赫斯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真正完成者，将马克思、恩格斯没能完成的工作做完了。布鲁诺·鲍威尔以人的个体性——“个性”和“自我意识”谴责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用“类”来压制个体的意图和做法，认为他们之间实质上没有多么大的差别，其思想都归属于“费尔巴哈派”。
《维干德季刊》第3期所刊登的《施蒂纳的评论者》，是施蒂纳对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思想界的批评所做的回应，详细情况我们下一节再谈。
概括地看，这一期杂志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它呈现出黑格尔以后其哲学派别的分化，而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都被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克服者，自称以人的个体性（在布鲁诺·鲍威尔那里是“个性”或“自我意识”，在施蒂纳那里是“唯一者”）克服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其次，它曲解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现了对个体的否定和“类”（它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个体的压制，所以费尔巴哈并没有彻底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最后，它认定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哲学坚定的继承者，差别只在于，赫斯是费尔巴哈思想真正的完成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中间环节。如此一来，误导人们把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哲学”看成是一种没有脱离黑格尔思辨哲学基础的思潮，认为它使人的个体性屈从于绝对之物，屈从于“类”，并且由于它承认感性的优先性，因而有将把人拉回到比较低的发展阶段的嫌疑。[11]
这样，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建构的“新哲学”来说，既要同黑格尔哲学也要同费尔巴哈哲学划清界限，并把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包括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当作德国社会特殊发展状况的一种表现来进行批判，就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维干德季刊》第3期的出版，这种“划界”和批判已经变得非常必要了。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写作时，最初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上。他们回应了文中对《神圣家族》的反批评，于1845年11月20日写了一篇简短的答复。[1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神圣家族》这样一部“论战性”的书，布鲁诺·鲍威尔只“作了几句结结巴巴的回答”。首先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不理解，“极其天真地重弹他那些自命不凡的早已变成毫无价值的空话的老调”，抱怨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他的那些警句，像“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批判家过去工作而且现在还工作”诸如此类的“响亮的誓言和感人的表露”[1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布鲁诺·鲍威尔的回答本身就直接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的新的令人信服的样板，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以前面提到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845年第5期所载的那篇“平庸而混乱的评论”作为他引证的对象，把其中的一些论断和编造的东西抄下来，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然后对非批判的群众得意扬扬地喊道：“请看，我的反对者就是这个样！”[14]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15]
继这篇简短的答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拟定一份草稿，打算更加全面而深入分析布鲁诺·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的那篇文章。布鲁诺·鲍威尔文章原有章节的构成包括了“费尔巴哈的前提”“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特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宗教”“费尔巴哈与‘唯一者’”“费尔巴哈的一些结论及其与‘批判’和‘唯一者’的对立”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草稿就根据文章的这一结构展开了分析，把单独论述费尔巴哈的前5节概括为《“征讨”费尔巴哈》，把第6、7节概括为对《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此外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38页及以下各页”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评论概括为《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而把穿插、分散进行的对赫斯的评论概括为《与“莫·赫斯”的诀别》，结合原文的论述一一进行了反驳。[16]
这种布局谋篇和批判方式与《神圣家族》完全一样。因此，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可以看作是由《神圣家族》开启的清算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完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接近写完这一份草稿的时候，1845年11月24日或25日，莫泽斯·赫斯[17]返回布鲁塞尔，带来消息说，出版商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尔愿意资助出版一份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编辑的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可能这一消息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把他们快拟好草稿的文章写出来的动因。
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感到季刊的篇幅要求比较大，面对他们一度一直翻阅的《维干德季刊》第3期，除了布鲁诺·鲍威尔文章，他们又注意到同期施蒂纳的辩解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而这篇文章与其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恰好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表示要对其进行评论，因此“插曲般地插入”对这部书的详细解读就成为很必要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在完成了对布鲁诺·鲍威尔文章的系统批判之后，马克思接着就要解读施蒂纳的这部“大书”了。
注释
[1]青年黑格尔派研究专家茨维·罗森就持这样一种看法。（茨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4）
[2]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6.
[3]同①.
[4]当然，这些人之间的思想观点甚至哲学基础也不一致。
[5]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包括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当时杂志、刊物、小册子的“卷”“期”“辑”等的称谓非常混乱，本书采取的方式是：杂志、刊物1年周期为1卷，1卷中包含的按每月、双月或季刊出版的称为“期”，不定期出版的小册子序列称为“辑”。
[6]Сочинения К.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том3, примечания 2,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589.
[7]Inge Taubert. 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 MEGA Studien, 1997(2)：16.
[8]即Jacques le bonhomme，是法国讽刺农民的绰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用此称谓施蒂纳。
[9]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208.
[10]Bruno Bauer.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1845(3)：105.转引自Inge Taubert. Die Kritik der nachhegelschen Philosoph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Trier, 1990, 43：38。
[11]Inge Taubert. Die Kritik der nachhegelschen Philosoph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Trier, 1990，43：40-45.顾锦屏、柴方国所著《国外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据此也做了介绍。
[12]这篇文章后来发表时题目定为《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
[13]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4.
[14]同②365.
[15]同②367.
[16]这些后来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圣布鲁诺》章的内容。
[17]赫斯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单独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