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施蒂纳于1843—1844年写成的。施蒂纳虽然通常被归入青年黑格尔派这一派别，然而仔细考察他的思想就会发现，实际上与其他成员相比他显得比较独特甚至可以说有点“另类”，这突出体现在他把青年黑格尔派所弘扬的人的主体意识强调到了极致。
施蒂纳早年曾在柏林大学和爱尔朗根大学学习，听过黑格尔、施莱尔马赫、马尔海内克、米歇勒特等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课，大学期间曾因母亲患精神病而休学。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1842年，施蒂纳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交往，结识了鲍威尔兄弟、梅因、科本和恩格斯，不过他与马克思从未见过面。人们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比如，恩格斯就认为，施蒂纳在“自由人”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富独立性和最勤奋的人”[1]；直到晚年他都回忆说：“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象他在自己的《唯一者》一书中对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坏，不过多少带点学究气。”[2]后来梅林在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也曾经写道：施蒂纳“是柏林‘自由人’团体的一个成员，这个团体所有的卖弄才气、大言不惭和严重的庸俗气等缺点，他都有很大的一份。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革命者，因此他懂得为自己争取历史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3]。施蒂纳在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期间，先后为《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4]、《柏林月刊》等报刊撰写过文章，诸如《关于布·鲍威尔的〈末日的宣言〉》《我们教育的不真的原则或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爱的国家的若干暂时的东西》《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等。他主要的著作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外，还有1852年出版的《反动的历史》，此外他还翻译过8卷本的《法国与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施蒂纳的代表作，全书的核心范畴是“唯一者”（Der Einzige）。在青年黑格尔派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施蒂纳更加重视和彰显其所倡导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特别是认为这些范畴的真正内涵就是“唯一者”。在他看来，“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幻的，“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5]，“对我来说，我是一切，而我所做的一切均是为我自己”[6]，而一切外来的、被以往的人们设定为“高于我”的东西经过几个阶段的中间论证最后都被施蒂纳拒斥了。全书以“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为导言，然后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标题是“人”，说明所有意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个人，都是“否定你自己”，由此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本身都是利己主义的，因而“唯一者”当然也是利己主义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我”，指出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即“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道路。他主张自我的解放不能依靠在自我之外的什么永恒的观念或原则来实现，而只有靠使自己君临这些观念或原则之上才能达到。
施蒂纳在书写完之后，将书稿送给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联系的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全书排出校样还未正式出版时，维干德就给恩格斯寄去一份，让他先睹为快。恩格斯又把校样带到科隆，放在赫斯那里。[7]因此，很可能恩格斯和赫斯是最先看过这本书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1844年10月这本书在莱比锡正式出版。[8]
恩格斯和赫斯在看过此书后马上做出反应。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对此书“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9]。恩格斯还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施蒂纳思想的实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施蒂纳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从一方面看贯彻得比较彻底，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欠彻底罢了。说施蒂纳比较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也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基础，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纯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欠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分解为原子的社会的重建，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被意识到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一切理论的顶峰”[10]。
但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没有把施蒂纳的思想看作是一种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因而低估了回应施蒂纳思想的艰难程度，反而认为，“用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首先，“轻而易举地”向他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必然由于纯粹的利己主义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直接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于是，他又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11]。更有甚者，恩格斯还告诉马克思，施蒂纳思想“原则上正确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原则上正确的东西当然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利己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谈，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要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成为个人。或者换句话说，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12]。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同样最早看过施蒂纳此书校样的赫斯尽管还没有达到像恩格斯这样重视的程度[13]，但无疑他也感到了分析施蒂纳思想的必要性，因此也在酝酿写文章进行评论。
很可能是在恩格斯信的引导下，同月马克思就读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他读后并不完全赞同恩格斯信中的见解，于是答应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评论文章。但是，马克思的文章没有按期写出来。1844年12月底1845年1月初，他给该报编辑亨利希·伯恩施太因写信说，“我不可能在下星期以前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交给您了”，不过“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14]。但是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完了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同样有可能的是，在答应给《前进报》写文章的同时，马克思还给恩格斯写过一封信，陈述自己与恩格斯11月19日信中的分析不同的看法。这样推测的依据是，大约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特别指出：“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太多地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看法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即将发表的评论该书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同样的意见，而那时他还没有看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还要用一用，所以我不得不凭记忆来答复你这封信。”[15]但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就在恩格斯、赫斯与马克思交换对施蒂纳书的意见的时候，1845年5月施里加在当月号的《北德意志杂志》［全称是《北德意志批评、文学和座谈杂志》（Norddeutsche Blätter für Kritik, Literatur und Unterhaltung）］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题目就叫《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施蒂纳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施里加是站在为布鲁诺·鲍威尔辩护的立场上来看待施蒂纳书中的思想的，他认为施蒂纳尽管受到布鲁诺·鲍威尔的学说的启发，但并没有能够超过布鲁诺·鲍威尔。
赫斯的评论在1845年6月问世，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小册子，名字叫《晚近的哲学家》，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他是从“哲学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来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对此，恩格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赫斯“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来“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看来他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荒唐思想——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所以他也就因过于抽象而无法通俗地写作，所以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宣扬博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但是，如果说有血有肉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么，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智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博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飘浮在空中了”[16]。
因为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当作陈述自己思想的参照和对立面，所以费尔巴哈也出来应战。1845年6月25—28日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在文章中，费尔巴哈在为自己辩护时说：费尔巴哈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在思想中的他，便是在现实中的他，在精神中的他，便是在肉体、在自己的感性实体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他是社会人，是共产主义者。”[17]
这样，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出版半年多的时间里，就不得不“承受尘世颠沛的命运，遭到三个‘唯一者’，即神秘人物施里加、诺斯替教徒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攻击”[18]。而且，除了这些公开发表的批评性文章的应战者，不用说，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公开发表出来的论者。施蒂纳显然非常关注这些不同的意见，于是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答辩性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他把对他的这些批判分为三派：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真正的社会主义”，赫斯被认为是第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
很显然，“黑格尔学派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全面解体，必须确定自己对这些哲学家的态度。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文章的发表又使对施蒂纳一书的批判成为迫切的事情，而且必须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了”[20]。就是说，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剥离与自己有过瓜葛的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看来显得非常必要了。
即如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马克思自然持有与施蒂纳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前面说过，他们之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方式上的重大差别；但对已经发表了的关于这部书的各种不同角度的批评，事实上，马克思也很不满意。新思想是需要表述出来，并在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分析中得到运用和检视。这样，在完成了对《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文章的系统解剖后，特别是在有可能发表或出版一部篇幅比较大的著述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该计划起初包括：
其中，《圣布鲁诺》将以已经写完的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的评论代之；考虑到施蒂纳发表在《维干德季刊》上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与其著述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把与施蒂纳的论战主要放在批判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上面，这将组成《圣麦克斯》一章。
至于“格拉齐安诺博士”[21]，指的是阿尔诺德·卢格。在《德法年鉴》出版后，卢格就与马克思和赫斯发生严重的分歧。1845年12月底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巴黎二载》的回忆录，书中对马克思特别是赫斯进行了指责。同时马克思注意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92页中的叙述[22]表明，卢格间接地参与了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活动，因此，必须对其予以批判。[23]
确定了这样初步的著述框架后，马克思、恩格斯就着手批判施蒂纳。手稿最早可能是在1846年1月初开始写作的[24]，主要出自马克思之手。他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施蒂纳著作的结构写作的。由于面对的是施蒂纳这样的论争对手及其著述，所以解读的过程异常烦琐，写作的篇幅也就越来越长。
首先是论域极其宽泛而庞杂。马克思总体上跟着施蒂纳的思路走，进而在几乎每一个议题上都扩展了内容，深入到“人生”的各个阶段、人性的众多层面、人类社会的多种复杂因素和历史的漫长历程中。从《创世记》、古代人、近代人到自由者的嬗变，由政治自由主义向共产主义、人道自由主义的过渡，纯粹的诸精神史和不纯粹的诸精神史的分野，由“我的权力”、“我的交往”和“我的自我享乐”组成的“所有者”体系，法、法律、犯罪等内容构成的权力结构，从地产、劳动组织、货币、国家、暴动、宗教和哲学诸角度对“联盟”的阐释，根据财产、资产、道德、交往、剥削理论、宗教等方面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剖析，直到对“唯一者”和人的“独自性”的分析，最后是《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那篇《辩护性评注》，很多议题和现象触及辄止，都成了说明和论证其思考世界固有方式的手段和工具。
其次是词义内涵复杂难辨。在施蒂纳那里，文字已经不仅仅是他表述自己看法的符码，更是一种思维，就是说，在文字的运用中、在叙述中就可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反映的变化。他真是做“文字游戏”[25]的高手！马克思必须先进入他的论题、语境，透视清楚他游戏的习惯和秘密，才能给予切中要害的回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个题目本身就很有蕴意，其原文为Der Einziger und sein Eigentum。Das Eigentum一词在一般德语词典中均释义为所有物、财产、所有制，然而在较老一点的词典如《格林兄弟德语辞典》中还有一个释义，即特性、特点、特征。施蒂纳利用这一点，有时在“所有物”的意义上，有时在“特性”的意义上，有时则在双重意义上使用das Eigentum一词。正因为如此，英译者把这个标题译为The Ego and His Own，而没有译成The Ego and His Property，这是非常巧妙的，因为Own一词就既有所有物又有特性的意义。[26]施蒂纳利用das Eigentum一词表达的意旨是：他只要找到某事物有某种特性，那么他就是所有物，而且是他的所有物，这样连整个世界也成了他的所有物。诸如此类的文字辨析在马克思解读过程中占了很大比重。对施蒂纳的这种“文字游戏”，马克思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指出：“同位语就是我们这位桑乔的驴子，是他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火车头，是使他用最简单的措词写作这部‘圣书’的动力。为了把一种观念变成另一种观念，或者为了证明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是等同的，就寻找某些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或者在意思上，或者在字源学上，或者干脆在发音上，可以用来在两种基本观念之间建立似是而非的联系。”[27]
公允地说，尽管施蒂纳的思想奇特，但他在书中的叙述却不给人以烦琐、累赘之感，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用现在习见的著述方式衡量，他并不是按所谓“学术专著”的套路来表达思想的，而是用“随感”的形式道出自己对人生、人性、社会和历史的理解。
但是为了痛击施蒂纳，马克思围绕这些话题极其详尽甚至可以说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论断，不惜运用各种譬喻嘲讽和斥责对手，多次重复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有时叙述到了无节制的地步。所以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和著述方式没有获得后人的理解和认同。梅林就曾断定：“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此外，虽然这里也有时出现沙漠中的绿洲，但比起《神圣家族》来要少得多。而当辩证法的锋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28]科尔纽也认为，与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相比，“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却又太长了。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大约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与施蒂纳本人的著作长短相等；有时在细节方面扯得太远，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自己比施蒂纳高明得多，无情揭穿施蒂纳的全部弱点对他们本人来说乃是最大的乐趣”[29]。
不过，科尔纽同时也认为，“对施蒂纳的批判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反对施蒂纳的学说的办法来更恰切地确定和完成他们自己的学说”[30]。可以说，起码对他们自己来说效果是达到了。再者，诚如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神圣家族》工作的继续和完成，如果把《神圣家族》也计算在内，那么就不能说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太简短”而批判施蒂纳的部分“又太长了”；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对施蒂纳的思想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批判，除了出版单行本篇幅上允许延长的考虑，从学理上说，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代表了在青年黑格尔派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黑格尔主观主义化的最终极限”[31]，这也正是科尔纽本人的看法。
《圣麦克斯》章写完后，马克思对有些部分做了重大修改，修改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846年2月或3月。[32]
注释
[1]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
[2]恩格斯.致麦·希尔德布兰德（1889年10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86.
[3]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274.
[4]《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年创刊。19世纪40年代初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在普鲁士境内于1842年12月28日由内阁下令禁止发行，而在萨克森该报则出版到1843年4月1日为止。该报的题词是：“真理和权利，自由和法律”。
[5]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
[6]同①174.
[7]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8]书中表明的日期是1845年。
[9]同③24.
[10]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
[11]同①.
[12]同①24-25.
[13]恩格斯说：“这个东西（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引者）是重要的，比例如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
[14]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44年12月底—1845年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32.
[15]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34.
[16]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17]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35.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16.
[19]Max Stirner. Recensenten Stirenr.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1845(3)：147. 转引自Inge Taubert. Die Kritik der nachhegelschen Philosophi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Trier, 1990，43：58。
[20]Г.А.Багатурия.Из опыта изучения рукописного наследства 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ъса.Реконструкця первой главы “Немец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1969：267.
[21]即Dottore Graziano，是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主人公，假充博学的典型。
[22]在《〈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的结尾，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中有一段话：“在舞台深处出现了Dottore Grazianno〔格拉齐安诺博士〕或称作‘非常机智而有政治头脑的人’的阿尔诺德·卢格（《维干德》第192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90）
[23]这一章由赫斯写成，后来马克思放弃了。详情见本书第三章。
[24]Inge Taubert. 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 MEGA Studien, 1997(2)：44.
[25]这里并非贬义。
[26]金海民.《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
[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8.
[28]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4.
[29]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268-269.
[30]同②269.
[31]同②58.
[32]Inge Taubert. 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 MEGA Studien, 1997(2)：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