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一般是指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它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理讼是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具有规范、保护、补偿、矫正、限制与扩张等作用，是社会平稳转型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转型是理讼变革的原动力，理讼变革又推动了社会转型的实现和完成。
但就清代苗疆的社会转型而言，它显然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中央王朝强制干预占主导作用的被动转变过程。新辟苗疆、改土归流是显据和明证。如果不新辟苗疆，该生苗区域内，就不会有土司理讼和流官理讼。如果不改土归流，该土司管辖区域内，就不会有流官理讼，土司理讼也不会发生调整和变革。
二、清代苗疆的社会转型
清代是清水江流域所在苗疆地区的社会转型期。除了从单一稻作农业，向稻作与人工林业并存的二元经济转型外，清代苗疆社会转型至少还包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有语言、无文字，到识汉字、说汉话；从汉苗仇敌、汉苗分治，到汉苗相安、化为一体；从苗例苗俗、不通礼法，到“礼法”“赤子”话语，“充斥”词稿和碑铭；从“封土建司”，到“改土归流”。既有清廷力促“向化”之力，又有苗疆社会固有精神和传统的自发演进之功，而前者是主导性的。理讼制度因应这种趋势而嬗变。总之，清代苗疆社会转型是一个苗汉日益良性互动、经济文化资源逐渐共享的过程，是一个理讼体制和机制不断调适，实现“汉不扰苗，苗不仇汉”的过程。
（一）经济维度
1.明代苗疆还处于自然实物经济状态而商品货币经济尚在萌发。明朝虽然常常赐予朝觐的土司、土官以钞、币，但是明代苗疆基本还处于自然实物经济状态。虽然实行盐引开中之法，但其目的是促使商人向驻军输送粮食，并无商品粮食供给市场。
虽然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后，朝廷正式允许租税货币化，并三分纳钱，七分纳银，但是，苗疆尚未推行。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贵州巡按毕三才题称：“贵州山多田少，额赋甚俭，虽赖川湖协济，而岁出浮于岁入，日今仓库空虚，官军俸粮历一二年不支，无处措借，乞行本政司依式鼓铸制钱，以济民用裕国计”。户部复言“今举黔地从来未有之物，一旦责之以必行，恐于民俗不无少梗”。[108]
即便是大明宝钞，也未见通行苗疆。洪熙元年（1425）八月十一，贵州水德长官司张沂奏“部符令民计口纳食盐钞。贵州郡县皆洞溪蛮民，自耕以食，商旅不至，无货易钞。乞赐免纳”。[109]宣德七年（1432）正月二十三，思南府奏：“以钞法不通，市镇铺店，亦如例征钞，岩洞深阻，商旅不至，市无交易，皆受雇外境办钞输官，夷民艰难，乞蠲免前项米、钞”。[110]宣德七年五月初二，贵州思南知府张谨奏：“本府税课，岁办课钞一万二千六百余贯，边民之地，别无出产，商旅不至，课钞皆民赔纳。近户部以钞法不通，于课额外再加五倍，夷民贫困，虽鬻子女不能办，追责急，则窜山峒。乞仍旧为便”。[111]洪熙、宣德两朝，均免贵州苗疆纳钞。
苗疆零星商品经济，也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正统九年（1444）六月初四，湖广、贵州二布政司奏“苗民被虫鼠灾伤田禾，告欲伐山木，并以土产方物变易米粮，恐巡逻者遏抑，无以为生”。上曰“苗民亦吾赤子，可坐视其饥窘耶，宜听其交易”。[112]即以木材、山货换取米粮。
明正德至万历年间，采办大木，促进苗疆木材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明正德九年，因修乾清宫、坤宁宫，在四川、湖广采运大木，[113]各官吏军民人等，是从官府领木价和夫价的。[114]但是，明代并未促进苗疆人工商品林种植业的兴起。
汉民向苗人提供的消费借贷，也被压制。景泰元年（1450）八月初六，奏准“水西革勒寨头目阿忽等所统人民，……今已去逆效顺，其田地未及耕种者，免其税；并令贵州都、布、按三司、巡按监察御史，严加禁约，有司军民不许放钱债，倍取利息，复致激变，庶使其永远向化，边境宁静”。[115]
2.清代苗疆的商品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其一，以清水江流域所在苗疆为典型代表的人工林业商品经济的兴起。这种为卖（木材）而买（种子、土地）的商品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因子，是与“为买而卖”的小商品生产（比如，农民为买食盐，而卖掉部分粮食）有着根本区别的。清江四案之一的“白银案”、“争江案”和“皇木案”，就充分地反映了人工林业商品经济的繁荣。“白银案”反映了大规模的木材商品交易对银两——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统一化的强烈需求。“争江案”反映了沿江村寨试图冲破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追求交易自由、交易平等的强烈需求。“皇木案”反映了明清两朝采办皇木，由官办为主向商办为主的转变，反映了苗木山贩、木商水客对于商品交易的平等、自愿原则的内在渴求。
不仅贵州清水江流域，而且清代两广苗疆，也出现木材商品经济。康熙四十一年，民人虞有兴等，与佛山关税木客简献东，共谋占瑶人邓头短等的大掌岭巨杉，与邓头短互讼，经广西巡抚、按察司断处，枷号虞有兴、简献东，山木断还瑶人，并豁除山税。[116]光绪七年（1881），桂林府兴安县正堂柳断处，六峒山多田少，所产稻粱，不敷半年食用，全赖禁蓄竹木砍伐编筏，运省发卖，木客刘金才漂去杉木二百余株，流至城坪，被该处孙显标等捞取数十株，私行变卖。[117]宣统元年（1909），恭城县正堂钱断处，八甲洞瑶人诉木商，因运放木排，而擅开粮坝，嗣后每年春分以后，霜降以前，正田禾急需蓄水之时，每月只准逢三开坝，一月□□放木排。头川二川两坝，限由七点钟起至一点钟止，龙岩坝准放至二点钟止，每次交坝工钱共三千文。春分以前，霜降以后，无须灌溉，随到随开，不得勒收坝工钱文。[118]
其二，苗疆土地由土司领主所有制向地主私有制转变。土地的领主制与地主制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无租佃制。领主制强制奴隶劳动，而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成果，除去最低限度的工食，而地主制中，地租是与佃农事先约定的，地主和佃农共同分享劳动和土地结合所得收益，佃农因有部分的土地孳息的收益权，而有劳动积极性，因而会提高生产效率。《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九载：“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于客民，辄以田产准折”。[119]《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载：“嘉庆四年谕台布复奏，广西土司典出地亩，今既查明汉民占种土司田亩，为日已久。如概令备价回赎，则土司疲惫无力。若欲分别查办，悉数追还，则汉民资本全亏，必致失所。……且汉、土相安已久，即土司疲乏无力，亦只可听其自为生计，又何必官为过问乎？”。[120]《钦定户部则例》卷四载：贵州“兴义、普安一带客民，有置当苗民全庄田土者，所招佃户，多系汉人”。[121]《清史稿》卷第三百五十八载：四川“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冲佃”。[122]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条奏苗疆事宜：“土司贫苦，往往将所管有粮之田，作为无粮之土，卖与绅衿、商民，以致完纳无资，每至派累苗户。请饬令查核清楚，令各买田之人照例输纳，兵部照准。”[123]这充分说明地主经济已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已经崩溃。清代的改土归流，就是变奴隶主和农奴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124]
其三，苗疆货币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白银案”，就表明银两成为苗疆大宗交易的货币。此外，制钱也在苗疆省份鼓铸，并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使用。道光二十四年，四川苗疆冕宁县境内行使私铸小钱，以致银价增贵，钱价贱落，私钱充斥，该县出示，“不得掺用小钱，存积私钱之家，限一月内各自首缴”。[125]该县境内，“凡遇交通贸易，竟将可以行用之钱，任意挑剔，故为选择，以致贫民有钱不能使用”，于是又出示：“将可用局钱另悬木牌以作示样；除实系破烂不堪使用之钱，不准使用，其余一切时行铜钱，毋得故为挑剔。”[126]
（二）政治维度
1.明代的改土归流是不成功的。首先，明朝后期高层，就有恢复土司羁縻制的议论。成化十五年（1480）十二月初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就疏言：宋、元两代，苗疆“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羁縻而已”。明季“代以流官，不通夷语，不通夷情，其下因得苛刻，激变其党；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四命大将徂征，随服随叛；景泰初年，势益滋蔓，得汉人缚之于树，乱箭射之，曰：尔害我亦已久矣。天顺、成化间，累出为恶。臣于时尝言，剿之不得，抚之不从，惟立土官治之，为久远之利，诸夷忻然悦服。……如此则汉不扰夷，夷不仇汉，可相安于永久矣！”。[127]
其次，明王朝为平叛弘治朝的米鲁事件（1499-1504）、万历朝的杨应龙事件（1593-1601）、天启朝的奢安事件（1622-1627）付出沉重财政负担。平叛奢安后期，贵州、湖广、四川三省财政皆被拖累。天启五年（1625）六月初四，总督贵州蔡复题奏：“海内之穷，惟黔为最，亦惟今日为甚。练兵则激犒无资，用兵则悬赏无饵。运米以赡兵，缮甲制器以治兵，则料脚无措”。[128]天启五年（1625）六月初六，御史王柞昌言：“奢酋发难以来，除朝廷发帑以济急需外，诸凡兵饷之不足者，一切取之民间，膏髓已枯立见毙，又安所得转输乎！欲求民不竭泽，兵不枵腹，惟有屯田一著。……永宁、蔺州、遵义其田地之膏腴，固可耕而食也，诚严督诸将卒、部曲计亩栽种，二、三年后可免小民挽输之苦”。[129]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御史袁鲸就条陈曰“黔难未平，楚力已匮”。[130]天启六年（1627）十二月初一，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疏言：“今天下两大患，东则辽，南则黔”。[131]史家常谓，辽东之患，亡明。殊不知西南苗患，也加速了明朝灭亡。崇祯三年（1630）九月初三，总督朱燮元奏：“御蛮之法，治与不治，既来则安，不专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纳疑，残蔺安敢负固，惟当明定疆界，使诸蛮自耕牧，遵往制，职贡赋，数世之利也。若设屯兵，臣以为不便。”上未许之，后推勘，卒如其议。又欲用兵郡县土司者，燮元奏不可。明末朝廷，已无力征剿，无力再添置屯堡和屯兵了，遂准“燮元分以地俾世守”。[132]
最后，屯堡和改土归流的成果无法维持和巩固。天启六年（1627）十二月二十四，四川巡按陈睿谟就奏：“永宁、遵义二路屯田奉有明旨，今岁幸际有秋价平谷贱，此系屯田之明效矣。但获利未几，衅端随冗，遵义自平播改流以来，已二十余年，居民践土食毛，各有分业，顷自避乱以来，而丘垄庐舍，尽非我有，即云将卒、云屯，尽为王土，而哀鸣鸿野，无处惊栖，毋乃驱华民资敌国乎？”[133]太仆寺少卿仍以御史巡按贵州监军陆献明也疏言：“昔臣入黔，正省城围困之后，抚臣王三善被难之时，耕耨无人，军民逃窜，即东偏近楚一带，满目荒凉。今则禾稼如云，此贵阳以东景象也。而西南郡卫，经酋残破者，未必尽然。……凡与苗邻者，子孙妻子辄掳归朝，思、铜诸府，平、清诸卫，老幼失其骨肉，哀号震于村墟，诸路非无营哨，而些许饥馁之将卒，焉能御沸地之群苗”。[134]无论地方大员，还是中央巡视大员，均持一致见解：贵州苗疆改土归流成果，贵阳以东或可维持，贵阳以西则手长袖短，鞭长莫及。
2.清朝的改土归流也曾遭遇反复而成效显著。首先，西南苗疆最后一块生苗区，被新辟为六厅，并“设土归流”，整个西南苗疆尽数籍入大清帝国版图。
其次，限制了土司、土官的征缴租税、徭役的权力。乾隆十二年（1747），两广总督策楞和巡抚鄂昌批准，清理广西太平府安平土州每年规银、米谷以及长短伕役应革、应留各项，并由太平府刊碑晓谕遵行。其中，革除承袭银两、八化折柴炭银、站马、三厢润月米、伕役、次男次女婚嫁银、看牛送马、硝磺银、瓦草银、鱼花银共计10项，保留每年八化田例银、八化额例公用、八化额粮银、六甲米、州判柴马银、钦差及其他人伕、本官婚丧及长男长女婚嫁银、上中食三化、额设土兵、领销府埠盐余10项，并规定标准。[135]光绪十八年（1892），世袭果化州正堂赵自请减免租赋徭役，养廉钱、官差过境，照例应缴纳；承袭合州旧帮项；若遇正堂红白喜事，仍旧照帮项；柴火到年晚三乡共柴火一百担；二三官房外，一切不准妄派乡伕；割水沟、玉米、修马房准免；票提案婚姻田土以及偷窃等件，准差二名，每名俸钱二百文；命盗奸拐忤逆不孝等事，准差四名，每名俸钱四百文；邻村红白喜事，往来一切小用人伕，一概通行免。[136]
最后，清代较之明代加强苗疆的吏治，尤其是不宽纵苗疆武职。比如，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差役腐败运动。
（三）文化维度
1.明朝文化教育以官府倡导为主，苗人没有形成内在动力。明朝在苗疆推行儒教、医学，在卫所、州府设立儒学、医学（惠民药局）；加强对佛教、道教管理，并土司、州府设立僧纲司、道纪司。永乐八年十一月三十，设四川永宁宣抚司医学、阴阳学、僧钢司。[137]但是，苗疆文化教育受到以下因素制约：
其一，朝廷所派教官语言不通。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初一，以监生李源为四川永宁宣抚司儒学训导。李源，本永宁儒学生，以选贡入监。宣抚奢苏奏：“本司儒学生员，俱土獠夷人，朝廷所授教官，语言不通，难以训诲”。[138]
其二，兵燹不断，儒学停续不时。景泰元年（1451）十二月二十四，贵州各卫、府儒学多被叛苗攻劫，教官起送赴部别用。[139]景泰三年二月初四，准有司修理被叛苗所毁儒学。[140]
其三，儒学设、裁反复，不能持之以恒。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罢广西荔波县儒学，因“生员皆苗蛮、瑶、僮，鴃舌之徒，教养无成，不堪选贡，徒费民供，无益国家”。[141]永乐十五年（1417）七月十七，设四川乌撒军民府及云南临安府嶍峨县二儒学、贵州镇远府儒学。[142]洪熙元年四月二十六，革四川乌撒军民府儒学。[143]宣德八年（1433）三月初五，设四川乌蒙军民府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144]万历四年八月二十三，裁永从县儒学，生员量留籍贯行止无碍者，十余名附学。[145]
其四，激励和考核措施不健全。学额太少。明永乐十八年（1421）十二月初五，命贵州思南等八府所选贡生员李正等，送国子监进学，赐赉如云南生例。[146]成化三年（1467）十月二十七，贵州士子赴云南乡试，解额只十人，而广西取士至五十余人。[147]成化十七年十一月初九，上曰“蛮夷率化，既建学置徒，比之内地，但科举之业，未可猝成，宜岁贡生员一人，俾观我国光，相劝于学，以称立贤无方之意”。[148]嘉靖二年（1523）五月二十八，诏复贵州宣慰司学生员一年一贡之例。[149]考核不健全。弘治八年（1495）正月二十五，据奏“万全都司并开平等卫、隆庆等州，学校虽设，而教官或缺；生徒虽俱，而讲习罕闻；兼之军卫数多，未得有司提调，虽有提学御史，又以地临边境，道路往来，动须防获，巡历难徧，考校不时，故生徒无多激励，成材者少”。[150]
其五，投资兴学不够，需往他处附学，且有冒籍侵占学额情形。正统九年（1444）闰七月二十四，命各处土司衙门，应继儿男俱照军生例，遣送官学读书、乡试，其相离地远者，有司计议或二卫、三卫设学一所。[151]嘉靖元年（1522）七月二十四，设平溪卫学。此前，湖广平溪、清浪二卫军生，附贵州思州府学。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八，贵州开科，湖广五卫、四川永宁宣抚司学。先后附入，且未尝限制其名额，于是四方游食、逋罪生员，皆冒五卫、永宁籍求试。其后云南、广西学校近贵州境者，复求附科试。[152]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初一，令余庆、湄潭、瓮安三县子弟附黄平州学，龙泉县子弟附石阡县学。平越、安顺廪额二十名，一年一贡；黄平、新贵个廪额十名，三年一贡。黄平等州县新民子弟，稍通文理者，准入学，不准应试，以万历三十年为始，起贡须十年外，应试须二十年外。[153]
其六，直到晚明，应袭的土司、土官子弟，才被要求入儒学。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十七，令土官应袭年三十以下者，得入学习礼，不由儒学者，不得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补廪科贡，与军民武生一体。[154]
2.清朝苗疆与内地经济交流日益紧密，从而形成了接受文化教育的内在动力。清王朝在苗疆推行文化教育，以经济、切用为旨归，因应了汉民经济交往日益紧密的需要，也得到苗人的积极响应，形成了接受汉文字教育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清初苗疆成功地推行了契约、文字教育。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准的《经理狆苗事宜十一条》就有“苗多占地仇杀，令契开明界趾，官给印信承业”“同名各照祖先造册，不知本姓者为立姓”二条，表明田土契约在清水江流域的推行，是清朝前期官府倡导和推行的。[155]促使了苗疆由“刻木为凭”向“字约为据”的转变，既满足了定分止争的需要，又满足了保护苗人产业的需要。这是清水江文书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贵州苗疆如此，而且湖南、广西苗疆亦如此。苗人买卖田土，须树立契据，但无须过割纳税。乾隆四十七年（1777），湖南巡抚景禄批准“瑶买瑶产，无论年月远近，优免投税。如瑶买民业，照例投税，以安瑶民”。至嘉庆十七年（1812），湖南永州又给示照行。[156]此后，嘉庆十八年（1813）、同治十一年（1872），瑶人照录各前宪印照，禀请永州府永明县存案，亦再次申明“瑶田瑶量，免丈免量，瑶买瑶产，免其过割纳税，其余置买民屯产业房屋等项，过割投税，毋得隐匿”。[157]同治十一年（1872），又申谕：瑶人免派杂役，其瑶买瑶田，历无投税推收过割。照录各前宪印照，禀请存案，仍循旧章。[158]
契约文化，深入苗疆，并已扎根。光绪四年（1878），广西兴安同知示谕：买卖田业山场，必自立书卖断绝契据，日后不得反复向买主增补找索，致于禀究。境内田亩，公认上田每谷一担，作画卖价钱五千文，中田每担价钱四千文，山阴水旱下田作价三千五百文，不得增短勒索。[159]光绪十三年（1887），今广西龙胜自治县内存有的禁约碑载：“官有律条，民有禁约；买田土，不许翻悔，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出入价钱高低，不与买主相干；不许重叠抵当，偷买偷卖”。[160]
苗疆流官，还改变了苗人（瑶人）的某些不合时宜的契约观念——违约罚金畸高。康熙年间，两广的连阳县令李来章，就在其所撰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记述：“瑶人旧规，批立合同必云：‘如有犯者，罚龙角二对，活虎二只’。或须折赎勒银，动至三百六十两，以致人口、田产尽售，不足，则摊派宗族以及亲戚，莫有免者。邑人效尤，其与瑶人争讼，亦复如是，启衅招怨，牢不可解。兵加祸结，职此之故，前人亦有欲变其俗者，口弊舌干，总付罔闻。匪独瑶人不肯遵，即平民亦不肯遵也。琐细之事，才如芥子，比而纷错百出，乱不可理。褊心不平，顽骨难换，欲求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如昔人之所言，亦乌可得哉！予宰连山，屡逢此辈，百方劝谕，怵以大害，盖不知几费苦心矣。后乃稍稍听从。如黄牛一只，今断毁银三两；水牛一只，今断毁银二两五钱；擅绹人头，定责十板。若有别项，准此类推之。如有指一衣一履索银百余两者，坐以抗违激变之罪。自此，小案易结，不致酿成大祸，以故地方幸得稍安。”[161]不仅连阳瑶人如此，清水江苗疆在康熙朝以前，也存在违约罚金畸高的观念。康熙五十四年，岑梧寨陆姓向苗绥寨人买进山场的卖契中，也写道“如有翻悔，发（罚）生金一两，龙角一双”。[162]康熙五十八年，岑梧寨陆姓向苗绥寨人买进山场的又一卖契中，还写道“如有那人先行翻悔，发（罚）生金一两，龙角一对”。[163]但此后，未见生金一两的罚金约定。究其原因，应该是官府劝谕和引导，使违约金逐渐祛除了畸高的惩罚性，而逐渐走向填补损害的性质。
其次，汉、苗经济交往日益加深，需要语言、文字工具。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湖南巡抚冯钤就称，“抚楚半载有余，于苗疆加意体察”，发现“近来苗猺向化，乐与民人亲近，而民人亦因其亲近，遂与之交往，或认干亲，或结兄弟，彼此绸缪”，并饬令：严禁民放苗债，盘剥苗瑶；禁民买苗产。[164]
但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乾隆十八年，署乾同知王敷贲就称，“委署苗疆要地，数月以来”，“体察乾属情形”，就禀请建议：“汉买苗产，应请出示并免归赎也。查乾隆十二年定例内开，此等汉民毋论居住年分久暂，一概不许赎买苗田，如有汉民希图粮轻，再买苗田，与土苗贪得重价，卖给汉民者，将民苗分别责惩，仍令苗人倍价赎回等语。窃思苗人（田）原属有限，藉[165]此耕作，尚难资生，一经汉民承买，势必益贫无赖，是以例禁甚严，原为轸恤苗人之意。卑职体访乾属地方虽无新来汉奸擅入置产，其附近汉民居住年久，与苗人往来熟悉，尚有私行典买之弊，第未据告发，不便官为追扰，细绎此弊，不能尽除之故，实缘汉民恃有例载所载‘买苗田仍令苗人备价赎回’之语，希图未发觉，则田产可得；或发觉，则契价仍归，以致汉民利心终难泯化，嗣后严行出示，如有民苗再犯，此例一经告发，除将民苗分别责罚，田产仍归苗人管业外，所有典买契价，并请免其追赎，庶价业两空，汉民无所贪图，此风或可永息矣”。[166]但布政使周人骥、按察使沈世枫认为：“该署禀请并免追赎之处，查民苗违禁典卖，全在地方官不时查察，严加究治，自不致于轻犯，即或偶有讦告到官，亦在该员临时酌量审断，应将所请免追价赎之处，毋庸议”。事实上，这种禁止民买苗产的禁令，是起不到多大效果的，布政使周人骥、按察使沈世枫未必就不清楚，只是“欲纵故擒”、外紧内松的策略而已。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十一日，据贵州巡抚贺长龄奏：“近来苗人皆知汉语，无借通事代传，苗兵并无操防之责，止供差遣，请具裁撤”。[167]
最后，从数十万份保存至今的清水江文书来看，接受汉文化教育的苗人，已经熟练地使用运用汉字，参与词讼，参加科考，设定群己权界。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朝廷和官员也曾认识到，苗人也讲信义，但是没有试图在苗疆推行信义的契约文书形式。永乐三年正月二十八，有五寨生苗顺服，刻箭为誓，不服叛乱。上曰：“蛮夷虽顽犷，然亦有信义。今既向化，当以信抚之。……其所刻箭，付湖广都司藏之，仍戒饬有司务尽怀绥之道”。[168]清王朝却在新辟苗疆六厅之后，就在其地推行土地契约文书，且不征收契税。比之明朝，见识更为深远。
（四）社会维度
1.明代苗疆社会：有军无民，且苗人仇汉仇军。明代苗疆社会，人口流动主要依赖屯军这种国家兵役的强制性移民，且屯军大批逃亡，随军民人就更少。弘治九年（1496）八月十三日，巡按贵州监察御史丁养浩曾言：“贵州有军无民，修造供馈，其费皆出于国”。[169]无论军民，均没有实现在苗疆安居乐业。
不少逃亡的屯军士卒，以及外省流民，在苗疆沦为强盗，信奉“丛林法则”。正所谓孟子所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初九，初，贵州普安卫安南所屯军李昂等，聚众行劫，拒捕杀人，流毒川贵者且七年，至是昂等渠魁九人就擒，巡抚贵州御史高翀等以闻，及称，贵州军民鲜少，多系江西川湖流民侨居生事，宜申明保甲以稽土著。[170]
屯军的进入打破了土司力量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平衡格局。土司们信奉“宁费万金，不让寸土”，[171]为争夺田土，土司与土司之间常常发动战争。
在这种近似的丛林社会中，苗人村寨或村寨之间形成一种武装自卫性质的组织——“款”，试图对抗来自土司、屯军、盗匪的侵扰。
2.清代苗疆社会：逐步实现了苗汉融合。首先，逐步突破了姑表婚，并实现了族群之外的通婚。康熙六十一年，思州知府蒋琛，检查旧案，发现“凡民间争田雀角者十止一二，而苗人姑舅抢婚之案十有八九”。而大明律载：娶己之姑舅妹妹者杖八十，禁止抢婚，遂请求禁革。[172]嘉庆三年，四十八团鸣锣会议，款场刊立款碑八条，重申盘王子孙妻女，毋许外民百姓为婚，不许瑶族与外民通婚。[173]既然有如此的款禁，就表明了其时瑶族已经在逐渐突破了族内婚姻。血缘纽带，无疑是促进汉苗融合的坚固纽带。
其次，“寨款”这种民间非正式组织，逐渐与里甲、保甲、屯军、团练组织融合。寨款从地方本位，向国家本位转变；从反抗官府、朝廷，向亲近王朝、协助官府转变，如古州土司杨占先，于道光二十六年间，“椎牛盟款”，与附近百余寨联款，抗击叛乱，为国捐躯。光绪十一年，黎平知府郭怀礼为其写传记。又比如峒民吴金随齐款，举起“忠义大款”大旗，协助官府抗击咸丰五年的苗叛。可见，官府、土司、寨款、苗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明代的土司、寨款、苗人几乎一致地仇视官府的立场。
再次，苗疆社会从战乱逐渐迈向和平。大量发生的夫役诉讼，就是明证。很多的夫役，都是战时应急而设的，承平之后，夫役的公平性就受到各方的质疑，而不断提出修改的诉求。这种逐步改进的调适方式，也是与苗疆转型相适应的。
最后，苗疆相对较低的赋税条件、繁荣的人工林商品经济等，吸收了大批汉民在苗疆安居乐业，大量内地商人在苗疆建设会馆，经商谋利，共享苗疆安宁和进步。
[1]吕思勉：《先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90页。
[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丁丑。
[3]《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一，成化十一四年六月甲辰。
[4]笔者注意到有的版本把该目订为“驭外藩”，比如，台湾地区世界书局印行的“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版本的《大学衍义补》。
[5]（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8页。
[6]（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0页。
[7]（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9～1330页。
[8]（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0页。
[9]（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0页。
[10]（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3页。
[11]据林芊考证，晚明天启五年工科给事中虞廷陛奏折内有“阳许收降，悬赏苗疆，阴令缚献”一句，首次出现“苗疆”一词，在其后的明代文献中，又不见“苗疆”踪影。详见林芊等：《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七，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壬子。
[13]《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四，乾隆六年十一月戊辰。
[14]《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三，乾隆十九年九月乙巳。
[15]《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九，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寅。
[16]《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乾隆五年九月丙申。
[17]《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一，乾隆九年二月癸酉。
[18]《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五，乾隆九年四月丁丑。
[19]《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七，乾隆九年十月癸酉。
[20]（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一，乾隆九年二月甲戌。
[22]《清世宗实录》卷九六，雍正八年七月乙酉。
[23]《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乾隆二年十月丁酉。
[24]《清高宗实录》卷六〇九，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
[25]《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八，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甲子。
[26]《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五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庚寅。
[27]《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九六，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甲寅。
[28]《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己亥。
[29]《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〇，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乙卯。
[30]《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五，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丑。
[31]《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康熙六年二月己酉。
[32]《清世宗实录》卷六二，雍正五年十月甲申。
[33]《清世宗实录》卷六六，雍正六年二月壬午。
[34]《清世宗实录》卷一二〇，雍正十年六月己巳。
[35]《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九，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己未。
[36]《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七，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37]《清世宗实录》卷七七七，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38]《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七，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己丑。
[39]《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乾隆四年六月壬午。
[40]（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05页。
[41]（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02页。
[4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05页。
[4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广西，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4]（明）徐宏祖：《黔游日记》，张新民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45]（清）田雯：《黔书》，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46]（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广西，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47]光绪十八年刻本《黎平府志》卷六下，宦绩，第47页。
[48]（清）吴振棫：《黔语》，王￥勺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9]康熙六十一年增补刻本《思州府志》卷八下，艺文，第13页。
[50]嘉庆六年刻本《黄平州志》卷三，武备。
[51]（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
[52]（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53]（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54]（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55]（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56]（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57]（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58]（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
[59]（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280页。
[60]《明太祖实录》卷一六〇，洪武十七年三月丙寅。
[61]《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八，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丁丑。
[62]（西晋）陈寿：《三国志》，任苏杜郑仓传。
[63]《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夏四月壬午。
[6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六月壬午。
[65]《明太宗实录》卷三九，永乐三年二月丁丑。
[66]《明世宗实录》，嘉靖九年八月庚申。
[67]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天柱县志》，下卷，艺文，第60页。
[68]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大定府志》卷五十三，第13页。
[69]（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70]清水江文书中的明显错字，将在错字之后用（），内填正字，改正。明显漏字用［］，内填所漏的字。下文所引文书皆同。
[71]罗洪洋搜集整理：《贵州锦屏林契精选（附〈学馆〉）》，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72]偶里乡平鳌“安民”告示碑（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姚炽昌点校：《锦屏碑文选辑》，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7年编印，第109页。碑文
漫不清，难以辨识的，用□代替，下文所引文书、碑文皆同。
[73]（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74]（清）徐家干：《苗疆闻见录》，陈琳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75]（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76]（清）林溥：《古州杂记》，张祥光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77]（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78]（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79]（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80]（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81]（清）李宗昉：《黔记》，罗丽丽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82]（明）徐宏祖：《黔游日记》，张新民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83]（明）王士性：《黔志》，张新民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84]（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广西，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85]《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乾隆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86]（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87]关于清代流官理讼的制度描述，有那思陆的《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秦的《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重要著作，无须笔者再赘述。
[88]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大定府志》卷五十三，第20～21页。
[89]《冯光裕奏整饬吏治之法（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 朱批）》，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90]“寨款”是笔者创设的一个名词，并非对侗族地区的款文化不尊重。笔者不使用“侗款”一词，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清代苗疆并无新中国所进行的科学规范的民族识别，在清代并无苗族、侗族等56个民族区分，而是使用“苗”来泛指南方诸少数民族。其次，清水江文书中已经发现了清代苗族村寨之间的款文书，可见款并非侗族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再次，《大辞海·民族卷》（夏征农、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就解释：“合款，亦称‘款’、‘议款’、‘合榔’、‘议榔’。旧时侗、苗、水、布依等族的一种社会组织”，该卷主编为郝时远、史金波、道布、黄行等著名学者。复次，“侗款”一词是在1962年首次使用，后有1988年岳麓书社的《侗款》，才得以广泛传播的。最后，使用“寨款”突出其地缘性，而淡化其族别性。
[91]《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七，乾隆十一年五月甲子。
[92]（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93]《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七，乾隆十二年八月丁亥。
[94]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黔记》卷五十九，诸族，苗人。
[95]马国君编著：《平苗纪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96]张子伟、石寿贵：《湘西苗族古老歌话》，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98页。
[97]（明）王士性：《黔志》，张新民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98]（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99]蓝承恩：《忻城莫氏土司50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00]韦业猷：《忻城土司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7页。
[101]潘学明：《广西忻城莫氏土司官族诗文赏析》，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102]韦业猷：《忻城土司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0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广西，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104]（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387页。
[105]（清）陈鼎：《黔游记》，苟爽、罗正副点校，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9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106]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黔记》卷五十六，故宣慰列传，宣慰宋氏。
[107]（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罗丽丽点校，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280页。
[108]《神宗万历实录》卷四一一，第1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7页。
[109]《宣宗宣德实录》卷七，第11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110]《宣宗宣德实录》卷八六，第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19页。
[111]《宣宗宣德实录》卷九〇，第1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112]《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七，第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113]《武宗正德实录》卷一一七，第6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1页。
[114]《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第13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8页。
[115]《英宗实录》卷一九五，景泰附录一三，第4～5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340页。
[116]《大掌岭杉木税详惩奸骗》，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0页。
[117]《严禁沿河居民变卖木商漂流竹木碑记》，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118]《判决坝案碑记》，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119]《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九，《谢启昆》列传一百四十四，第三十七册，第11358页。转引自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12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六《职官·直省土官》，第二册，第8959页。转引自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121]《钦定户部则例》卷四《户口》四《番界苗疆禁例》条，道光十一年校刊本，第二册，第20页。转引自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122]《清史稿》卷三五八，《常明》列传一百四十五，第三十七册，第11347页。转引自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123]《世宗实录》卷三一，第15～17页。转引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7～498页。
[124]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86页。
[125]《冕宁县严禁行使小钱告示》，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26]《冕宁县严禁苛择钱文告示》，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127]《宪宗成化实录》卷一九八，第1～3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128]《熹宗天启实录》卷五五，第8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7页。
[129]《熹宗天启实录》卷五五，第1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9页。
[130]《熹宗天启实录》卷五六，第15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4页。
[131]《熹宗天启实录》卷七四，第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9页。
[132]《怀宗崇祯实录》卷三，第10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6页。
[133]《熹宗天启实录》卷七四，第28～29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3～1294页。
[134]熹宗天启七年八月，第26～28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页。
[135]《安平土州永定例规碑》，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136]《果化州土官陋规蠲免碑刻》，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3页。
[137]《太宗永乐实录》卷七三，第3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
[138]《宣宗宣德实录》卷一一五，第1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139]《英宗实录》卷一九九，景泰附录一七，第11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页。
[140]《英宗实录》卷二一三，景泰附录三一，第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页。
[141]《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二四，第3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142]《太宗永乐实录》卷一〇六，第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143]《仁宗洪熙实录》卷九下，第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144]《宣宗宣德实录》卷一〇〇，第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45]《神宗万历实录》卷五三，第9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3页。
[146]《太宗永乐实录》卷一一八，第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147]《宪宗成化实录》卷四七，第6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0页。
[148]《宪宗成化实录》卷二二一，第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508页。
[149]《世宗嘉靖实录》卷二七，第10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0页。
[150]《孝宗弘治实录》卷九六，第7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0页。
[151]《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九，第10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152]《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二七，第4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6页。
[153]《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八八，第1～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0页。
[154]《世宗嘉靖实录》卷二〇，第7～8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页。
[155]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156]《安瑶印照碑》，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页。
[157]《清溪古调瑶碑》，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158]《优免瑶税瑶差碑》，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页。
[159]《章程永固碑》，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0页。
[160]《金坑禁约碑》，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9页。
[161]《禁革瑶俗貱物平价》，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162]罗洪洋搜集整理：《贵州锦屏林契精选（附学馆）》，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另见王宗勋主编：《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163]罗洪洋搜集整理：《贵州锦屏林契精选（附学馆）》，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164]清刊本《湖南省例成案》，卷五，典买田宅，载杨一凡、刘笃才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编（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165]“藉”，同“借”，下文同。
[166]清刊本《湖南省例成案》，卷三十三，户律，钱债，违禁取利，第9～10页。载杨一凡、刘笃才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编（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305页。
[167]《宣宗实录》卷三七〇，第20～21页。转引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7页。
[168]《太宗永乐实录》卷三三，第6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169]《孝宗弘治实录》卷一一六，第2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8页。
[170]《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七一，第4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0～811页。
[171]《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八七，第2～4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2页。
[172]《请禁革苗俗酬婚积弊详文》，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73]《团规碑记》，载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下）》（10），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