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拉斐尔·阿尔贝蒂
拉斐尔·阿尔贝蒂(1902—1999),属于已经化作经典的“二七年一代”的诗人,是西班牙当代文坛最杰出的名字之一。他的三卷本回忆录《失去的丛林》记述了其迷人的生平和天才的创作。他是加西亚·洛尔卡、巴勃罗·聂鲁达、路易·阿拉贡、海明威、毕加索以及同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知心好友。
他生于安达卢西亚,在圣玛利娅港,在加的斯的千年海湾发现了蓝色的世界。他的童年铭刻着那里的阳光和海滩,这赋予他的性格和作品特有的光辉,也赋予了他得天独厚的强悍,因而能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经历中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阿尔贝蒂于1917年随父母迁居马德里,最初学习绘画,1925年出版诗集《陆地上的水手》,为他赢得了国家文学奖并奠定了他在西班牙诗坛的地位。自1931年起,阿尔贝蒂同时进行戏剧创作。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以文学为武器,为保卫共和国而英勇奋斗。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共产党员的身份,使他成了在血腥的内战以后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关键人物。无条件的政治归属,对被推翻的第二共和国的支持,使他在战争结束后遭受了三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阿根廷二十四年,在意大利近十五年。在此期间,他的前妻,著名作家和勇敢的革命者玛利娅·特莱莎·莱昂陪伴着他。为了将他从政治迫害中解救出来,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地奔走。1977年,风尘仆仆、白发苍苍的诗人终于回到了祖国。他在马德里走下飞机时说的第一句话充满令人激动的和解:“我握着拳头离去,敞开胸怀归来,这是全体西班牙人和睦的象征。”国家、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归来意味着所有那些死在异地的人们都已回归故土。人民的关怀沐浴着他,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重新获得“街头诗人”的美誉,这使他成为加的斯省议员并主持了前几届民主议会。
从儿时起,他就对绘画有极大的热情,在他漫长而又卓有成效的一生中,绘画始终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在罗马流亡期间,他曾多次获得绘画奖。很少有什么技巧是他没用过的:铜版,水彩,铅刻,拼贴……致力于此的结果便是献给毕加索的《致绘画》(1945)的问世。这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充满文学和绘画的伟大与智慧,是为普拉多博物馆中的画家和画作而写的。从少年时起,这个博物馆就意味着他的全部生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普拉多博物馆是右翼集团飞机攻击的核心。拉斐尔和玛利娅·特莱莎,与其他知识分子一道,从轰炸中拯救了诸如委拉斯开兹的《宫女》和提香的《卡洛斯五世》等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阿尔贝蒂的人格和作品具有多面性。他是一位对周围的一切都有好奇心的人文主义者。他对任何艺术形式都感兴趣,在他身上融汇着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所有特征。他表里如一的一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拉斐尔·阿尔贝蒂是一个世界公民,尽管他的根从未脱离过自己热爱的大海。他那令人羡慕的生命力(他曾说:“我从未想过死。”)使其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旅行,几乎直至生命的终结。他甘愿做“街头诗人”,与人民同甘苦;他从不想成为消极的、没有承诺的“坐着的诗人”。
在20世纪的诗坛上,阿尔贝蒂的创作以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著称。他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新大众主义,贡戈拉主义,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政治诗和思乡诗。
他最初的诗歌脍炙人口,深受传统民间抒情诗的影响,堪称新大众主义。这期间(1924—1927)的作品有《陆地上的水手》(1924)、《恋女》(1925)和《紫罗兰的黎明》(1927)。《陆地上的水手》是先锋派诗人借鉴古典歌谣的结晶。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将大海升华到了神话的高度,以优雅的意境和节奏,勾勒出一个崭新的天地。尤其是那首《倘若我的歌声在陆地消亡》,更是脍炙人口:
《恋女》记录了诗人伴随女友所做的一次旅行。诗作短小精悍,诗句简洁明了,字里行间流淌着民歌的韵味,可谓“纯诗”中的精品。诗中并无恋情,只是以热恋般的情感抒发了对大海的怀念,并将自己的家乡和荒芜、干涩的卡斯蒂利亚进行了对比。《紫罗兰的黎明》中的诗句更加小巧,酷似民谣,其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尤其以写斗牛见长。
第二个时期(1928—1929)的诗作有《石灰石与歌》(1929)、《关于天使》(1929)和《布道辞和寓所》(时未发表)。《石灰石与歌》作于1926至1927年间,安达卢西亚题材、城市题材、情爱题材,再加上一些朦胧的色彩,使这部作品变得颇为复杂。此外,贡戈拉主义又使这些题材经受了风格的变化,在古老的文学传统中融入了未来主义的激情。其中的《致葬于西风中的X小姐》一开头就会深深地吸引读者:
从《公开信》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诗人的大海情结与先锋派的融合:
《关于天使》(1929)作于1927至1928年。在此期间,无论诗人自己还是西方文坛都经受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超现实主义在新浪漫派的气氛中突现出来。从前的古典主义已经消沉,虽然诗人还会依恋传统的韵律,但自由诗已势不可挡。这部诗集的结构与戏剧相似,诗中的天使是精神力量的体现。意象的密集,诗句的张力,梦境和地狱的浮现,使这部诗集获得了新的成功。如下面这首短小精悍的《天使天使》:
这部诗集的启示录色调延续到《布道辞和寓所》中。后者作于1929至1930年间,它以讽刺与天真的幽默结束了超现实主义时期的创作。
在第三个时期(1930—1939),阿尔贝蒂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1931年,他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阿尔贝蒂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曾羁留苏联。由于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加上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动乱,他的诗歌创作很快从超现实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在第二共和国时期,阿尔贝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时期的诗作有《号令》(1933)、《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1933)。1935年,他出访美国、古巴和墨西哥,创作了《十三条和四十八颗星》(1936),深刻揭露了美国的阶级和种族矛盾,描绘了拉美人民的苦难生活,并对他们寄予了深切同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坚定地站在人民阵线一边,曾任马德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书记。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战斗诗篇,1938年汇编为《诗人在街头》。这时期值得一提的作品还有《见得到你与见不到你》(1935),这是一首缅怀斗牛士梅希亚斯的挽歌。《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采用了《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的形象,讴歌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阿尔贝蒂更突显了自己“街头诗人”的本色,创作了许多鼓舞人民奋起保卫共和国的战斗诗篇,《保卫马德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诗人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如在《夜曲》中所说,语言已经化作了枪弹:
西班牙内战后的流亡是阿尔贝蒂诗歌创作的第四个时期(1939—1977)。在此期间,阿尔贝蒂同样写出了大量优秀的诗作。非政治性作品有《在石竹花与剑之间》(1941)、《致绘画》(1945)、《远方生命的归来》(1952)等。怀念故土是这些作品的基调,高雅的与大众化的诗句交替出现,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1964年出版的《开向所有的时刻》和1968年出版的《罗马,步行者的危险》也属这一类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继续创作政治色彩很强的诗歌,其代表作为《胡安·帕纳德罗的歌》(1949)和《人民的春天》(1961)、《毕加索的八个名字》(1970)、《美日散诗》(1982)等。
阿尔贝蒂的政治诗同样有很高的艺术性,并非赤裸裸的口号。如《胡安·帕纳德罗的歌》(1949—1953)就是这样开始的:
帕纳德罗(Panadero)是“面包师”的意思,是诗人平民本色的象征。这个系列由《胡安·帕纳德罗的自画像》《西班牙内战中的胡安·帕纳德罗》《胡安·帕纳德罗向“热情之花”致敬》等二十一首诗组成。
在阿尔贝蒂流亡期间的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微笑》。1957年,阿尔贝蒂曾和夫人玛利娅·特莱莎·莱昂应邀来华访问。他们参观了北京、上海、武汉、杭州、沈阳等城市。第二年,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诗文集《中国在微笑》。集中的诗作分“中国在微笑”“花的国度”和“长城之歌”三部分,由二十八首诗作组成。诗人通过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讴歌了新中国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革命氛围和人民安居乐业、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在一首题为《京剧》的诗作中,诗人为这神奇的东方艺术所倾倒:
诗集中有一组《致诗人艾青》的诗,共七首。这些诗是阿尔贝蒂回到南美洲以后写的,第一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最后的两首,诗人这样为我们勾勒了自己眼中的艾青和自己对艾青的承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位诗人未能再见面,就连这些诗作也是直到2009年才在国内翻译出版。然而可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的是,在纪念艾青百年诞辰的时候,有人朗诵了阿尔贝蒂《致诗人艾青》中的作品。笔者曾当面问过艾青的夫人高瑛女士,她还清楚地记得阿尔贝蒂拜访艾青的经过。在为中文版《中国在微笑——阿尔贝蒂诗选》撰写的序言中,阿尔贝蒂夫人、阿尔贝蒂基金会主席玛利娅·阿松森·马黛奥谈到了诗人的中国之行:
在阿尔贝蒂晚年的诗作中,有一组题为《献给阿泰尔的歌》(1983—1988),这是他献给再婚妻子玛利娅·阿松森的情诗。诗人已过耄耋之年,但这部情诗却写得激情似火,感天动地,其生命力与创造力令人折服。
在阿尔贝蒂的一生中,他获得过许多奖项:列宁和平奖、国家戏剧奖、塞万提斯文学奖……然而对他而言,最可贵的是人民的爱戴和朋友们的信赖。智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在《漫歌》中,为他写了一首长达一百六十二行的诗篇,或许是对他最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