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八年一代”：政治诉求与艺术主张

在西班牙，“九八年一代”诗人们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有些相似。那时的西班牙虽没有割地赔款，任人宰割，沦为“半殖民地”，但波旁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丧失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西班牙人，尤其是知识界的精英们对此难以接受。他们既感到失望与困惑，又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通过审视历史与借鉴邻国，为自己民族的复兴献计献策。

19世纪末，“九八年一代”的先驱已经提出了复兴主义思想。例如，作为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诗人华金·科斯塔（1846—1911）就是共和派政治家，他的复兴主义主张在“九八年一代”中颇具影响；作为矿业工程师和古生物学家的卢卡斯·马亚达（1841—1921）著有《祖国的弊端和西班牙未来的革命》以及《关于因果的总体思考》；作为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和美学家的诗人里卡多·马西亚斯·比卡维亚（1847—1899）著有《国家问题：事实、原因和措施》《西班牙公共教育及其改革》……他们试图用实证主义科学解决国家问题，作品中充斥着统计数据和观察分析，主张实行权力下放、发展工业、改革农业、兴修水利以及反对酋长制和教育现代化等强国措施。

虽然都主张民族复兴，但“九八年一代”的作家们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更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团体或文学流派，就连1901年出现的“三人组合”也很快（1905）就分崩离析了。属于这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仅仅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而已。就思想倾向而言，主要有“国粹化”和“英法化”两种。就总体而言，尽管他们都要求改变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但前者趋于保守，后者追求进步。就个人而言，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仅以“三人组合”的成员为例：马埃苏托早期曾写过许多主张“西班牙进入欧洲主流”的进步文章，后来却鼓吹西班牙应恢复16世纪的天主教统治，极力反对共和国，以致在内战开始时被枪毙；阿索林于1907年当选为保守派议员；巴罗哈是一位保守的悲观主义者。其实，这种现象本不足为奇，我国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后来不也变成了保皇党吗！保守与进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会互相转化。再说，作家的创作成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的世界观，而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

乌纳穆诺的《论纯正性》和安赫尔·加尼维特（1865—1998）的《西班牙思想》是“国粹化”的基石。两位作者有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和民族情怀。在审视过去、面向未来的基础上，他们都主张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纯正的核心”。这样的核心在哪里呢？不在国王的诏书里，也不在政治家、主教、将军的言行里，而是在无名百姓的生活习性里。他们认为，对伟人和史诗说得太多了，对普通百姓说得太少了。“九八年一代”的作家就是要把以前不曾写入历史、小说和诗歌的人物写入历史、小说和诗歌。乌纳穆诺强调“千百万没有历史的人的生活”，加尼维特认为无产阶级是“民族深刻的、无法解释的情感的载体”，阿索林偏爱“无名氏的平凡人生”，巴罗哈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国粹”，更是“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们的保守，不能完全否定和一笔抹杀。当然，对于加尼维特对火车的仇视、对手表的抗拒和对中世纪的怀念，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在西班牙历史上，1898年被称为“灾难的一年”。灾难过后，愤怒与埋怨的情绪笼罩全国，媒体的呼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是一个激进与叛逆、反思与批判的时代。人们都在寻求精神支撑和变革途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爱默生的先验论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思潮，都对西班牙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年轻的诗人和作家们初期大多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在灾难和危机面前，自由派和保守派互相指责，共和派指责这二者，社会主义者则指责前三者。

就文学创作而言，19世纪末的著名作家，诸如诗人努涅斯·德·阿尔塞（1832—1903）、拉蒙·德·坎波阿莫尔（1817—1901）、小说家佩雷达（1833—1906）、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和剧作家埃切加赖（1832—1916）等，已不能适应新的文风和新的技巧。新一代的年轻作家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输入新鲜血液，摆脱传统束缚，自由地展示人的内心世界。于是，老一辈作家所偏爱的冗长、繁琐、咬文嚼字的文风被一种明快、简洁、自然的文风所取代。在20世纪初的西班牙诗坛，有两股潮流：“九八年一代”和现代主义。前者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而象征主义又是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加上这两个流派在时间上是平行并存的，所以人们往往将他们混为一谈。其实，西班牙诗坛上的象征主义并不纯粹，它融合着颓废派、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其他流派的因素。就魏尔兰和马拉美而言，西班牙的诗歌美学受前者的影响更多。这主要体现在西班牙诗歌更追求音乐性。萨尔瓦多·鲁埃达（1857—1933）的《节奏》就是一例。无论诗人对音乐性的理解如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受了现代主义尤其是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