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综述
1.2.1 语气系统及语气词研究
1.2.1.1 语气和语气词系统
语气到底包括哪些，和其他相关范畴的关系如何，一直是研究难题。比如孙汝建（1998）认为广义语气包括了modality（语气，通过句调表现）和tone（口气，通过各种词类和格式等表现）。张云秋（2002）认为口气是表达语气时流露出来的情感评价，无标记的口气是中性的，有标记的口气可以分出强、中、弱三个层次。吕叔湘（1942）认为广义语气包括了狭义语气和语意（正反、虚实）、语势（轻重、缓急），与狭义语气有关的分别是认识（直陈、疑问）、行动（商量、祈使）和感情（感叹、惊讶）。王力（1943）将语气分为四大类十二小类，即：确定（决定、表明、夸张）、不定（疑问、反诘、假设、揣测）、意志（祈使、催促、忍受）、感叹（不平、论理）。贺阳（1992）讨论汉语书面语语气系统，包括功能语气（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评判语气（认知、模态、履义、能愿）和情感语气（诧异、料定、领悟、侥幸、表情）。徐晶凝（2000）将普通话基本语气系统分为表态（重说、委婉、诧异、庆幸、婉惜）、表意（单纯询问、提醒注意、揣测）和表情（舒缓随便、不满责怪、慷慨）。齐沪扬（2002）讨论现代汉语语气系统，分为功能语气（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和意志语气（可能、能愿、允许、料悟）两大类。可以看到，各家界定语气的范围大小和分类标准都不尽相同。仅就疑问而言，到底是与认识有关，还是和功能语气、表意有关？疑问的范围是否包括反诘？疑问和询问是平行关系还是包含关系？各家认识并不一致。再如意志愿望一类，王力（1943）认为包括了祈使、催促、忍受，是四大类语气之一，齐沪扬（2002）则认为包括了可能、能愿、允许和料悟，在语气系统中与功能语气并列。徐晶凝（2000）没有将意志愿望确立为一类语气，贺阳（1992）纳入评判语气一类，吕叔湘（1942）则认为是广义语气中虚说的语意一类。可见，各家分类的角度不同，具体的归类处理差别很大。
在Palmer（1986）、Bybee et.al（1994）情态理论和Benveniste（1971）主观性理论的影响下，鲁川（2003）、崔希亮（2003）、沈力（2003）、彭利贞（2005）、徐晶凝（2000）、武果（2007）、石定栩（2009）、何文彬（2013b）等将汉语语气词纳入情态系统和主观范畴内进行考察，力求构建不同于英语的汉语情态系统和语气系统。在Halliday（1994）功能语法理论的影响下，张伯江（1997a）、乐耀（2011）、陈颖（2009）、屈承熹（2008a）、彭宣维（2000）等讨论了语气词的交际作用和篇章功能。这些研究在吸收国外语言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汉语语气词事实，与英语mood/modality区分，构建汉语语气系统，注重语气意义与语法形式结合。
语气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类，但具体有哪些成员，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常用语气词“啊、呢、吧、吗”没有争议，“了2”和“的”的语气词身份就受人置疑，赵元任（1968/1980）、王力（1943）将它们纳入语气词，朱德熙（1982）认为“了2”是语气词而“的”不是，徐晶凝（2008a）根据时体表达和情态表达的关系将它们判定为语气词的非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翟燕（2013）还将“就是（了）、不成”等纳入了语气词范围。
和其他词类相比，语气词成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对语言事实的观察更加全面，区分也更为精细之后，分层次研究及共现序列研究成为考察语气词的必需工作。朱德熙（1982）按线性分布顺序将语气词分为表时态、表疑问/祈使和表态度/情感三组，史冠新（2008）认为“的、了”是准语气词，“啊、呢、吗、吧”是语气词，各有不同的辖域，准语气词总是出现在语气词前。
1.2.1.2 语气词的多角度分析
胡明扬（1981）系统地讨论了语气助词，除了细致的语音描写，还提出了语气助词意义研究的“概括性”和“排他性”两条原则。储诚志（1994）提出分析语气词的两种方法，即“最小差异对比法（有无语气词一一比对）”和“最大共性归纳法（是否具有普遍性）”，与胡明扬的两条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
储诚志（1994）认为语气词U对句子S的语气M可能发生四种作用：增添、加强、共生、无直接作用。齐沪扬（2002）将语气词的作用归纳为表义功能（传信和传疑）、完句功能（自由和黏着）和篇章功能（停顿和照应）。孙汝建（2005）归纳语气词的四种语用功能为增添口气、消减口气、指明疑问点、暗示预设。
张小峰（2003）从信息凸显功能和话语结构标记功能角度考察语气词“吧、呢、啊”的话语功能。陈俊芳、郭雁文（2005）归纳了疑问语气词的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及各自的次元功能，又运用关联理论分析了四大语气词的语用功能。屈承熹（2008b）通过分析“嘛”的语境及共现标记，认为“嘛”在语义层面表示的是其前语法单位的消息显而易见。强星娜（2007）认为“嘛”和“呢”的区别在于他问和自问，“嘛”表现了知情状态和直陈语气，作为语气词正在向话题标记发展。沈威（2010）在句管控理论背景之下讨论“啊、吧、嘛、呢”的用法，关注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主观意愿。王洪君等（2009）从语体角度提出“了2”的意义在于话主营造了“主观近距互动”氛围。
语气词位于句末或句中停顿处的位置使其语篇功能越来越受人关注。方梅（1994）通过语音模式和表义功能分析，认为句中语气词反映了句子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划分，是“主位-述位”结构的标志。Wu（2003）运用话轮分析的方法讨论交际中的互动立场，分析了语气词ou和a的功能，比如低调ou的功能是恳请听话人确认或表示惊讶。屈承熹、李彬（2004）认为“吧”的基本功能是表说话者的迟疑，其语篇功能是对听话者而发及增强与其语境的关联性。强星娜（2011）把语气词看成是语义为空的语法性话题标记，适用于常规陈述句和祈使句。朱敏（2012）在日语语气和人称的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讨论了汉语中人称与语气的选择性，特别是第一、第二人称在各功能语气中的选择标记性及受限成因，对形式化的语用研究富有启发性。方梅（2016）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分析了语气词变异形式“呀、哪、啦”的互动功能及句法后果。完权（2018）认为“呢”在互动性强的言语交际中表达较高的信据力。
形式理论大多认为汉语语气词的作用是标示句类（邓思颖，2010）。Boya Li（2006）讨论了汉语句末小品词和句法结构的关系，对普通话“吧、吗、呢、啊”作了功能和形式句法上的解释。邓思颖（2010）提出，带上语气的小句才成为句子，语气表达话段意义，可以体现为语气词。汉语的语气词可以分为焦点、程度、感情，只在根句出现。
1.2.1.3 方言和专书语气词研究
赵元任（1926）开创了方言语气词对比研究的先河，在对语气词研究和方言对比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各方言志及方言语法著作大都设立专章讨论各具特色的语气词。宋秀令（1994）描写了汾阳方言语气词，钱乃荣（1997）将上海话语气词按语义分出六十五类，李小凡（1998）将苏州方言语气词分为事态、情态、询问、暂顿四大类，范慧琴（2007）将山西定襄方言十五个语气词分为事态、情态和疑问三类，特别分析了普通话无对应的结合语气词，充分体现了方言特色。邢向东（2002）将神木方言语气词按陈述、虚拟、提顿、疑问、感叹、祈使六类语气进行描写。翟燕（2008）通过《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梳理了明清时期山东方言中的助词，通过文献详尽考察了十七个语气助词的用法、来源和特点，方法具有参考价值。
1.2.2 早期北京话研究
曹志耘、张世方（2001）总结了20世纪的北京话研究，指出“北京话语法的研究与语音研究相比显得十分单薄，甚至不及词汇研究”。因为人们对方言差异的感知首先是在语音和词汇，再加上共同语以北京话为基础，语法差异更难为人所察。
1.2.2.1 北京话研究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968/1980）全面开启了对北京口语的研究，书名虽为“汉语”，但作者明确说是以“二十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的“非正式发言的那种风格”为对象。全书详尽地描写了北京话语法体系，对语气词也作了读法、写法和用法上的分析，见解多有独到之处，但全书重在词法，描写语气词只是列举性质。
八十年代，人们对老舍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语法研究，包括口语句式和口语特色等。人们意识到了北京话与共同语的不同，着力挖掘其特色，但语料范围很有限。
林焘（1987a、b）讨论了北京官话的来源和划分，认为北京话和东北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侯精一（2001）则认为北京话是在康熙年间形成的。胡明扬（1987）对北京话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包括界定范围和概念、归纳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胡明扬等（1992）还将北京话研究深入到语体、具体词类等。周一民（2002）对北京话作了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部分现象梳理，对语气词作了简单的分析。北京话虚词研究逐步细致和深入，如马希文（1987）指出北京方言里表示动作进行主要的手段是句末加“呢”，“着”是表示某种状态，刘一之（2000）则认为“着”表现了“在某种情况/状态下”或“以某种方式/行为”。
1.2.2.2 早期北京话研究
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藤堂明保开始对清代北京话进行语法研究，太田辰夫（1950、1958、1991）研究了《儿女英雄传》《小额》《北京》的语法和词汇。江蓝生（1994、1995）通过《燕京妇语》讨论了清末北京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如语气词“呢”用在非疑问句句末表示提醒、请求。
刘云（2013）整理出一批早期北京话材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除了小说和话本，早期北京话还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域外汉语学习材料中。随着对这些语料的挖掘，人们逐渐重视，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一批硕士论文对这些材料作了初步整理和研究。如李蕊（2010）研究了《官话类编》，周磊（2011）研究了《华英文义津逮》，艾溢芳（2016）整理了《北京话语音读本》所反映的北京话音系，姚澜（2014）整理了《寻津录》，徐美红（2013）和张一凡（2014）整理了《官话口语语法》，杨雪漓（2015）研究了朝鲜后期汉语教科书的介词。还有一些博士论文和专项研究的整理较为全面，讨论更加深入。宋桔（2011）对《语言自迩集》作了文献整理和语法研究，从意义出发描写分析了文献所反映的语法现象，虽未设专节讨论语气词，但在“感叹词”一节里分析了较具特色的语气词“罢”。任玉函（2013）描写了朝鲜后期汉语教科书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分析了一些较突出的语言现象。李无未、杨杏红（2011）对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课本进行研究，举例性质地描写了一些语气词。杨杏红（2014）还分析了一些语气词字形和读音现象。李春红（2017）分析了日据时期“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的词汇语法特征及特殊汉语现象。